说现在道德水平普遍低下，伤天害理之事层出不穷，无人否认。但说到何以至此，说到是否应回到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人们的分歧就大了。我们感兴趣的问题是：哪些道德丧失了？是谁毁弃了这些道德？
抱怨世风日下的人颇有一点遗老的味道：“咱前朝的人德性有多好！你看如今变成啥样了？”如此说来，真是失去了一些美德。那么，到底哪些道德失去了呢？
记得游览台北时，看到台北的一些街道竟以忠、义、礼、智、信命名，当时颇为诧异：这不是口号式的宣传吗，在如此现代化的地方，今天还会有人信这一套？在接触了一些当地的风土人情之后才发现，在台湾，忠义礼智信那几个字并非虚言，还真像模像样。
那么看看我们周边，这些东西是否还在？不过首先得说明，这些东西依然重要吗？
在中国，说到道德主要指私德；公德这种东西还有待培育，而且在忌讳公民社会的时代也不便谈公德。私德无非是处理个人与其“直接相关人”之关系的准则，而其核心是所谓人伦大义，即个人在父子、兄弟、夫妇等关系中所应尽的义务。
古代人首先强调的君臣关系，今天当然不再有意义；但国学家主张将其转用于“上下关系”，也不失为一种聪明的变通。这种人伦义务观念，在适当变通的形式下，扩展到朋友、僚属、上下级之间，形成一整套行为准则，它们的恰当表述似乎就是忠义礼智信这五个字，尤其是其中的忠义二字。
在一个几乎没有宗教信仰的国度里，上述的传统伦理观念就成了人们的信仰，几千年来，已经凝结在人们的血液中，几乎成了某种宗教信条。古代人“忠贞不二”、“舍生取义”，可不是说着玩的，必要时是要以生命为代价的。古人在履行其道德义务时，并不像现代人所想象的，有一番豪情激荡的高调宣示，不过是近乎本能地履行固有的职责罢了。唯因如此，恪守人伦大义，才成为普遍的行为模式，并非世间稀有之物，不是什么超凡脱俗的行为。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道德既无关乎圣人，也无关乎经典。
当代人无论如何不再有这种古风了。在父子、兄弟、夫妇之间，在无需付出重大代价的情况下，人们多少有一些模糊的责任意识。若要无条件的自我牺牲，那就绝对是世间的稀有之事。否则，对于道德模范“中国好兄弟”的大事宣传就是多余的了。
至于师生、朋友、僚属之间，履行义务或信守诺言，则早已成为贻笑大方的童话。除了利益上的考虑，你可曾见过朋友之间的无私输诚、上下级之间的忠心用事？一旦利益需要，反脸无情者有之，背信弃义者有之，落井下石者有之，反戈一击者有之，卖友求荣者有之……。
这类丑行就在我们的周围，大家都已习以为常，没有人觉得奇怪，甚至也没有人认为丑恶。一般人都会认为，这不过是时势使然，在类似情况下每个人都会不得不如此的。
我们所丢失的，就是对父母的孝、对配偶的忠、对师长的敬、对朋友的义、对同事的信……。这都是些“旧道德”，曾被我们认为不屑一顾，看作是早已过时的封建糟粕。一旦没有了这些东西，又不免怅然若失，至少一部分古风犹存的人士悲愤至极，不堪回首。
与惋惜于旧道德的丢失相反，高倡主旋律者认为，我们丢失的并不是“忠孝节义”一类的旧道德，而是“无产阶级道德”，是大公无私，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是无私奉献，是阶级友爱……。
问题是，我们曾有过真正的“公”吗？有过毫不利己的人吗？在一个自古就缺少公义、公德、公意的国度里高唱大公无私，会造成什么结果，我们已目睹了；唱高调的枭雄如何化天下之公为一己之私，我们也已见证了。人们甚至不好意思再提到大公无私一类的口号。我们所失去的，并不是这些东西，因为我们从来就没有拥有过；你怎么会失去你所没有的东西呢！
要回答“谁毁掉了我们的道德”这一问题，就不能不追溯到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伦理灾难的祸根早在那个时候就埋下了。
核心的问题是：普通的、几千年来大体上能够自恰地处理的人伦关系，被代之以你死我活的阶级关系。人类社会存在阶级分化，阶级冲突成为社会演化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还在马克思之前，就被许多思想家——其中就包括马克思所不屑的基佐、梯也尔——注意到了。
但由此推断：除了阶级争斗之外，社会生活不再有其他内容；阶级对立绝不可调和；应当有意识地利用并强化阶级对立来实现社会理想——则完全是现代乌托邦实验的产物，既无任何理论依据，也无任何正面经验的支撑。这种荒谬的理论与实践，造成了骇人的世纪灾难，在中国尢甚。
中国是一个阶级关系发育极不充分的国度。我国古代世袭贵族很少，社会不乏上下流动，科举制尤其冲淡了森严的阶级壁垒，“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并非稀世传奇。虽然古代世界远非平等社会，但不同社会地位的人大体上能够和谐相处，至少能够正常共存。我们从无数古代故事中所得到的“主仆”关系的印象，是很能说明问题的。突破阶级差异的友谊、婚姻也并非天外奇谈。
对于一个文明的稳定存续与进化，尽可能淡化阶级对立，绝对是有益无害的，这已为足够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历史经验也同样证明了：相反的做法势必恶化社会气氛，无法实现任何真正的社会进步；这一点，中国现代史的事例提供了最好的证明。
在那个不堪回首的极端年代，无谓地强化阶级斗争的国策种下了多少恶果，事例如此之多，已无列举之必要了。值得强调的只是一个事实：纯粹人为制造的阶级斗争，其主要后果并不是两大阵营的对垒，而是发展为如霍布斯所言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
这一战争的疯狂、惨烈、荒谬与残酷，都是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被誉为改革派干将的于光远，恩尽义绝地休掉了他的右派妻子；蒲安修在庐山会议之后，立即提出与彭德怀离婚；刘少奇在其失势前夕，亲自出面给民主党派做工作，解释楸出彭真是如何利国利民，尽管谁都知道彭真正是刘少奇最得意的门生；刘少奇的女儿刘涛，奋起揭发已被指为走资派的父亲；昨天还以“老子英雄儿好汉”自豪的薄熙来，在其父薄一波蒙难之后，立即踏上一只脚，直到踩断其几根肋骨而后已；1970年，16岁的中学生张红兵“大义灭亲”，揭发了其母拥护刘少奇、攻击领袖的“弥天大罪”，亲手将其母送上了枪决犯人的法场；被誉为千古贤相的周恩来，毫不犹豫地签署了对其养女孙维世的逮捕令，仅仅是因为不敢违拗江青的意旨；有党内大秀才之称的胡乔木，1975年成为邓小平的头号智囊，但不久之后就成了批邓的干将……。
以上不过是那个荒谬年代的少数几个镜头而已。这是什么阶级斗争？刘少奇与刘涛、周恩来与孙维世真的属于不同阶级吗？从这类生死恶斗中你看到道德了吗？其中还有一丝一毫让你不胜唏嘘的古道热肠吗？
制造和强化阶级斗争，导向“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致使全社会陷入了不折不扣的政治灾难。进而，政治灾难又必然转化为道德灾难，人们的道德操守普遍退化，传统伦理规范的约束荡然无存，精神领域成为文明绝迹的化外荒漠。人际关系中充满了猜疑、冷漠、互相戒备与互相敌对，没有任何人觉得自己是安全的。
这种意义上的道德退化，又衍生出许多副产品，其中最有害的就是普遍的虚假与伪善。既然每个人都没有安全感，每个人都在戒备所有其他人，那么，人与人之间就不再可能肝胆相照、互诉衷肠了，有的只是虚情假意、互相蒙骗。这种普遍的虚假大大地加剧了道德灾难。
这就明白了：道德灾难源于政治灾难，而政治灾难源于荒谬的阶级斗争国策。邓小平说得一点不错：最根本的拨乱反正是摈弃以阶级斗争为纲！
但是，道德灾难一定导致道德的毁灭吗？既然道德灾难与政治灾难均源于非常年代的荒唐国策，那么，在人亡政息之后，在经过拨乱反正、重见天日之后，在政治灾难因此而消除之后，道德灾难难道不就随之消除了吗？维持一个正常社会所不可缺少的道德难道不就得以挽救了吗？
然而，情况并非如此简单。问题在于，与政治相比，道德是一种更稳定的社会上层建筑，它具有更大的惯性，一旦遭到破坏，更难以复原。
文革后仅用不到3年的时间，就平复了非常年代的政治动乱；用不到10年的时间，就恢复了经济的常态，并将其推向高速发展的轨道。然而，要恢复已被严重摧折的道德，却至今未见任何成效，谁知道还得耗费多少代人的时间！如果是这样，难道不应得出结论：道德并非仅仅是被摧折了，而是实实在在地被摧毁了呢？
就拿温良品性来说吧。众所周知，领袖特别不喜欢这个，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哪能温良恭俭让！荒唐岁月里造就了整整一代人，这一代人伴随着残酷的内斗长大，从不知互助与宽容为何物，他们能不在好斗与暴戾中打发余生吗？那么他们的下一代呢，下一代人以很大的几率生活在充满暴戾气氛的家庭与社会环境中，而学校教育又绝不会告诉他们，来自文革的那种暴戾好斗，不是一个男儿应有的习性，更不是好男儿所应有的美德。他们又有多大的可能比父辈们更文明一些呢？
在全人类中，中国人不算什么道德模范，但素具温良品性，倒是举世公认的。现在看来，经历文革这一劫，温良品性也被彻底毁掉了。
其他诸如孝敬父母、尊敬师长、轻财重义、一诺千金等等素被崇尚的德行，也由于类似的原因被毁掉了。
现在，已可回答本文的核心问题了。谁毁掉了我们的道德？
是那荒诞惨烈的内斗，是支撑了这种内斗的阶级斗争国策，是主导了这一国策的责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