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今天的文明中，有两样东西须臾不可缺少。它们都不是中华大地的土产，而几乎完全来自西方。对于人类生活来说，它们具有某种根本性意义：为人类的行为与思维立法，却又超然于实体法之上，是某种形式法；它们不关注内容，只纠缠于形式；它们不是智慧，但能使人类生活更富有智慧；它们不是文化，但缺少了它们的文化，只能算低水平的亚文化——它们的大名唤做程序与逻辑，虽然今天已为众所周知，但仅仅一百多年前，它们还不进入我们的词典！
比较而言，逻辑一词更为我们所熟悉，其作用也更无争议。另一方面，程序似乎更贴近于社会生活，更受制于利益的考量，因而不免引起争议与排斥，以致有几分生疏，这就需要更多的关注。
在我们这个星球上，西方人显得是另一个物种，常常为一些在我们看来无关紧要的事情争论不休。不妨看看他们在争些什么。
1787年，北美13州的代表在费城举行制宪会议。他们得解决对宪法条文的争议。首先争议的并非某个条款的内容，而是表决方法：是总体表决还是逐条表决？争议的结果，认可了逐条表决的方法。制宪过程表明，对于顺利制定宪法，这一表决法起了重要作用。
这个世界上如果有哪个民族将办事规矩看得重于一切，那就是英国人了。1840年，雷厉风行的林则徐在广州收缴了英商的鸦片，而这些商人受到东印度公司的担保，东印度公司几乎是英国政府的派出机构。对当时已成为世界霸主的英国来说，林则徐的冒犯大大超出了英国人的容忍度，朝野武力干预的呼声高涨，强大的海军舰队整装待发，而来自广州的求救报告则急如星火。但议会里的大佬们一如往常，依然不慌不忙地高谈阔论，辩论不休。直到以271票对262票通过出兵议案，才让军舰开往万里之外的广州。
2016年，可能是英国现代史上命运攸关的一年：不知道英国政要的哪一根神经出了毛病，竟然发起了发疯的脱欧公投。结果出于至少一半人的意外：脱欧派胜利了。全世界都有一些性急的人，立即心急火燎地准备去脱欧后的英国寻找机会。但他们很快获知：还早着呢！等待英国人的是旷日持久的谈判，每一步都不能少，走完全过程少则3—5年，多则几十年！无论是留欧派还是脱欧派，都只有忍性熬着了。但英国新任首相特蕾莎·梅有点性急，匆匆推出了“硬脱欧”方案，但有一件事在阻碍着她。2017年1月24日，英国政府及全世界的许多人士，都在焦急地等待着英国最高法院的裁决。大法官们是支持还是反对脱欧？其实，法官们的关注点根本不在这里，而是程序！人们眼巴巴地等来的裁决结果竟然只是：脱欧这件事只有在议会批准之后，政府才能启动有关谈判。
这样处事，东方人哪里习惯得来？无怪乎一些办事爽快的东方人要嫌西方人没效率了。西方人的习惯或者信仰就是：事无大小，都得一步步按法定的步骤进行。
按照今天全世界通行的说法，这叫做走程序。
程序是哪个上帝定下的天条，真的有那么重要吗？对此，世人的看法分歧就大了。大体上，西方人认为很重要，甚至认为重于一切；东方人则不以为然，认为实质性的东西才是真正重要的，只要能办成事，走哪条路都行，何必一定要走程序？两种主张，如此泾渭分明，岂止是习惯或风格上的差异，实际上是思维与文化上的分野。
能分出优劣来吗？远远没那么简单。
上面这番议论，似乎显得东方人不看重程序。这种印象当然并非全无根据。
1840年代来华的西方商人，如果与某个沿海城市的地方官签订了什么协议，双方都会认定该协议具有法律效率。可是西方人哪里知道，中国官员并不将皇帝批准这一程序当一回事；倒不是官员们不怕皇帝，而是官员们早有主意：一旦遭皇帝否定，就立即将协议作废！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进入京津地区的英法联军与满清政府达成协议：双方代表到北京展开正式谈判。当西方代表到达清军的防区之后，清军毫不犹豫地将其全部扣押，送到北京的监狱，毫不介意忽略“通知对方废除前议”这一程序。
1900年，在“刀枪不入”的义和团的鼓舞下，慈禧太后突然来了勇气，宣布同时向西方11国开战。西方列强侮我中华久矣，对其开战并不缺道义上的理由。只是，从无现代观念的慈禧老妪，岂懂得各国通行的惯例：开战前通知对方外交机构撤离，竟然认定：开战就是向外国使馆开战！
如此等等，实在使头脑清醒的爱国人士扼腕。
但由此就断言，中国人从来就没有程序观念，那就大谬不然了。不妨看一些事例。
读过古代典籍的人知道，还在先秦时代，中国上层社会的政治生活，就严格遵守礼仪规范了。依据中国的文化传统，仅仅用一个字来表述古代的典章制度：“礼”。这个“礼”字含义之丰富与深刻，需要用整整一本书来阐释，这本书就是《礼记》，它是著名的儒家经典之一。看了《礼记》中对人们行为规范、程式的种种规定之后，你就不会再认为中国人轻程序了。
古代中国人看重程序的事例，在古代文献中比比皆是，不胜枚举。
刘邦本是草野之人，岂有机会学习做皇帝？但总算接受了一班儒生的训导，皇帝还算当得如礼如仪。最重要的是，这个村夫到底明白了，皇家的事毕竟不同于草民的家事，不可胡来的。他立太子是走了严格程序、经历隆重礼仪的，即便他权大于天，也不能说废就废。以爱妾薄夫人所生的幼子取代太子的打算，只得忍痛作罢。
中国人津津乐道的古代禅让故事，虚虚实实，感动了多少天真的儒生！或许正是这类故事的广泛流传，才使得现实中的禅让故事演得像模像样。汉献帝禅让于曹丕的那幕戏，或许最具有代表性。曹丕要取代刘协当皇帝，当时已经路人皆知。在某个粗人看来，换一下龙袍，这件事不就完了？但曹丕就像一个地道的现代人，懂得必要走完适当的程序，否则哪来合法性？自此以后，对旧皇不多不少三次谦让，就成了篡位的标准程序，估计相关的诏书、表章都历代相因。司马炎及南朝的那些开国皇帝，都懂得这种做态；就是尽人皆知的大白脸袁世凯，对“劝进表”也不多不少谦让了三次！
中国的官僚制度，就其历史悠久、规模庞大、制度完备而言，恐怕都是世界之最。这种制度下的官场程序，如不高度发达，那是不合事理的。据历史记载，民国成立多少年之后，地方政府依然沿用帝制时代的办事章程、公文格式、办案流程，足见古代流传下来的官场程序有多大的惯性力量！
如果承认所有这些都是事实，就产生一个难以理解的问题：中国的文化传统，到底是重程序还是轻程序？如果在古代重程序而现代轻程序，那么这一过渡是怎么发生的，其缘由何在？
要回答上述问题，就必要对程序作某些稍一般的考察。
何谓程序？初浅而直观的回答是：程序就是行为赖以进行的程式与次序。更一般且颇显抽象的回答是：程序是一种行为模式，它规范人们行动的流程，以稳定而一致的步调应对多种不同面相的行为。更形象点可以说，程序有如某个活动的议程框架，框架可以相对地稳定不变，而填入的活动内容则可以流动不居。
无论从结构或功能的角度看，程序都是一种行为规则。与诸如法律、行政规章等实体规则不同，程序只管形式而不管内容，可以说是一种形式规则；它通常用于制定实体规则，因而是规则的规则，或称为母规则或者元规则。我们知道，在现代法治社会中，法律的统治是高度普遍的。类似地，如果程序的运用遍及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并成为人们的习惯，那么不妨说，社会已实现程序的统治或者程序化。一个绝非偶然的事实是，一个社会的法治水平与程序化水平是高度正相关的，成熟的法治社会通常也是程序化的社会。
程序化有益吗？回答是肯定的。其理由涉及三个方面。其一是实证的理由：经验表明，高度程序化的社会通常也是成熟的法治社会，因而也是良好治理的社会。其二是逻辑上的理由：既然程序是一种母规则，那么程序化将大大有益于其他规则的制定，因而有助于推动社会的良治。其三是价值上的理由：程序化有利于立法、决策过程的公平正义，有利于防止个人偏见或贪婪对社会治理的腐蚀。
由此可见，如同法治水平一样，程序化水平也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水平的一个重要尺度。程序化是值得欢迎的；人们追求一个法治社会所付出的那种热情，完全值得同样贡献给对社会程序化的追求。
程序与逻辑一样，我们从来就没有缺少过它，只是常常不觉得用了它；或者更准确地说，只是潜意识地用它，但不自觉或不愿意有意识地系统使用它。
这就是问题之所在：我们为什么排斥有意识地、系统地使用程序呢？接受程序化，接受程序的普遍统治，岂不很好！那样可以省去许多运思的麻烦、争议的焦虑，乐得率由旧章、顺水推舟！
不！程序看似中立，全无偏私，其实未必和善，特别排斥个人意志。程序的统治来临，就意味着意志的统治终结！对于习惯于唯个人意志是从的人来说，这可是要命啊。可见，要习惯于个人意志统治的人放弃随心所欲，衷心服膺于程序的统治，是不太有希望的。因此，如同社会的法治化一样，社会的程序化也不可一蹴而就，它是一个长期演进过程的结果。希望仅仅在于，有助于运用程序的认知、习惯、机制、设施在不断积累中成长。
此处的关键词是积累：程序化有赖于程序化元素的积累。
现在已经不难解释，何以极左横行的年代，恰恰也是程序化水平最低的年代。
首先，那时唯意志论盛行，而这就几乎窒息了程序存在的空间。
其次，那是一个斩断历史联系的年代，近代以来积累起来的一点点程序意识、经验与惯例，在几无间断的政治运动的风暴痛加扫荡之后，无一幸存。在这种情况下运用程序，既无勇气，也无习惯，更无先例可循。顺便指出，历史上任何断裂的年代，都是最缺乏程序化元素的年代。根本不知历代典章为何物的刘邦，在长安的龙廷上还能发明什么完善的律令？如果不是叔孙通帮助他制定朝仪，接续了被暴秦斩断的古代历史，他所建立的汉帝国岂不是更加漫无纲纪的荒漠？
再者，极左年代缺少具有程序意识的治国专才。尤其是位居要津的人，根本没有受过够水准的现代教育，完全不具备现代治理所需的理念，仍然将秦始皇、曹操、朱元璋等人奉为治国的最高典范，由这样的传统还能孕育出现代的程序化治理来？
容易注意到的一个事实是，在不同的领域，程序化牵涉利益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在产业与技术领域，程序的运用一般是一个效率问题，不存在因维护某种利益而坚决抗拒的理由。在另一个极端，在政治领域，程序化意味着终结权力的专横，当然会遇到激烈的抵制。两者之间，还有许多中间形态，程序的运用或多或少地牵涉到某些利益关系。一个明显的启示是，应当从那些利益牵涉最少的事情上下手，让人们体验到程序的好处；然后逐步进展到那些具有更多利益牵涉的领域。
既然人们已在技术领域习惯于选择合理的程序，进而也在科学或文化活动中尝试运用众所公认的程序，或者还在民间协会一类的社会活动中依赖于程序，那么，人们就没有理由在政治领域断然拒绝依靠程序；至少，一味排斥程序化运作将越来越显得不合时宜，越来越违背时代潮流。今天，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与国际接轨！当然，总会有一些人极不愿意这样做，但公然反对的人毕竟不多，因为那样显得很没智慧。一旦社会进步到这样一天：喊出“反对与国际接轨”需要很大的勇气，那么就是程序化的实现之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