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无小事，不究细节，何能积少成多！”
“业贵识大体，唯务细节，岂不因小失大！”
两种处世之道，完全对立，纠结于此，岂不莫衷一是？细节之轻重，居然还这么不易权衡，难怪人称处世之难了。此中学问，真有这么深奥吗？
细节可能有不可忽略的分量吗？与其拘于理论空谈，不如看一些典型的历史事例。
王后领刑 法国大革命的雅各宾专政时期有多少人上了断头台，至今也没有一个准确数字，一般估计在1万到4万之间。
两个阵营都有一些重量级人物未免于死：革命阵营中就有恐怖专政的首倡者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王党阵营的最大牺牲者自然是路易十六夫妇了。
富有戏剧性的是，史籍中记下了这样一个细节：王后玛丽在登上断头台时，无意中踩到了侩子手的脚。王后似乎并未因命悬一线而忘记了她的习惯性反应，忙不迭地对侩子手表示歉意。当然，这一表示丝毫也不可能影响侩子手履行自己的职责。
这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细节吗？就其对法国大革命进程毫无影响而言，它确实无足轻重。但从其后法国革命史的千千万万读者看来，这一细节就并非完全不值得注意了。
那个行将就戮的王后，至死都守住自己在长期王室生活中习得的礼仪，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啊。
君主制当然不是什么美妙的东西，完全用不着为其覆灭而惋惜。但以为王室成员以及上层阶级人士全是十恶不赦的恶人，务必在革命中斩草除根，则是毫不可取的极端看法。可悲的是，正是这种观点支配了无数的造反者，致使后来两个世纪中血流成河。
美国制宪 1787年5月，美利坚13个州的55位代表齐集费城，开始艰难的制宪工作。中国文人未必在意、美国史家却铭记于心的一个细节是：制宪会议完全承袭了英国议会的全套规则、程式乃至礼仪。英国，不正是美国革命的死敌吗？
这一事实仅有象征性的意义吗？未必如此。实际上，英国自大宪章时代以来逐渐形成的那一整套议会民主制度，本质上被美国继承下来了。在这个意义上，美国革命只是解脱了与母国之间的宗藩关系，实现了独立，而不是从根本上改变殖民地时期的政治经济制度。因此可以说：
美国革命与其说是一次革命，还不如说仅仅是一场独立战争。
制宪代表戴假发、依英国议会惯例发言表决、会议主席华盛顿就如同英国议会议长一般在辩论各方之间恪守中立，这些细节重要吗？如果一个有眼光的独立观察者当时在现场，那么，目睹了这些细节之后，对于行将建立的美利坚合众国的未来，就完全心中有数了。
试想，如果制宪代表们对于英国议会政治制度不抱高度肯定的态度，他们在制宪会议上能有那样的表现吗？美国人固然不满于英国的殖民统治，但对母邦的传统制度文化毫无敌意——从细节中看出的这一结论已够重要了。
谁是祸首 我们自幼从教科书上读到：1950年6月25日，美帝国主义及其南朝鲜傀儡政权，悍然发动侵略北方的朝鲜战争。然而近年来逐渐解密的历史档案，却披露出一幅完全不同的历史画面：正是朝鲜的金日成，在斯大林的默许与支持下，发动了对韩国的闪电进攻。
今天，除了朝鲜自己之外，全世界都认可了金日成点燃朝鲜战争之火这一事实。就是我们这里的学者，包括左派在内，似乎也不否认。但是，金家王朝的拥趸们还是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新说法：究竟谁打的第一枪并不重要，反正双方都早已准备开战了。
这就产生一个问题：谁在6月25日开了第一枪这一细节，是否重要呢？
当然重要！国际社会需要知道，究竟谁是致数百万生灵涂炭的战争之祸首。当然只有侵略者才是祸首。那么，如何判定谁是侵略者呢？这既与当事国的阵营归属无关，也与理论、主义无关，仅决定于一个简单的国际共识：谁开了第一枪？现在，既然这一事实已经大白于天下，还有什么好争辩的呢？
武汉事件 伟大领袖所点燃的文革烈火，1967年夏季在武汉达到了高潮。7月20日，有一百万人卷入的街头对抗呈不可控制之势。中央代表王力、谢富治在东湖的住地被抱对立情绪的群众包围。
其中一个细节在后来的官方报道中被刻意隐去：在激愤人群的冲击下，王力仅穿一条短内裤从住地只身逃出。当时毛就住在东湖，与王力的蒙难之地仅一步之遥。
形势恶化到如此地步，领袖即使挟气吞山河之势，也不再能若无其事地闲庭信步了，终于听信周恩来的劝告，紧急飞往上海，然后回到北京。
王力从群众围困中几乎赤身逃脱这一细节，也许不被文革史家特别强调，但它事关重大，毛本人尤其看得要紧。毛倒不在乎王力命运如何，且不久就将他送进了秦城。毛在意的只是，王力作为中央代表，也就是他的代表，竟被毫无顾忌地羞辱，更严重的事态就未必不可能了。
到那时为止，毛一直鼓吹“越乱越好”，此时他终于意识到，他对于乱局的控制力已达顶点，是收紧局势的时候了，否则将有翻船之虞。从此以后，毛不再有进一步扩大内乱规模的新举措。
王力的受辱，成了文革内乱越过峰顶的标志。对于这个细节的重要性，就不必多说了。
如果说，举出重要细节的例子，还颇费搜索的话，那么，表现细节轻于毫毛的例子则简直不可胜数。但倘若某个细节无足轻重，也就没了值得注意与记录的价值，岂不无缘进入史册？可见，举出这类细节并不更容易些。不过，还是能找到一些历史事例。
柏林竖旗 1945年5月2日，苏军在付出十多万士兵生命的代价之后，率先攻克柏林。在后来的历史文献与影视中，苏联人特别渲染的一个镜头是：在决战的最后时刻，几个苏军士兵爬上柏林国会大厦的楼顶，竖起一面鲜艳的红旗。
这一历史性的画面，已经永远定格为苏军战胜希特勒德国的标志。经受了四年苦难的苏联人，在举目仰望飘扬于柏林上空的那面旗帜时，该会有多少人热泪盈眶！
然而，真正的历史画面与此有所不同：在战斗结束之际，苏军并没有在国会大厦顶上竖起任何旗帜；今天已定格于记忆中的那个历史画面，是为了供宣传使用，在战斗结束后专门补拍的。
补拍竖旗的镜头，这样一个吊诡的细节重要吗？它值得媒体或者历史学家大费笔墨吗？对于有历史考证癖的人，这确实是一个做文章的好题目。
但是从二战进程及其结局的大脉络看来，这个细节并没有太大的重要性。在任何严肃的二战史著作中，上述细节不妨一笔带过，或者在一个简单的脚注中略加说明就够了。即使是苏联当时的竞争对手、后来的冷战对手英美等国，对此也并未特别介意。
林彪叛逃 无论从什么政治立场看来，9.13事件都是中国现代史上最离奇的事件，它至今留下一连串谜团：林彪在其生命的最后一段究竟意欲何为？他对其儿子的种种诡秘活动了解到什么程度？他在登上三叉戟飞机时意识状态如何？他是否确切知道飞行的目的地？在飞行途中飞机上到底发生了什么？飞机坠毁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如此等等。
这一系列问题多少年后都会引发一些研究者的兴趣；作为史学家的研究课题，绝没有人认为它们毫无意义。就此而言，并不能说9.13事件的这些细节无足挂齿。
不过，无论对上述细节的研究取得多大突破，无论还有多少内幕被发掘出来，无论有多少谜团被澄清，都不太可能从根本上改变1970年前后毛林对立的性质、对林彪在毛时代的表现的评价及对林彪历史地位的总体估计。
在这个意义上，9.13事件的细节仅有十分有限的意义；甚至可以说，在中国现代史上，那些枝枝叶叶是无足轻重的，它们不过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权力者互相倾轧时掀起的一点涟漪而已。无论好事者继续编撰多少八卦演义，真正有眼光的学者与正直人士，对之都不会有过多的兴趣。
右派改正 对于胡耀邦最难否认的一项德政，是平反冤假错案。55万右派的改正，在古今善行录上，将写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整个来说，右派改正工作做得干脆利落，恰如快刀斩乱麻。但也有一些个案遇到些许阻碍。例如，替著名水利专家黄万里改正时，黄的右派材料中，当初被钦点为反党作品的一些发表于报刊上的文章，就成了引起争议的疑点，且一度迟缓了黄万里的改正。
这个右派材料细节重要吗？从传统的观点看来，当然重要，不予重视，岂不有放过敌人之嫌？
实际上，这根本不重要！
首先，凭一篇小品文就定为反党，也太严酷了，那只是57年的逻辑，不宜再用于改革开放年代。即使黄的文章真有错误观点，那也属于思想意识问题，岂能据此划为右派，右派是敌人啊。再者，如果对一篇文章的定性达不成一致意见，也不应就此拖着。“疑罪从无”这种现代意识，就是解决这类疑案的原则，可惜，这一原则还不被当时的人们所熟悉。
在今天看来，当年让人们感到棘手的那些细节，就更不足道了。
每件事都由细节构成，任何人都永远别想完全绕开细节。聪明人的教诲是：“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如此岂不什么都顾着了，实在无可挑剔，但实行起来恐怕并不容易。一开始你就碰到一个难题：何为大处，何为小处？或者，何为大节，何为细节？
与其泛泛而论，还不如看看某些有影响人物的事迹。
被誉为千古贤相的周恩来，处事理政，面面俱到，心细如发，被广为传颂。如果决意以周为榜样，那就不要去斤斤于细节大节，只管埋头去干就是了。只是这样一来，你所奉行的哲学，实际上就成了细节为重。
周恩来直接统领外交，更将其务细的风格推向极致，直言外交无小事，迄今仍被朝野奉为金律，没有谁敢提出异议。怪不得，周恩来亲自操心着涉外国宴上的每一道菜，被当作顶级德行广为流传。
只是，我不明白，外交就如此特殊，竟成了唯一“无小事”的部门！难道就没有很强的理由，将许多同样重要的部门划入无小事部之内？岂不能说，国防无小事，教育无小事，卫生无小事……？
周曾在舞台上，亲自指挥艺术家们排演大型歌剧《东方红》。望着那个镜头，我没有“热泪盈眶”，只是困惑不已：一个大国总理，日理万机，指挥演戏也是“万机”之一吗？“外交无小事”，其实早已推广为“衙门无小事”了。
如此勤政，自然美誉隆于当世，风范遗及后人。只是遇到一个粗人，不免生些抵牾。彭德怀恰是这样一个粗人，他不满意周处理政务的效率，尤其不满意在周的主管下对朝鲜战争军需供应的延误，心急火燎地从朝鲜战场上赶回，冲着周没有少说粗话，大呼办事如此拖拉，何不让邓小平来管！
在彭德怀眼中，邓小平似乎是高效之人。不错，邓小平早有干练之名。那么，邓对于粗细的取舍如何呢？
邓小平恰好提供了一个另一极端的例子。邓的哲学就是：宜粗不宜细!
邓精于棋艺，他在奋力搏杀之际，眼观全局，务操胜劵，似乎不在意一兵一卒的得失，不太可能信奉“棋局上无小事”这种方略。
邓的风格，由棋艺而政务，由政务而国务，一以贯之。就实效来看，邓的确留下了不少振聋发聩的政绩，那都是些大手笔，这些自然有传纪作家管着，一件也不会漏掉，不必在此罗列。抓大事而不拘小节，尽显大将风范。
只是，务求宜粗不宜细，邓大人不免走得太远了些，往往将那“不宜”的“细”干脆给抹掉了。1957年抓老右，奉旨行事，邓这个组长当得不易，呼啦啦一下子打了55万右派，“粗”已至极，何言“细”哉。
但不是由邓作主，且不置评。20年后改正，几乎一风吹了，同样粗得可以，功德无量啊。但依然强调“反右是必要的”，就不知该算粗还是细了。
1975年，河南信阳地区突发洪水，一座大型水库面临溃垻危险，几十万人的生命危在旦夕，地方十万火急告急于国务院，请示紧急处置方案。接到报告的李先念等人不能定夺，到处找邓小平——谁知他上牌桌去了。白白浪费十多个小时后，大祸已经酿成，溃坝后的洪水一扫千里，几十万人已成鱼鳖。这个被评为20世纪全球最大人为灾难的事件，肯定无法当作“细”而抹掉。目睹这一悲剧，邓氏作何感想，就不得而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