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愿意当失败者，其原因之一是，失败者常不免承受双重的屈辱：失败本身的屈辱与被强加责任的屈辱。很少有人去细究对失败者的公平，于是“成王败寇”被锻造成千古不易的铁律。说来也是，谁叫你失败呢？拼命去博取成功吧，管它顺天应人还是伤天害理！
失败者的故事不免压抑沉闷，从来缺少吸引力，却不乏教益。不妨就从一些著名失败者的故事说起吧。
王安石无疑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官场失败者。赵匡胤所开创的大宋王朝，尽管有种种建树，但国势孱弱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衰弱的原因不外乎社会肌体有病，到神宗时期已经病态沉重，引来不少“医国手”竞相献药，王安石有幸被选中为医国高手。
颇有志于革新朝政的神宗，将主持改革的全权付托给王安石，这就有了千年争议的王安石变法。
与那个时代所有高级文官一样，王安石也是一个儒者。但不同于大多数儒者，王安石不是仅仅盯着古代经典，而特别着意于实际观察社会与朝政。他并不忽略农户税负、借贷及官员考绩这样一些细节，并由此制定了他的改革政策。
无奈大宋之病远超出王安石的想象，他所下的猛药全不见效，新的症状更使朝政不堪。王安石的失败竟如此之惨，不仅在朝臣中他成为众矢之的，就连他的变法所要扶助的黎民百姓，在深受变法失败之害以后也不原谅他。
在如此溃局之下，皇帝不得不抛弃他。受此打击的王安石，处境一度如此之惨，以致天下士人几乎一致地认定他为千古罪人。《今古奇观》中甚至编入了这样的故事：王安石在辞官回乡途中，旅舍竟然拒绝接待这位恶名满天下的失位宰相。千年之后的改革者也不能不因此而寒心！
不错，王安石的变法是失败了，其惨痛后果自然朝野都得分担，其始作俑者更难辞其咎。但平心而论，王安石不仅是一个置个人荣辱于度外的真诚的改革者，而且是其眼光远远超越时代的先觉者。他的青苗法固然不成功，但其中所藴涵的经济思想，不正是现代人视为当然的吗？对于这位当年饱尝屈辱的失败者，当代人不要补偿他些许荣光吗？
民国时代几乎每个政要都是失败者，要挑出一个典型人物反而困难了。人们关注得较多的大概要算袁世凯。这个老奸巨猾的绝代枭雄，在共和制已成为世界潮流的时代，竟然甘冒天下之大不讳，企图重温皇帝梦，似乎已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这个人离我们也近了些，人们对于他余恨未消，没有多少人愿意作点正面评价。但是，历史的吊诡之处却在于，一个世纪之中袁世凯式的人物真还不少，其中不乏比袁氏更坏之人，对袁氏其人就不能不重新考虑了。
既然在袁氏之后，有人实际上享有皇权，即使未戴皇冠，但其专制暴虐、骄奢淫逸超过历代帝王，袁世凯只是做做皇帝梦，也就不算什么了。况且在袁世凯的时代，两千年帝制刚刚谢幕，大多数老百姓心中所念叨的，主要还是“如今坐金銮殿的是谁？”不少人甚至还不愿剪掉那根猪尾巴；眼看天下汹汹，群雄并起，国无宁日，当此之时，还只有一个袁大总统能廓清宇内，一统天下；这一点就是孙中山也是承认的，否则他就不会如此爽快地让出大总统的宝座了。
袁氏当政的5年，当然算不上是够标准的共和政治；但毕竟已有一种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的政制安然起步，对于近代外交、教育、交通、财政、实业等等的基础性工作无不快速推进。那几年建造的铁路、学校之多，在整个上世纪都是十分突出的。
今天，这一切已不太被人记起了。但平心而论，现代中国不正是在那个基础上起步的吗？一度想当皇帝的袁世凯实在太臭，其恶名足以遮盖他所做的并非皆坏的一切，终究是咎由自取。不过，历史就不能稍稍平衡一下袁氏的荣辱吗？只是，看来历史还得沉思些时啊。
1949年之后，受难的高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但他们不见得都是失败者，其中不少人在晚年权势显赫、灸手可热；有些则身后备极殊荣，荫及子孙；也有一些在民间几乎成了圣人。
当然，其中并不乏怎么看都是失败者的人，最著名者大概要算高岗了。今天的年青人已不怎么了解高岗了，但在建政之初，无论地位、声望还是上升势头，高岗都在邓小平之上。毛在私下密谈时刻意让高岗相信，似乎有意让他作接班人！当然，这位雄主的话从来都不可当真。
高岗这个曾经的东北王，谈不上什么文韬武略，不过是一个靠造反起家的陕北老土而已。但是，他却不失为一个精明强干的组织者与实干家。即使像彭德怀这样从不阿谀任何人的铁面武人，也盛赞高岗在东北的高效管理。高岗精明务实的后勤支持，确实大大有益于彭德怀在朝鲜的战事。
然而，高岗毕竟不是一流人物，哪里能看清中枢权斗漩涡的波诡云谲？竟一时栽倒在毛的手掌中，成了高层博弈险局中的一颗棋子，很快被舍弃出局了。这个本来想忠心耿耿充当马前卒的鲁莽汉，转眼之间就成了“反党集团”头子。这樁公案至今都没有一个经得起推敲的说法，高岗的身后荣辱，看来尚属未定之天。
历史上曾有过不少社会运动，例如新教运动、阿拉伯复兴运动、女权主义运动等等；但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工人运动。工人运动的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是，其领袖人物成则为圣人，败则为叛徒，绝不含糊。工人运动有两个最著名的失败者：拉萨尔与普列汉诺夫。在正统的社会主义文献中，他们当然只能拥有“无产阶级叛徒”的头衔。
拉萨尔（1825-1864），德国犹太人，传奇般的工人运动活动家。拉萨尔比马克思小7岁，在马克思面前十分谦卑，自称为马克思的学生。拉萨尔当然远没有马克思那样的学养与理论建树，但却是远胜于马克思的天才活动家。他通过自己在德国让人倾倒的巡回演讲，及技巧高超的组织活动，竟在短时间内创建了一个庞大的工人组织——德国工人联合会。
马克思的理论崇高且深奥，作为活动家的拉萨尔哪里能读透？他所创立的工人联合会，其理论纲领哪能达到马克思的高标准！这就出现了一个微妙的局面：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已经处于支配地位的马克思主义者面前，站立着一个在理论上可能持异端、而实际号召力又空前强大的竞争对手。
马克思本人十分厌弃且轻视拉萨尔，但又不能完全忽视他雄厚的群众基础；加之，拉萨尔并不直接冒犯马克思，如何排除这个对手就成了一个难题。幸而，这一难题很快由于拉萨尔的英年早逝而自动解决了。
然而，拉萨尔的强大影响并未随之而去，而马克思认定这种影响将严重危害他的学说无与伦比的纯正性。于是，在随后几十年中，就有了马克思本人及其追随者对拉萨尔主义的理论清算。这一清算是如此彻底与成功，致使马克思的后世追随者，就只知道拉萨尔是一个工人阶级叛徒了。
就生前事业而言，不能说拉萨尔不成功；恰恰是他太成功了，铸成了他的事业的最终失败。他失败得很彻底：在他所致力的领域，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愈来愈默默无闻。
今天，无论在德国还是别处，工人的组织与活动仍然强劲，但拉萨尔当年那种性质的工人运动毕竟已经远去，更难有人记得起拉萨尔了。事情到了这一步，无论荣与辱，对于拉萨尔都没有太大意义了。拉萨尔留给后世的，不过是一个有点朦胧的凄婉故事；这是一个掠人之美的故事吗？
普列汉诺夫（1856-1918），俄国工人运动的早期领袖，列宁的引路人与思想导师。与拉萨尔不同，普列汉诺夫既没有成为马克思的对立面，也没有任何理论上的异端。他从未背离过马克思，恰恰相反，他是一个原教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始终恪守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不相信完全不具备经济条件的俄国，能先于西欧进入社会主义。
他不赞成十月革命，十分失望于他过去的学生列宁的盲目举动。普列汉诺夫在临终之际口授了一封信，其中不仅愤怒谴责了十月革命中的种种不义行为，而且十分准确地预言了布尔什维克运动后来的恶性发展，及其不可避免的失败结局。
正是由于这一奇迹般地准确的预言，使该信在后来广泛流传于俄罗斯知识界，而且普列汉诺夫也成了颇具神秘性的先知。列宁对他的这位坚决不肯变通的导师，自然照例要加以“无产阶级叛徒”的头衔，但多少也保留了某种尊重。因此，即使在苏俄时代，普列汉诺夫也并未被完全打入冷宫，在今天就更加荣多于辱了。
芸芸众生之中，失败者比比皆是，其中大多数籍籍无名，根本进不了任何官私文献记录。失败者一旦有了一定知名度，其失败之中，就已透射出让人不能轻视的成功。这样的人究竟要算失败者还是成功者，真还颇费斟酌呢。
前几年，我有一次机会参观武汉一处监狱。那是一座模范监狱，狱舍之亮丽洁净远超平常的想象。我随向导走过一排单职工宿舍般的监房时，猛然看到一个老者正襟危坐于一小课桌前，正默默地看书。
向导介绍说，此人就是牟其中，已年届七十，13年刑期还长着呢。牟在狱中坚持每天跑步健身，且读书写作不倦，据说偶尔也接受某些媒体的采访，其气概似乎不减当年在商场中搏击时的奋发。
此前我颇注意浏览有关牟其中的事迹。应当承认，牟其中确实是一个奇才，他在开放之初所创造的那些商业奇迹，至今仍然笼罩在神秘的迷雾中。他一介草民，几乎在一夜之间就积聚了巨额财富，将生意做到了俄罗斯。然而，就在他雄心勃勃准备资金去买回俄罗斯的旧飞机之际，一件突发的诈骗案击碎了他的美梦。
他的下场应验了一句老话：跳得越高跌得越惨！如果他仅仅是一个铤而走险的无知莽汉，那么他的失败不过是每天都在发生的商海沉浮中的一件小事，不值得特别关注。问题在于，牟其中是一个博览群书、见地不俗、抱负非凡而又深思熟虑的人，他怎么能轻率地将自己的命运押注于一次赌博呢？他的案子颇显蹊跷，令人费解。一个每天都在狱中砥砺意志的垂垂老者，还能有出头之日吗？未来的野史——正史似乎还够不着——将会如何书写牟其中其人呢？
二十多年前的央视节目中，经常会出现一个脸上皱纹深刻的老农民，他可不是前朝重臣陈永贵，而是天津大邱庄的“庄主”禹作敏。禹作敏的生存技巧与陈永贵恰好相反，他并非依赖于某个大人物树立为样板，而是运用一个“活农民”的特有智慧，趁开放之机从草野崛起。
仅仅“时代的产儿”一句话，并不足以将禹作敏淹没在万千有所作为的活农民中；禹作敏并非仅仅有点作为而已，他风声水响的动静也实在太大了，以致让许多人目瞪口呆。他的成功是一个草根独立奋斗创造奇迹的故事。唯因如此，一旦大难来临，他不能指望任何大人物施以援手，只能俯首就擒。无疑，来得过快的成功让禹作敏变得放肆，以致惹上官司身陷囹圄，原是咎由自取。
但是禹作敏仅仅是一个无法无天的暴发户吗？胆大妄为的暴发户还少了？至少，那个恰好与禹作敏南北呼应的华西村村主，其霸道放肆一点也不输于禹作敏，后者却终其一生都顺风顺水，死后也备极哀荣。禹作敏一介老粗，居然说出“低头向钱看，抬头向前看”、“富不富，看中组部”这类惊世骇俗的话来，不免太越分了。
禹的目中无人早已使一些大佬不快，他竟然浑然不知，其下场也就注定了。禹作敏自行其是地度过了他奇迹般的一生，至死也未必明白，能容许他自行其是的舞台其实是很小的。与禹作敏有类似经历但更世故些的人，大都活得很好，这或许正是禹作敏的故事有其特殊价值的理由吧。
已提到的几个失败者，其经历少有共同之处；但所留给世人的，却不乏共同的启示。
每个失败者都不乏成功纪录，有些人的成功，完全可以说是惊天动地，永载史册。就此而言，失败者也有荣在焉。你能说，项羽与王安石没有他们的身后殊荣吗？项羽作为一个盖世英雄的荣光，王安石作为一个伟大改革者的盛誉，都将永远彪炳史册，其光辉未必亚于他们当年的对手。在今天看来，你觉得项羽一定不如刘邦、王安石一定不如司马光吗？如果失败者在离世之前就能确信这一点，他们还会遗恨九泉吗？可惜，失败者对于自己的命运未必都能作如是观，这就加深了他们的悲剧。
失败者的始亮终晦一样，但其失败原因则不一。有些人是因其价值取向不合时宜而不能不败，而所坚持的价值最终将为后世所肯定，这些人虽败犹荣。
普列汉诺夫当年因坚持欧洲法治与人道价值而不为布尔什维克所容，他似乎选择了失败，这不比选择胜利的布尔什维克更值得吗？
有些人的失败主要出于一时失误，例如高岗、牟其中似乎就是如此。但放在一个大背景下来看，这些人的失败又有其难以避免的逻辑在。
例如，毛时代内斗的险恶使每个高官如履薄冰，像高岗这样的人，即使免去一时“失误”，能终身得免“失误”吗？因此，从个人看来可归于命运无常的事情，从社会看来就很正常了。在这个意义上，失败者的个人不幸，并不是什么奇耻大辱。高岗不过是比别人更早一点中箭落马而已，何耻辱之有？可惜，当事人很难这样看，否则高岗也不会吞药自尽了。
任何成功都是某种价值的实现，而失败就是该价值的丧失。如果所丧失的价值只有短暂意义，就不特别可惜，丧失这种价值的失败者也没必要深感屈辱。
例如，成功的刘邦实现了“奉天承运”大一统王朝的价值，这种价值当然没有什么永久性，作为失败者的项羽就不是特别值得否定的人物了。与之相反，那些永恒的价值——自由、公义、人道等等——应当是高尚且智慧人士心中的太阳，是不可抗拒的上苍指令，为坚守这类价值，即使付出失败的代价，也是值得的。这种自觉的失败者的缺失，绝非国家之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