聪明当然是好禀赋，那是上天的惠赐，并非人人都有的福分。但一句俗语聪明反被聪明误，会使一些自恃聪明的人倒吸一口凉气。聪明真的可能带来劫难吗？那就检视一些古今中外的事例吧。这些事例对于意在运用聪明的任何人，都不失有益的启示。
一个能厕身庙堂的人，除非纯粹坐享祖上余荫，总少不了几分聪明。但他是否也有善用这份聪明的智慧，那就是另一回事了。现在就来看史上几个高居庙堂的人物。
曹操 此人无疑是大聪明人，其才智为历代所称颂。他在运用自己那份聪明时，从来都是挥洒自如，很少受制于什么清规戒律。但这样一来，就常常不免走得太远。
曹操在赤壁大败于孙刘，并非命中注定。如果周瑜没用火攻，或者用了火攻而曹操有所戒备与适当应对，很可能有完全不同的结局。
实际上，有幕僚提醒过曹操，应提防孙吴的火攻。但聪明的曹操太自信了，他坚持认为自己比所有人都眼高一着。他当着部下大笑那些害怕火攻的人：那个季节盛行北风，南军就不怕烧了自己？
可惜，天公也有不守规则的时候，在本应刮西北风的时候刮起了东南风，恰是这种意外导致曹操的败局，一个好端端的一统江山的机会，就这样失之交臂。
这只不过是“智者千虑难免一失”，并不关乎德行。曹操的另一些败行，就未必如此了。
史上曹操有多疑之名，纵然不乏史家或好事者的渲染，但也并非全是无端诋毁。多疑之人或许正因多了一份聪明，也就多了几个心眼；但有时心眼太多恰足以坏事。
三国争雄之际，正是用人之时，像曹操这样的聪明人当然不致滥杀文臣武将，如果那样他也成就不了大业。但还是有几个非等闲之辈死得很冤，其中就有孔融、杨修、华佗诸人，这些人固然各有所失，但真正让其送命的，还是曹操的猜忌。
在聪明的曹操看来，习惯性的猜忌或许正是应有的警觉，属他的过人之处。殊不知，即使是不可少的警觉，也不可过度运用。至于让曹操背两千年恶名的斩杀忠厚老乡吕伯奢全家，尚缺少信史明证，就不归入上述事例之列了。
袁世凯 作为盖世奸雄，袁世凯堪与曹操比肩；就论聪明，袁氏也不輸于曹操。袁世凯因其自毁形象，现代人很难将他的名字与历史伟人联系起来。
实际上，成为历史伟人的机会真与他擦身而过。试想，如果袁世凯不是自作聪明地去做皇帝梦，而是守住第一任共和元首的职责，老老实实为国家积点功德，让共和国稳定成长，袁世凯还能不是中国的华盛顿？
然而，在袁世凯看来，这种思路太平庸了，简直委屈了他那份非凡的聪明。袁世凯心中另有算盘：自古迄今多少英雄豪杰殚精竭智争夺天下，如今天下已在手中，只差一顶皇冠，几乎垂手可得，倘错失良机，岂不上愧祖宗，下误子孙？况且，天下英雄已尽入彀中，真个众星捧月，万邦来朝，肇建皇统，不过是奉天承运，顺理成章。
即使间有清议，那也不妨诿过于鼓噪劝进的臣下，谁不知我袁世凯早已声明无意登基，那劝进表不就连续退下三次？总之，袁世凯思前想后，都觉得自己已盘算清楚，万无一失，帝制计划，于是就循序推行了。
至于聪明之误，不仅使皇帝梦碎，或许还催逼他提早归天。老贼在临终之际作何感想，就不得而知了。或许，袁世凯根本不认为自己有什么失算，至于事有不济，那不过是皇天负我罢了。
聪明人偏偏缺乏自省的聪明，袁世凯正是绝佳的例子。
红太阳 自从1970年毛在庐山驳斥了陈伯达的天才论之后，认为他对于聪明的自评多少有些分寸，似乎已不无根据。但从他对其聪明的实际运用来看，庐山的那番话又显得言不由衷。实际上，在运用其聪明时，他从未有过什么自我约束，直至其生命终结。
在延安的“窑洞对”中，领袖对黄炎培说得分明：执政后将以民主杜绝历验不爽的存亡周期律。他精明地估计到，颇具影响力的黄炎培，将会广为传播这番话，与独裁者蒋介石成鲜明对照的民主形象势将彰显宇内，在争天下的大决斗中就先胜一筹了。
这种策略当然英明无比。只是他没有考虑到，谋天下事无儿戏，不兑现民主承诺，遗患无穷。正是冲着民主憧憬而奔赴延安的热血青年，何止万千！其中就包括杜润生、李昌、李锐、李普、何方等后来响当当的人物。一大批精英的幻灭，其影响几何，明白这一点实在无需太多的聪明。
建国之初，五路诸侯进京，高岗一马当先，乃领袖十分得意的大手笔。在开国功臣中，高岗并非特别优秀。但是，这个东北王确不失为一个行政干才，加以出身草莽，没有知识分子的原罪，深得主公欢心是很自然的。
其时，刘周一班老臣已经圣眷松弛，且他们未脱文人旧习，离最高又距离太近，不便调遣。这些都使主公萌发用更单纯且忠诚的高岗取代的念头，于是频频召见，面授机宜，间或冒险交底。
谁知高岗生性鲁莽，得旨便张狂，肆言无忌，屡出纰漏，竟误了大事，致使主公不得不当机立断，火速收军，听任刘周等人将高一举收拾了事。
毛确不失为雄主，他在杭州的深宅大院中注视着北京的高岗批斗会时，压根儿就不担心，高岗会将他们之间的私密谈话和盘托出。但高岗在会上没说的那些事情，终究陆续传了出来（或许是高岗家人没有那么嘴紧）。无论主公如何得意于自己的翻云覆雨，此后在一些高官心中的明君形象，恐怕是难以恢复了。
尽管如此，主公并没有因此而失去在臣下面前的赫赫威严，除了多年整肃的巨大杀伤力让人印象深刻之外，对高官收纵自如的高超驾驭艺术，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在这一点上，主公真是尽显其聪明。
文革初贬黜刘邓之后，毛将陶铸提到了第四号，令陶感激流涕。只因不肯在江青及那班左派近臣面前就范，陶在不到半年之内又被打倒。
在陶即将启程去流放地之际，毛依然不忘惯例，对其大表恩宠，当面严厉训斥江青陈伯达等人：一个政治局委员、一个常委打倒另一个常委，成何体统！放了狠话之后，却不收回成命让陶铸官复原职。陶铸并不笨，听了这番欲擒故纵的话语之后，心中该有多少酸甜苦辣！
同样的方法，对付胸中少些文墨的贺龙就更简单了。1966年秋，贺龙被召到毛的游泳池边。毛告诉他：有人告你的状，我就不听！一边从口袋中掏出告状信递给贺龙，一边谆谆抚慰，其语重心长，让贺不能不暖透肺腑。
当然，贺龙不会知道，整肃他的命令早已下达；实际上，关押他的军警大概已整装出发了。这种翻云覆雨的聪明，古今中外，何人能及！让别人做恶人，自己做了好人，主公当然得意非凡。但他就不细想，同一戏法玩多了，也会让一些人幡然醒悟，由此造成的损失，大概不在主公的计算之内。
对聪明人来说，用聪明既是权利也是明智，但玩聪明就不那么可取，实际上近于蠢行。宫廷，本来就是虎踞龙盘之地，发生在那里的此类蠢行无论如何龌龊，或许还有某种理由，不妨说情有可原。不幸的是，即使在号称睿智的学者队伍中，也有这类蠢行存在。
吴晗 这个文革的第一号牺牲者，其聪明过人是绝无疑问的。一个在国民党时代就已顺风顺水，西南联大时期于政学两界都过得有滋有味的人，鼎革之后不仅毫发无损，而且节节攀升，官至京城副市长，这种本事，等闲之人岂能学得来？
要说大聪明，其实也用不着。吴晗不过是死死记住了一个诀窍：凡事总往左里拐！
这一条经验也并非吴晗所独有，许多著名知识分子都有过类似心得。只是大多数人很难坚守如一，总不免有忘乎所以、误判误行的时候。吴晗则坚持左行，至死不悔，大节处的聪明无懈可击。
国初思想改造运动，他是知识界的举旗者；1955年斗胡风，他声音比谁都大；1957年，在批右会上他发言最多、出手最狠；1958年拔白旗，他冲在最前线……。1960年代初，领袖心血来潮，号召学习海瑞，吴晗一如既往，闻风而动，很快写出了遵命之作《海瑞罢官》。
哪曾想，这一次却结结实实地栽了：领袖要你斗敌人，冲锋陷阵自然没错，要你夸海瑞骂皇帝，岂可当真？犯下了如此不赦之罪，吴晗的全部聪明就都不管用了。
不过到最后，吴晗总算还留了一点聪明，能够看明白：这个世界已不再有他的容身之地了，在更多更大的羞辱源源不绝地涌来之前，一狠心自我了断。
今天，吴晗似乎还在训示后人：再聪明的处世之策也不能一辈子用到头啊！
余秋雨 正儿八经的学人未必很看得起余秋雨，但在那些少不更事的粉丝眼里，余岂止聪明而已，简直神到了云里雾里。
不可否认，余确是一个聪明人，若论舞文弄墨，更是一双好手。倘非如此，当年上海帮里朱永嘉这帮能人的眼光，也不致落到余的头上。
在观察风向、研判潮流上，余秋雨的聪明更属上乘。他在1976年前后判若两人，文革后再不沾染任何极左文章，给人印象似乎500年前他就已是响当当的自由派。
他今天称颂与提倡的，恰好是他当年在上海帮中大张挞伐的。他一股劲做起了文化学，一发不可收拾；诸如《文化苦旅》、《千年一叹》、《文明碎片》……，源源出手。
余的那班小读者，本来就出自文化沙漠，哪经得起一位超级文化掮客的撩人软语？这些人拜倒在余秋雨面前，就再也起不来了。
在久旱逢雨的年代，给大众贩点文化养料，确不失为一种聪明做法，总比施放极左毒雾好。问题是，余氏岂是小才小智之人？他可不能就此打住，还要提升他那份聪明。
首先，他执意正大师之名，竟至干脆在其府邸挂出大师牌子。问题是，中国之大，且不说或许尚有大师在，至少还有些见过大师的人，这些人觉得余秋雨怎么看也不像一个大师。况且，既然大师旗子都竖起来了，少不了得为之作传，还不被人查个底朝天？偏偏余又屁股不干净，文革中的那些臭事也难总是包着。
而余所拥有的那个品种的聪明只教会他：抵赖总比承认好！平心而论，文革中一个年轻人犯点错，确实没什么了不得，略表歉意之后，未必会被人揪住不放。但拼死扛着，还鼓动如簧之舌，编造光荣历史，那就有长于笔伐的人来收拾他了，岂能有好果子吃！
陈进 中国学术界造假严重且普遍，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但是2006年披露的“汉芯造假事件”，还是在学术界造成了一场地震，当事人陈进也一下子成了名人，其名声甚至远远超出科技界之外。
陈进福建人，1968年出生，1997年获美国德州大学计算机工程博士，2001年回国，在上海交大主持芯片设计。一个有如此不凡经历的人，不会不是一个聪明人。他利用在美国大学及高科技公司打下的基础，依托回国之后获得的优越条件，只要不倦奋斗，绝不愁他那份聪明不结硕果。
问题在于，陈进的聪明比常规的聪明更进一步：按部就班的成果研发来得太慢，而且，在激烈的技术竞争中，不确定性也让人不胜焦虑。如果能移植现成的成果，岂不是一条捷径！
这种思路，浸透了中国式智慧，实际上早被一些聪明人运用。但在别人发明的产品上贴上自己的标记，却不能不遇到道德的拷问，在一个重视规则的社会中，那是为人不齿的。
以陈进的聪明，或许他看得更透：在我们这个规则制约荡然无存的社会中，无视规则的风险岂足道哉。于是，他断然请一位装修工括掉外国产品的铭牌，将其当作自己的“新发明”汉芯一号。怎奈举报者竟捅破了这一妙计。这样，小聪明就酿成了大祸。
与政学两界不同，在日常生活中，不涉及什么大家名流，也就缺乏撩人耳目的故事。尽管如此，误用聪明这种事，即使斗室之内也是有的。
不过，自从有了王熙凤这个“聪明反被聪明误”的典型之后，任何类似的故事都不免黯然失色。因此，这一话题已无需多说。
我分明记得，一个小干部考察美国回来之后的第一句话就是：美国人笨得很！其实他说得还不够，很多外国人都笨得很。
外国人也渐渐知道，中国人比他们聪明，以致处处设防。同胞们用了太多的聪明，去逃避规则、巧用制度、算计他人、谋取非分之利。这其实只是一种小聪明，它当然能用来获取一时之利，但更可能酿成长久之害。就不必引证实例了，放眼看看我们身边，比比皆是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