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革命年代，阶级性曾被认为高于一切，乃至于兄弟阋墙成为通例。而从常识理性看来，认同“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全民性，应当是普世取向，据此才谈得上推崇人性与良知。那么，兄弟阋墙的那一幕，今天还在上演不息吗？
人类的远祖亚当、夏娃，早已成为遥远的记忆。据说，他们不过是五万年前生活在南非的原始人，进化的机缘使他们成了人类的共同始祖。尽管对于远祖们如何生活不得而知，我还是宁愿相信，他们想必能团结合作，共渡时艰；否则，他们的后代也不可能繁衍到今天。他们不太可能预料到，其子孙后代竟然分裂成为阵线分明的不同群体彼此殊死搏斗；居然没有意识到，这终究是兄弟阋墙。
这种人类内斗，在近代获得了一个恐怖名字：阶级斗争。阶级斗争的历史，早于“阶级斗争”这一名词的历史，其出现应当不迟于古罗马时代。这一事实为阶级论者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你看，阶级斗争不早存在着嘛，岂是什么人臆造？对此无从辩驳。阶级斗争的存在，确实曾是一种历史事实，而且仍然是一种现实事实。否则，就无需兄弟阋墙一说了。
不过，只是到近代，阶级斗争才具有空前的残酷性与不可调和性。最主要的变化是，它从无意识的冲突演变为有意识的格斗；斗争双方或者至少一方，具有阶级搏斗的自觉意识，用现代通行的语言来说，这叫做阶级觉悟。这可是人类历史上真正划时代的大事，等于是亚当的一部分子孙对另一部分子孙宣布：我们并非同类，而是仇敌！
首先觉悟的是资产阶级，特别是法国资产阶级，在法国大革命前后，他们叫做第三等级。第三等级的斗争对象是国王、贵族、僧侣等等，可归于贵族阶级。第三等级岂止是要取代贵族阶级执掌权力——他们确实做到了——，而且要实实在在地消灭贵族阶级，这就叫不共戴天了。这场阶级斗争血腥到什么程度，看过《双城记》、《九三年》这类作品的人，应当有清晰的印象。这些，都曾经是血淋淋的现实，并非理论家或文学家的臆造。
随后觉悟的是无产阶级，这才真正是“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参与法国大革命的无产阶级，例如巴黎街头的“无套裤汉”，还只是第三等级的附庸。意识到要独立“争天下”，已经是19世纪、尤其是1848年革命之后的事。那时，活动于英、法、德等国的革命者，不少是地地道道的无产者，他们明确意识到，是资产阶级在侵占他们的利益。但是，他们仍然需要上等阶级中的“仁者”——马克思正是这种仁者——帮助表达自己的诉求。于是，他们集合到导师马克思的旗帜之下，导师为他们起草了《共产党宣言》，掀起了一个横扫世界的运动。
然而，他们的命运诡秘莫测，并没有应验导师的预言。本来，他们除了失去一条锁链之外，应当得到全世界；但今天的世界依然另有主人。而且无产阶级自身也在急剧萎縮，在日益崛起的中产阶级面前，越来越无足轻重。或许更为重要的是，曾经为之骄傲的那种“无产阶级觉悟”，正处在销蚀的过程中。无产阶级越来越悄无声息地融入社会，他们的最大期待，与其说是取得独占统治，不如说是升入中产阶级。这种景象，当然是无产阶级的导师们没有预料到的。
导师们还能聊以自慰的是，阶级斗争学说依然被一部分人类坚守着，只是阶级斗争呈现出完全意想不到的面貌。在这里，敌对阶级并不是什么占有某种特权的社会势力，而是占据社会支配地位的那部分人，根据自身需要，随意指定的一批攻击靶子，这些人命中注定要成为建造天堂的祭品。
成为新时代的敌对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未曾有过的、无法描摹的一种厄运。陷入厄运的人，并非他们曾经作恶多端，或者穷奢极欲，或者桀骜好斗；多半只是在某方面让占支配地位的人看不顺眼而已。被划入敌对阶级者不乏知名人士。梁漱溟，他居然敢在高层会议上直陈己见，直至冒犯龙颜；费孝通，他无非是曾师从英国人类学学者马林诺夫斯基，就一心要在中国充当西方人类学与社会学的传人；束星北，被一些人捧为中国的爱因斯坦，其智商却不足以通晓应如何在新时代做人，以致犯上记录不断；钱伟长，位至清华大学副校长，就幻想着自己已有资格主宰清华的未来，声称要将清华办成18院36系；沈从文，虽然夹着尾巴做人，但就是脱不了旧式文人的异己形象；启功，本系清室孽种，依然滑稽浪漫，被人断定就不是守份之人；吴祖光，生当新时代，却依然将自己当作士大夫……。不要以为这些人有什么冤屈，你不妨设想自己坐在龙椅上，面对一群就是不肯下跪的人，心中是何滋味？你能不将这些人划入一个敌对群体？
许多人坠入敌对阶级，仅仅是因为他们被贴上了标签：曰右派，或曰资产阶级，或曰别的什么。而被贴标签的理由多种多样，又不需要经哪个法庭裁定，落难者还能不多？
我始终认为，中国文明史上最伟大的发明，不是什么火药、造纸术，而是给人贴标签的绝招，那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有效、最廉价的方法，它几乎不动声色地清除掉了整整一个知识群体，而且兵不血刃，赚到了仁慈的好名声。
贴标签的运动所向披靡，首先用于人，继而用于事，即对各种事物贴标签，诸如知识、学术、理念等等概莫能免。于是，就有了资产阶级的理论、著作、学科，它们都成了不可接触之物。唯心论，第一号资产阶级学说；实验主义，这个名称本身就是问题；马赫主义，早已经被列宁判了死刑；历史主义，无产阶级没有这种说法；批秦始皇暴政，公然违抗领袖的评断；社会学，完全是伪科学；经济学，除《资本论》之外都成问题；心理学，无产阶级哪要这种东西？遗传学，被斯大林与李森科判了死刑；控制论，不脱唯心论的印记……。
这许多东西一下子全归了资产阶级，岂不使资产阶级喜出望外？其实，资产阶级远没有这么大的神通，他们连自身生意尚且忙不过来，哪来闲暇去著书立说，弄出这许多道道来？例如，遗传学，尤其是摩尔根的遗传学，不过是一个生物学分支而已，是对是错，大可平等地讨论，怎么就能划归资产阶级了事呢？这岂不是暗示人们：资产阶级看得懂遗传学，而无产阶级则看不懂。这除了自我作践之外，岂有半点好处？
人类在阶级斗争的炼狱中历尽劫难之后，终于发现，作为亚当的后人，人类原来真的是一家人。于是，出现了到前阶级斗争时代的某种回归，回归到将人类视为一个整体的时代。
这种回归最先出现在现代阶级斗争的大本营苏联。首先是苏联的知识界，尤其是敏感于社会现实的作家，他们最先意识到，视所有的人为同类，不仅没有道义损失，而且具有更高的道德境界，还能得到某种灵魂慰藉。他们作为苏联人，不能不依然遵守由阶级性理论所规范的种种教义，其中特别包括对首长的恭顺，以及对已列入敌人的同类的疏离。但在另一方面，他们至少可以让自己作品中的人物，适度地回归人性，过一种人的生活，并且以人的良知去对待自己的同类。人在文学作品中的复活，预示着一个被阶级催眠曲诱睡的社会开始缓缓苏醒。
一个深度昏睡的社会，居然能够自行苏醒，看到这一点，你不能不对俄罗斯民族肃然起敬！这毕竟是曾经产生了别林斯基、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等文化巨人的民族。还不能忘了提醒你：即使在那冰冻三尺的年代，瑞典文学院的那些老先生们，还是激动不已地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苏联作家：蒲宁（1933）、帕斯捷尔纳克（1958）、肖洛霍夫（1965）、索尔仁尼琴（1970）、布罗茨基（1987）。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与其他描写红军的作品似乎没有多大不同；但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其中的红军士兵、哥萨克、白军士兵能够彼此视为同类，而不是应被仇恨吞噬的异类——这就是对常识、对人性的回归。
那么，苏联的政治家呢？这些人正是持续几十年残酷阶级斗争的斗士与领军人，他们的思维似乎已凝固在阶级的世界与话语中了。他们能愿意走出那个世界吗？他们在1950年代以行动作了回答。赫鲁晓夫向全世界宣布，他的党不再是阶级的党，而是“全民的党”；他的国家将不再是阶级的国家，而是“全民的国家”。依常识看来，“全民”观点似乎理应高于“阶级”观点，但这却不能符合列宁的党的逻辑。赫鲁晓夫所走出的那一步，实在是横跨了整整一个时代！就为着那“全民”二字，赫鲁晓夫竟然被中国理论家口诛笔伐了几十年。中国理论家为什么不能容忍全民二字呢？因为他们已习惯了过一种生活：在阶级对立的世界中生活！这些理论家很快就体会到了这种生活的妙处：不久到来的文革将其中大多数人驱赶到监狱中去了。
被赫鲁晓夫肯定的全民性，区区三个字却概括了一种哲学，它完全不同于阶级性的哲学。全民性，就是认同全社会所有成员在法律与人格上的平等，认同人性超越阶级性。
当苏联人开始苏醒时，我们这里正在史无前例的昏睡中，岂止反对全民性，直至扫荡了人性的任何一点残余，终于在8个样板戏中达到了阶级性的极致。吊诡的是，样板戏中竟没有一个有家室的人！细心的人看到了不祥之兆，这岂不是行将灭种的隐喻？灭亡真的很快到来了。江青集团的覆灭证明了很多东西，但只有一件事是重要的，即如同俄罗斯人一样，中国人同样拥有回归全民性的能力。
1980年之后，在中国风行了30年的词语：阶级性、兴无灭资、路线斗争、修正主义等等，悄然退出历史，没有人动情欢送，也没有人表现惋惜。整个社会都没有什么反应，就好像从未有过这些东西似的。另一方面，一度作为精神毒品被驱逐的东西：全民性、人性、人道、良心等等，也悄然回归，没有人激情欢迎，也没有人惊恐不安，就好像这些东西一直在这儿似的。
回归的当然绝不只是几个词，而是重新开放的精神之花，是文艺界的百花争艳、理论界的冲破禁忌、科技界的创新冲动。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了一件事：全民性是一种更正常的精神状态，而阶级性则只是一种短暂的病症。新趋势是如此强劲且大受欢迎，甚至打动了一些最顽固守旧的官员，他们也不再将阶级性一类的东西视为珍宝了。
新时期还有一些东西，未必很惹人注意，却意义重大。社会学、西方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人类学、美学等等又在大学里安营扎寨；中国学人出现在各种国际学术会议上，参与讨论各种敏感问题；中国电影人到几乎每个国际电影节上去争奖牌；中国学子将接受任何西方学位——包括最敏感的学位——视为荣耀……。这一切表达了一件事：我们也是人类成员，与任何其他人没有什么不同。现在要证明的不是：我们的特殊阶级属性有什么优势；急于要证明的只是：在表现共同人性这一点上，我们也能够做好！张艺谋处心积虑想捧回奖杯，他带去的作品竭力表现的，肯定不是兄弟阋墙而是和衷共济。
这就是我们终于回归的文明大道吗？
然而，天际线上又出现了乌云，两种大大的迷茫不期而至。
其一，巨大的警示牌蓦然升起于眼前：一些素被视为普世的东西是不能碰的，其内容包含在神秘莫测的“五不搞”、“七不讲”中。陶醉于“普世精神”中的人，此时才如梦初醒，突然发现，原以为作为人的我们和别人一样，竟然完全是一种错觉。我们被禁止讲公民、谈新闻自由……，总之，被禁止成为普通人类，只允许做特殊的人，实际上就是非人！那个原以为已回归的人性，看来就得而复失了。
其二，曾如此急切地盼望其回归的人性，原来也可以很坏。没有谁比薄熙来、周永康、徐才厚们，为人性坏提供更好证明的了。为避开很坏的人性，我们该回到那刚刚离开的阶级性，还是从“五不搞”的禁区中，吸取一点普世经验呢？真是不折不扣的左右为难啊。在这种迷茫之前，你还有那种“身逢新时期”的好心情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