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思班超

那个几乎凭一人之力，绥靖西域的汉代英雄班超，今天未必还为许多人所知。当年班超出生入死为之奋斗的事业，今天似乎也已失去意义。但有点出人意外的是，进入21世纪，西北边疆又呈现出微妙的形势。今天，班超还是个值得怀念的人物吗？

班超其人

今日是否值得思念班超，首先得看看，班超到底做了些什么。

班超（32—102），东汉人，经营西域31年，以其出众的军事、外交才能，实现了西域50余国的归顺，争得了较长时间的安定和平，建立了彪炳千古的传奇功勋。

班超年少时，兄长班固被召入京城洛阳为官，班超与母亲随之迁居洛阳。因为家贫，班超为官府抄写书籍，在厌烦之时，不禁投笔感叹道：“大丈夫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乎！”流传中的所谓投笔从戎，即本此事。

73年，班超随汉军统帅窦固出击匈奴，受命攻打伊吾（今哈密一带），大胜敌军，因此得到赏识，被派遣出使西域。

班超来到鄯善国，颇受礼遇。但数日后鄯善王突转冷淡，班超估计必定来了匈奴使者，与部下36人商议：“卿曹与我俱在绝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贵……如令鄯善收吾属送匈奴，骸骨长为豺狼食矣。为之奈何，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当夜班超带领手下火攻匈奴使者营帐，尽歼其所部。鄯善遂归顺汉朝。自此，班超威震西域。

后来班超又相继降服了莎车、月氏、龟兹、姑墨、温宿诸国，被任命为都护。94年，班超讨平焉耆、危须、尉犁。至此，西域50余国全部归附，再现了一百年前汉宣帝时代的辉煌。95年，班超被封为定远侯。

班超在西域31年，其所建树，可以说是史上罕见。

他经营西域的方略，概而言之，不外乎剿抚并用而已。班超的勇冠三军，以寡克众，出奇制胜，所创造的军事奇迹，大概只有西班牙人皮萨罗（1471—1541）率百余人征服庞大的印加帝国可以相比。

班超在外交上也是恩威并用，收纵自如，充分展示了中土对于西域的政治、文化优势，使西域各国的归顺，并非完全摄于武力。

如果没有华夏的文明优势、开明的统治模式、高超的政治外交技巧，班超所拥有的那一点点军事力量，实在是微不足道的，更何况军事上未必输于汉朝的匈奴，就在旁边虎视眈眈呢。

不妨说，班超的胜利，与其说是一项军事成就，不如说主要是一项文明成就，它充分体现了，一个先进文明在征服落后文明时，显示出战略、智慧、价值观念上的优势。简言之，班超的战略是一种心理战略。对此，古人未必看得十分透彻，正史上的记载不过寥寥数语：

超被征，以戊己校尉任尚为都护。与超交代。尚谓超曰：“君侯在外国三十余年，而小人猥承君后，任重虑浅，宜有以诲之。”超曰：“年老失智，任君数当大位，岂班超所能及哉！必不得已，愿进愚言。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顺孙，皆以罪过徙补边屯。而蛮夷怀鸟兽之心难养易败。今君性严急，水清无大鱼，察政不得下和。宜荡佚简易，宽小过，总大纲而已。”超去后，尚私谓所亲曰：“我以班君当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至数年，而西域反乱，以罪被征，如超所戒。（《后汉书》）

由以上引文所表达的班超的西域战略，以现代语言概括起来就是：

● 西域诸民族俱系粗野强悍之人，不要指望他们会自然归顺。

● 治西域不能急功近利，苛严无度，以清水养大鱼。

● 对待边民只应大处着眼，不拘小节，宜粗不宜细。

这几条看起来似乎确如任尚所言，不过“平平耳”。但切实做起来却未必容易，那个志大才疏的任尚就没有做到，以致误了大事。若以现代智慧观之，班超那一席话，就更不在人们心上了。

但细细推究起来，今天那些治疆大员，未必真有胜过班超的智慧。

新疆的昨天

如果以为，今天的新疆不过就是班超时代的西域，那就差得太远了。班超距今已近两千年了，两千年的历史变迁，早就使当年的西域变得面目全非。其间的新疆史有多错综复杂，根本不是在这里用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但也不妨看一个梗概。

自东汉末至唐初的500年间，中原王朝衰朽黑暗，哪里顾得上西域，那里各邦各族的分分合合，多半进不了中原人的视野。仅当西域回归盛唐的版图，它那中断已久的历史似乎才得以复苏。640年，唐朝在高昌设立了安西都护府，管理天山南北及葱岭以西的广大地区。

自晚唐至宋代的500年间，西域与中原的联系又一次中断。在此期间，西域境内的民族及政治经济状况都有极大变化。

最大的变化是，班超时代的那些古代民族已湮没无闻，而多少与外来的突厥人有关的一些民族逐渐兴起，其中尤以回鹘人（维吾尔人之前身）最有声势。

13世纪征服中亚大片土地的蒙古人，当然不会放过西域地区。在蒙古族汗国的统治下，西域大量地吸收了来自蒙古、中亚乃至中东地区的种族、语言、文化与宗教元素，几个较大的民族——特别是维吾尔族与哈萨克族——逐渐成形。

妄自尊大而又愚顽不灵的朱明王朝，对于西域没有什么兴趣，更谈不上任何贡献。

至于本身来自外夷的满清，对于西域的开发，可谓功莫大焉！

1757年，清朝平服长期控制西北的准格尔政权；1762年，清廷设立伊犁将军，统领天山南北的军政管理。只是在满清手里，才真正有了今日新疆的稳定版图，也才有了新疆这一名称（1884）。

到19世纪，清朝国势与周边环境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新疆再现危机。

幸而此时有一位非凡人物力挽狂澜，他就是出身湘军的左宗棠。1875年，左宗棠就任钦察大臣，督办新疆事务。1877年，左宗棠收复由浩罕汗国侵占的天山南北诸地。1881年，清政府收复被俄罗斯占领11年的伊犁；1884年，正式设立新疆省。

1911年，革命党人在伊犁成立“新伊大都督府”；后来在乌鲁木齐成立独立的新疆地方政府。由此，新疆进入现代史。

民国对于新疆的40年统治成败参半。一方面，在内地烽火连天、境外势力虎视眈眈的情势下，毕竟将新疆保留在版图之内，做到这一点并非初看起来那么容易；另一方面，地方军阀——尤其是嗜血的盛世才——的铁腕统治始终未能获取人心，域内各族深怀怨恨，叛服无常。

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叛乱发生于1944年11月，由维、哈等族组成的叛军在伊宁成立了“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幸而，在中央代表张治中的主持下，叛乱得以和平解决。

张治中是现代史上颇具传奇性的“和谈专家”，他在主政新疆的4年（1945—1948）中，运用了一整套精心构想的绥靖策略，大体平息了桀骜不驯的边民的分离尝试。张氏的治疆方略不失班超的智慧，为后来的治疆者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参照。

1949年9月，王震率领的一野第一兵团进驻乌鲁木齐，开始了他的疆督任期。王震是有名的虎将，加以有足智多谋的军师邓力群辅佐，工作开展得雷厉风行，战果辉煌。

王震的治疆方略颇不同于张治中，主要是一个字：杀！从短期来看，这种策略没有不奏效的，古今中外皆然。斯大林在车臣、萨达姆在伊拉克、阿萨德在叙利亚不就是这样解决了问题吗？

只是，王震将军大概也做过了点，以致反应太大。在党务系统内，王震是西北局书记习仲勋的部下。习仲勋向来行事稳健，不主张过激政策，但约束不了强势的王震。迫于无奈，习只好将此事呈请北京裁夺。最后还是将王震调职、邓力群降职了事。

新疆的今天

王震之后的60年间，新疆大体上经历了一个平静发展期。对于这个从来都是骚动不安的多事之区来说，这不能不说是巨大的成功，值得欢呼“民族政策的伟大胜利”了。

60年时间不过两代人之久，而新疆的变化却是巨大的。即使是局外人，要对新疆的成就开出一个清单，也毫无困难。

在没有任何基础的条件下，新疆已建立起可观的现代工业，其中的石油业与颇有争议的核工业就不说了。

交通体系的变化最为打眼，昔日丝绸之路上的那些老旅客，何曾见过今天这样的坦途？让王震最负盛名的农垦，虽未必无懈可击，但看来已结出硕果。

如今新疆各地城市高楼林立，那种风光几乎让游人宛如置身内地。新疆在物质层面的现代化程度，不仅不是班超所能梦想到的，大概也远远超出王震的想象。

然而，这并不能使所有人满意；或者，很可能正因为这样，使得一部分人更不满意——他们是那些愤世嫉俗的穆斯林，对现代化所带来的一切都心怀怨恨。

更匪夷所思的是，他们以一种亘古未闻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这是班超、乾隆爷、左宗棠、盛世才甚至王震都未曾见过的：恐怖主义，这完全是一种受到异域病毒感染的现代病。

2009年7月5日，这一天本来没有任何特殊之处，但在乌鲁木齐街头，突然不知从何处冒出无数手持凶器的恶徒，对他们所碰到的任何路人——主要是汉人——痛下毒手，顷刻之间，就有近两百人毙命，1700人受伤。

这种事情，此前人们虽然也在有关国际新闻中听说过，但实际出现在境内，还是令人惊骇。而且，你永远不知道，这样的事情什么时候才是最后一次。至少，新疆境内的人就只能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了。

恐怖活动具有极为严重的后果。

首先，过去几十年中已成为理所当然的那种安全感，顷刻间消失殆尽，没有人、没有什么时候可以认为是绝对安全的，而这就是所有事情之中最坏的事情了。

其次，缺少安全感，将威胁到社会生活的每个部门：工业、商业、文化、教育等等。人们还能毫无顾忌地去投资、求职、旅游、考察、求学、访问、服务、购房吗？这对于今天的繁荣，岂不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或许这些还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原来至少在最低程度上维持着的，那种民族之间的互信，转眼之间就荡然无存。这种伤害的修复，才是真正最难的事情。

如果失去了这种互信，消除恐怖的希望将在何处呢？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恐怖分子呢？这些凶悍的歹徒，既不是过去的地主资本家，也不是什么反动宗教头目，多半是一些地地道道的草根。

这样，用传统的阶级斗争理论来解释，就完全说不通。现在官方主流舆论将讨伐对象集中在疆独与宗教极端势力。这些势力之邪恶，无疑可举出大量事实为证；但仍然存在“其后面的原因是什么”的问题。

新疆进入版图已有许多年了，为什么独独在今天才凸显这些问题呢？为了明天有一个更安定繁荣的新疆，不应当在今天就将这些问题想明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