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就有人惊呼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今天，时势未必不依然如此。当此之际，旧世界的留恋者与新世界的创建者都异常活跃；他们对文明传承所取的不同态度，都特别值得人们关注。本文中的术语 传承与更新，都取中性的意义，即不预设其后果是好的还是坏的。不过，我们所举的事例，则更偏重于昭示文明负面元素的传承,意在强调甩脱传统包袱之不易。
此处在稍宽泛的意义上使用种族一词，即指由血缘关系联结的民族共同体。这样，就可以说中日属于不同种族，尽管两者都是黄种人。
种族似乎不属于文明要素，但必定是文明不可缺少的载体。因此，说到文明传承时，不可能不涉及种族传承。纯粹从人类学的角度看来，种族传承也是极令人感兴趣的问题。我们常常不免发问：我们的祖先来自何处？不是众所公认，这块土地上居住的都是炎黄子孙吗？然而究竟何谓炎黄子孙，实际上并无历史学与人类学上的定论。
与制度、文化等文明要素比较起来，种族传承实际上更加不著形迹。在任何历史悠久的文明体内，种族特征的长期保存都是困难的。在一个足够大的地域内，由于长期的种族混合，在世代更迭中，种族特征的逐渐消失往往不可避免。
例如，今天所称的炎黄子孙，实际上是古代华夏族与众多周边土著种族融合的结果。在今天的中华大地上，肯定有来自西伯利亚的不知名种族的后裔在；但你不太可能依据种族特征，将这些人从华人的海洋中识别出来。
另一方面，在同一种族地域内，因于种种特殊的历史机缘，可能生长出不同的文明来。在巴尔干的斯拉夫人地区，几百年来，并存着东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泛斯拉夫主义者常常不遗余力地强调斯拉夫人之间的兄弟情谊，但这并不足以掩盖巴尔干范围内东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之间的隔阂甚至对立；上世纪末发生在波黑境内的残酷内战，至今遗迹尚存呢。古代突厥人的后裔，今天大概生活在自华北至土耳其的广大地区内，他们所承载的文明差别之大，是尽人皆知的。
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理由证明，文明与种族之间存在任何固定的搭配关系。人们很可能举出犹太人与日本人这两个极端例子：犹太文明与日本文明不都是独一无二的吗？然而，犹太人独特的历史境遇、日本人的岛国环境，都使得它们与其他文明体没有可比性，因而在关于文明与种族关系的一般性分析中，它们没有什么典型意义。在一般的意义上，轻言某个种族必定发展出某种独特的文明，并不可取。你能说，希腊人必定建立商业文明吗？两千年前定居于黑海北岸的希腊移民，却建立了农耕文明；你能说，华人必定建立农耕文明吗？广布于海外的华人移民，却建立了地道的商业文明。
以上事实表明，在文明传承问题上，过分强调种族因素并无意义。
制度是一种人造物，似乎出于文明人类有意识的设计。因此，我们常常不经意地陷入某种幻觉：可以与旧制度彻底决裂，在完全摧毁旧社会的废墟上，建立一个合符先哲理想的新制度。现实也似乎支持这种论断：革命所建立的新制度，不是与旧制度截然不同吗？
初看起来，以上说法不无理由。例如，你能说，人民公社制度与旧时代的个体农业制度有什么共同之处呢？可惜，人民公社制度太短寿了，不足以说明问题。那么，一个真正成功的新制度，能够完全脱离旧制度吗？这正是我们的关注点之所在。我们要强调的是：
真正能生存下去的新制度必定脱胎于旧制度！
首先，在大多数情况下，新制度并非完全出于个别人或少数人的设计，而是无数人无意识创造的综合；无意识创造所遵循的逻辑，是历史演进的自然逻辑，它天然地包含了制度的前后继承关系。
其次，即使新制度完全或主要出于人为设计，它也不可能真正与旧制度完全切割。根本的理由是，新制度的设计者并非界外神仙，他们也不过是旧制度塑造出来的俗体凡胎，无论其彻底革命的宣言如何气盖山河，终究清除不了旧制度在其意识中留下的深深烙印。
以上两者都指向同一结论：完全绕过旧制度去建立某种横空出世的新制度，只能是乌托邦的狂想。这或许会使旧制度的留恋者备感欣慰，但新制度的创建者则可能会十分气馁。不是吗，我们就是要将“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同传统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怎么能够容许保留旧制度的痕迹呢？
可惜，现实并不支持这种豪言壮语。下面仅以一个例子来作说明。
今天的官僚制度（更好听的说法是干部制度）与民国或清朝的官僚制度，应该是毫无共同之处吧？说它们似乎也有共性，岂不侮辱了创建新制度的革命尊严！然而，事情并非如此。今天官场的严格等级制，不正是王朝时代已沿袭数千年的官吏科层制的真实继承，又是什么呢？今天首长们凛然不可犯的权威，不正是昔日抚督们赫赫威严的现代翻版？今天使首长公私两便的秘书，不就是昔日的师爷？今天的勤务员，不比昔日衙门的杂役更好使唤？今天对首长的冒犯，不比旧时代顶撞上司更难被饶恕？今天政府运转的八股文牍，岂不胜似旧日官场的繁文缛节；今天政府大楼的辉煌，岂不远胜旧时官府的巍峨；今天官员送往迎来的排场，岂不远胜旧日官场的陈规陋习；今天为高官出行清道时百无一漏的森严戒备，岂不胜似以“肃静、回避”驱赶小民的官府威严——目睹了这一切之后，你还有信心说，今天“为人民服务”的干部制度，已与旧时代的官僚制度彻底决裂了吗？
如此结果，会使新制度的首倡者在九泉之下作何感想？但这其实是很自然的。首先，新制度的相当一部分并非出自高瞻远瞩者的精心设计，而不过是旧制度的自动延续或者改头换面而已。其次，那些受命设计新制度的人，囿于知识与阅历，除了到旧时代的现成模式中去寻找灵感与素材之外，他还能凭空臆造？传统的力量就是如此强大，任何声称要彻底革命的猛士，最终可能离不开旧时代的窠臼，无论有意还是无意，都没有什么区别。
时代更新，可能出于很不同的原因：外力征服、王朝更替、社会革命、新兴势力的渐进生长，等等。在不同情况下，文化更新的模式可能各不相同，文化传承的情况也因之互异。
文化的内容十分庞杂，涉及语言、风俗、文学、艺术、教育、宗教、意识形态等等，并不容易归纳；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的传承，自然也各不相同。但革命者深信，新社会必定要有新文化，是毫无疑问的；身子换了岂能不换脑袋？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必须适应变化了的经济基础，这个道理，历史唯物论者只消几句话就说个明白，从不轻易容他人置喙。而且，现实似乎也不能不是这样。尤其是，今天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岂能不彻底决裂于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旧文化！如果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延安整风、50年代的思想改造、随之而来的大小运动，尤其是“史无前例”的扫荡四旧，今天的文化仍然保留了旧文化的大量遗存，那无异于侮辱心怀崇高理想、誓与旧时代彻底决裂的新文化先驱。
然而，现实却并不如此凌厉挺拔。那些醉心于称颂新文化前无古人的人，可能没有注意到，今天比史上任何时代都更盛行的颂圣文化，正是统治了几千年的庙堂文化的恰如其分的继承；今天那领导至上、目无草民的唯上文化，正是世代绵延的士族文化的传承；今天脸谱化的标签文化，恰恰是旧时代“清浊如水火，忠奸同冰炭”这种两极思维的推陈出新；今天无官不习的八股文化，正是昔日科场文章范式的新时代再创！今天盛行的“三忠于、四无限、五不搞、七不准、八荣八耻” 一类的口诀文化，正是流传几千年的“忠孝节义”一类的劝世箴言的刻意模仿！今天的检讨文化，无非是王朝时代“臣罪当诛，天王圣明”的现代翻版！今天的颂世雄文，就是旧时代的功德碑；今天的“进京会演”，就是昔日的赴京面圣；今天的“爹亲娘亲”，就是旧时的皇恩浩荡——明白了这一切之后，你还能相信，肩负着“服务于工农兵”这一神圣使命的新文化，已与“服务于帝王将相”的腐朽旧文化彻底决裂了吗？
如此结果，不知道高踞神坛之上的革命领袖，是否会欣然认同；但是胡适、鲁迅等新文化运动的大将，则肯定要痛心疾首！无论人们评价如何，无法改变的规则看来是：文化的传承实际上胜似更新。能够不是这样吗？首先，既然在制度上不能断然脱离旧时代而实现完全的创新，那么指望居于更上层的文化彻底更新就不合逻辑了；这种推理，历史唯物论者尤其无法反对。其次，文化主要是一种远离世俗生活的精神现象，它具有更大的历史惯性或者惰性，其变化极其滞缓，即使爆炸性的社会政治变革带给文化的冲击，也只具有很有限的影响。旧文化的核心元素，即使不被原封不动地传承，也多半会被改头换面地保存下来，你能奈之何？
以上分析似乎已证明了：制度与文化的传承，具有很强的内在理由，并不容易为意志力量的强制干预所左右；甚至，在很多情况下，它们的传承主要依赖于无意识的活动。文明并不限于制度与文化，还包括科学、技术、产业、娱乐、时尚等等元素。这些都密切联系于制度、文化，其历史传承也遵循着类似的内在逻辑。因此，基于本文的分析，断言文明的传承更胜于断裂，应当不成问题。
一个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什么是文明传承的信息载体呢？
它就是文明基因。基因是一个来自生物遗传学的术语，今天已被转用至范围广泛的领域，包括人类学、社会学、伦理学等等。因此，采用“文明基因”一词，并不令人惊讶。我不知道，该如何确切表述生物基因的含义；至于文明基因，给它一个严格定义的困难无疑更大。不过，我相信一个初步的大致理解，或许已足以作为文明传承分析的出发点。如果将文明要素划分为相对独立与稳定的构成单元，那么不妨将它们看作某种文明基因。诸如崇祖、重农、抑商、内忌、重迁等等，就是不同程度地表现于各个文明体的一些基因。
不同的基因在质量上自然有别。文明的生命力，取决于它所具有的优质基因的多少。优质基因愈多，文明就愈强势、愈有影响力。没有人怀疑，我们的文明具有许多优质基因，尽管某些特定基因，例如“忠孝节义”，是否确具优势尚有争议。另一方面，一些明显的劣质基因，例如虚骄、内耗等等，长久地浸蚀着我们的文明，国人却对之少有警惕，不经意地任凭它们传承下去，那当然非国家之福。
剧烈的社会变革，既可能丢失某些文明基因，也可能获得某些新的基因；但必定有大量的文明基因被完整保存下来。文明基因的相对稳定性，是文明保守性的内在根由；文明得以传承，主要有赖于此。
华夏文明，无疑是最具价值的古老文明之一。在遭遇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后，一些忧深思远之士，对华夏文明的前景深感忧惧，唯恐日益起劲的西风美雨，会使古老文明万劫不复。这虽然未必是杞人忧天，但确有某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如本文强调的，文明的传承有其强大的内在逻辑在，任何文明都不容易陡然衰败甚或消失，更遑论一个根深叶茂的庞大文明。
也不庸讳言，未必有哪个特定的文明注定将永世长存。古埃及文明与古希腊文明均已不复存在，但它们对人类文明不可替代的巨大贡献将永载史册，且其优质基因仍然被保留在现代文明中。今天的埃及人与希腊人，也未必已堕入万劫不复的黑暗中。文明的融合、分化、重组与淘汰，曾经贯穿于迄今为止的历史长河，没有迹象表明这一过程将会终止。今天，最具压倒性的世界潮流是全球化，它以日益强劲的势头在铸造着某种全球文明。或许尚难预言，形成中的全球文明是否能作为统一的现代文明成为人类的归宿。倘若这就是人类的未来，那么，现存的各个古老文明，终将汇入统一的全球文明；不同文明的所有优质基因都将以适当形式被全球文明保存下来。当然，我们古老的华夏文明也不可能例外。这对于我们的后代，并非什么不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