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人们突然发现：一件似乎早已进入历史、并已着手为其撰写历史的事情，竟然总是迟迟不肯退去，不只老是萦绕在人们心头，而且还在现实生活中若隐若现，既让你困惑不解，又让你惊恐莫名。能有这样的事吗？有！那个“史无前例”的文革就是。不过，人们终究发现，那个若隐若现的东西，并非旧文革的鬼魂，不过是一些文革碎片罢了。
若干年前，国外媒体上刊载过这样一个故事：
一个中学教师在他的班上做了一个为期一周的实验。
星期一，他告诉学生，从今天起他将当他们的元首，学生应绝对服从他，忠心地崇拜他，将他的每一句话看作不容怀疑的教义。他许诺，将带领学生建立一个特别快活的群体，让每个学生都感到无比幸福。
星期二，他编写了颂扬自己的歌词，教会学生唱；而且制定特别的礼仪，规定学生按其向他行礼；策动一些学生向他写效忠信，挑选效忠信在全班宣读。
星期三，他在学生中组织选举优秀学生，给予优秀学生某些特殊好处与权力，规定优秀学生必须监视其他学生的一举一动，并向他随时报告；给表现突出的优秀学生授予勋章，鼓励每个学生都争当优秀学生。班上开始出现恐怖气氛。
星期四，他要求学生之间互相检举揭发，向他报告任何人的不满或对他不敬的言论，将有重大过失的学生定为破坏分子，挑选破坏分子出来接受全班的批判，在大家面前悔过认罪，对态度不好者实行体罚，直至驱逐。班上恐怖气氛上升到新的高度。
此后几天，教师继续出台新的举措，逐渐升级管控的严厉程度，恐怖气氛继续上升，所有学生的神经都绷紧到接近破裂的程度，一些人已开始精神崩溃，以致有家长出来干预，强烈要求中止实验。
到最后一天，全班濒于瘫痪。在宣布结束实验之前，教师提了一个问题：你们知道什么是法西斯主义吗？在因唐突的提问而愣住的学生面前停顿片刻之后，教师大声告诉学生：你们刚刚经历的就是法西斯主义！
我不知道，以上故事是否完全真实。能肯定的只是，如果一个孩子体验过实验中的恐怖，要他再喜欢法西斯主义，是不太可能了。
我也不知道，如果在中国孩子中做类似实验，是否会产生同样的效果。我相信，人性的共同点远远超出通常的想象，这使得人类对于某些普遍肆虐的病毒同样缺乏抵抗力，法西斯主义就是这种强势病毒之一。
但各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毕竟不同，即使感染同样的病毒，也可能表现出很不相同的病症。对于中国小孩，与其去做从外洋输入的法西斯实验，还不如做更适合本土的文革实验，让孩子们体验到文革的恐怖，以培植对文革病毒的识别力、警惕性与抵抗力。
但中国毕竟不是外国，这类实验还是别做了吧，以免伤害孩子们以及你自己。
其实，在中国你根本无需依靠课堂实验，更好的办法是观察就在你身边的社会，社会是一个更好的实验室。
但是，在今天的社会中，哪里能看到文革的影子呢？如果我竟然告诉你：今天的社会舞台上，仍然在上演着文革大戏，那当然未免危言耸听。文革已实实在在地过去40年啦，说它依然存在于我们身边，怎么也无法使人相信。
当然，在我们身边能观察到的，不会是某种完整的文革过程，充其量不过是一些文革碎片。但正是这些碎片实实在在地携带着文革病毒，一旦气候适宜，碎片就会拼接出一个完整的文革大戏！
现在值得关注的，正是那些可能使文革复活的基本要素，无论称为文革基因、文革病毒还是文革碎片，都无关宏旨。不妨就称为文革碎片吧，它更容易激起你对于某些文革片段的联想，因而更具有直观性与启发性。
最主要的文革碎片是：个人崇拜，思想整肃，法外行权。红色文化，暴民人格。
个人崇拜 这个吃人无数的人间魔怪，似乎在斯大林之后就已经臭尸，被人们弃绝了。但实际上它是真正的不死妖魔，注定要不时出来伤人。
连薄熙来这样劣迹斑斑的衙内、淫棍，官不过是一个重庆王，一到山城就迫不及待地要过一番领袖瘾，连崇拜他的圣歌都教人唱起来了。就是当时的一哥，都没有薄那番威风，普天之下，就只是比金家父子略逊一筹了：还没来得及尊自己为红太阳呢。
如果让这样的人出来竖文革大旗，还能不将宇内捣个天翻地覆！只是上天不长眼啊，偏偏没给他这个机会，竟至出师未捷身系狱，岂不长使枭雄泪满襟！被一些没有人样的货色上演过的丑剧，今天依然有人模仿，这个世界实在是无奇不有了。
思想整肃 我不知道，人类从何人、从什么时候开始将思想罪当作第一大罪。中国古圣人肯定不是主张思想入罪的人，谁都知道，“防人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的箴言就是古圣人提出来的。
马克思之痛恨压制人的思想，更是尽人皆知。
但是，主张在舆论场中亮剑的人却不这样想。一个已经垄断所有言论工具的舆论场，依然不能满足，还要亮出剑来斩杀遗漏的一点点民间言论，无论亮剑者的初衷如何，那都是在准备文革了。
薄熙来在重庆岂容得他人说一个不字？仅仅为了对付一个对薄熙来稍持异议的大学生村官，立即就用上了文革式的专政手段。
高压态势的思想整肃给重庆带来什么了？那不是万马齐喑，让薄熙来、王立军辈无所顾忌地独行淫乐，无所不用其极吗？如果社会完全禁绝了民间的声音，什么惩贪、反腐就没什么希望了。朱元璋留下的这个教训还不明若白昼吗？
法外行权 只要没有制约，任何权力者都会喜爱法外行权，那种便捷该有多舒服！大概没有人否认，毛时代最盛行的就是法外行权，因为毛本人就公开说过：“我从来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宪法。”人们都看到了，法外行权带来了文革。
如果吴晗能在一个拥有独立司法权的法庭上，与姚文元打官司，那个文革还搞得起来吗？如果薄熙来不是将整个重庆司法系统玩于掌中，他纵有三头六臂，要在山城掀起他那个小文革，恐怕也难了。
所有那些令人不齿的荒唐滥权的事情——让被整肃的人在央视低头认罪要算最新创造了——哪能经受一点点法律的拷问？一旦民间人士失去了法律的保护，肆行文革就不再有什么障碍；而一旦到了那种地步，官方人士也将没有法律保护了。你还希望看到国家主席拿出宪法为自己辩护而毫不顶用的场面吗？
红色文化 红歌都唱到联合国去了，还能不使文革怀念者热泪盈眶！此情此景，不能不让人想起薄熙来在重庆挥舞指挥棒，大唱红歌的疯狂场面，那时许多人都在议论：真的又要搞文革了吗？其实，官员们也未必都喜欢红歌，对文革惨祸记忆犹新的人尤其不会喜欢。
但红色记忆是传家宝啊，谁敢说三道四？在一个真正自由的社会中，唱红歌当然是完全正当的事情，就像穆斯林在伦敦大街上唱颂扬默罕默德的歌一样，不会有任何人出来干预。
但在中国谁都知道，唱红歌是将干什么事情的信号。因为人们并未忘记，许多无辜的人就是在一片红歌声中遭劫遇难的。如果拥有权力的部门与人士，也为这种红歌热推波助澜，那么，浸透在红歌中的恐怖，就不再仅仅是一种想象了。
当然，薄熙来不只是热衷于红歌，还操弄了红色经典、红色故事、红色旅游等等，这些东西岂能与文革切割开？
暴民人格 自从“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被提升为高尚革命行为以来，无所顾忌的暴民形象与暴民人格，就变得很正面，甚至带有几分英雄气概了。
但对于在文革时的北京西城区、大兴县、湖南道县的受难者来说，手握皮鞭、棍棒、大刀的“革命群众”形象，却一点也不可爱。官员们似乎也未必喜欢暴民，暴民一旦肆行不轨，官员们往哪里逃去？
问题是，即使并不喜欢暴民的官员，有时却禁不住眼前需要的诱惑，利用暴民去对付他更不喜欢的人，就像监狱吏常常雇用心黑手狠的流氓犯，去对付那些不屈服的政治犯一样。
这种方法当然十分有效，天下有几个人的皮肉能受得了流氓的折磨？但经常雇用流氓的人自己迟早也会成为流氓；经常利用暴民的人迟早也会具有暴民人格；如果大量利用、纵容乃至欣赏暴民，那么社会很快就会暴民化，到那时，就任何人都不再有安全了。
在今天的社会新闻中，你几乎每天都有机会看到，一些不逞之徒，为了任何一点理由都可以滥施暴虐，甚至铤而走险；他们的行为容易博得一些“正义人士”的义愤。
当几个彪形大汉硬是将华农的张启发教授从学术讲台上推下来时，当某个衣冠禽兽在王府井大街上对一位80岁老者飨以老拳时，当西安的某个丑类将致命的凶器砸向日系车车主时，这些暴民所赢得的掌声，所传达的不正是文革式的恐怖吗？
文革恶梦
无论是文革碎片，还是文革病毒，或者文革基因，都还不是文革本身。使那个文革恶梦至今萦绕心头、挥之不去的，不仅是对巨大文革苦难的持久记忆，同时也是文革碎片的不时来袭，它时时提醒人们：文革并未远去，实际上它就在你身边，与你相距不过在咫尺之间，随时可能粉碎你对平安生活的任何美梦。
只要这些包围着你的文革碎片不被消除，你就将永远生活在恐惧中。即使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并不真正发生文革，你也不能免除文革的恐惧。
当下，你也许觉得最紧迫的需要就是，解除文革碎片的威胁。那么，这有希望吗？
试想想看，如果没有了个人崇拜、思想整肃、法外行权等等，官儿们岂不少了很多威风与便利？如果一个官员既没有威权，又没有一言九鼎的话语特权，人人都可以与你在法庭上见，法律也不见得多为你说话，谁还在意这顶劳什子乌纱帽？还不如回家卖红薯呢。
由此可见，文革碎片，无非是来自官儿的特权；而这又表明，文革的根源，就在容许官儿保持特权的制度中。既然官僚特权制度本身就必定孕育文革，你怎么能指望文革绝迹呢？
这么说来，就真的让人觉得没希望了。
如果事情本来就是这样，让你知道原委，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好。不过，事情倒还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坏。现在就来看看，至少还能指望些什么。
首先，你得明白，文革碎片终究还不是文革，固然可怕，至少让人烦恼，但还不至于立即将你毁灭。
须知，我们还不得不生活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中，社会中存在的恶，还不是一下子即可免除的。如果你有本事改变它，固然很好；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趋利避害的人生艺术，总还可以派上用场。
如果将目标降低一点，不是根绝文革碎片，而只是避免这些碎片发展为地道的文革，或者至少尽可能推迟文革的爆发，那么并非没有希望。这种愿望固然可怜之至，但还是比身陷浩劫要好，人生苦短啊！
如果连这一点也得不到，就是说，文革是不可避免了，那么，你的运气也不见得坏到了头，你面临的人生彩票还有两种呢：你碰到的或许是所谓典型的文革，即人们平常比较熟悉的那种政治运动，很难熬是不用说，但还不至于洪水滔天，万劫不复。你就泡在苦水中熬到天明吧。
1957年反右，就算是规模很大的典型文革了，罹难者并非个个“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但毕竟有朱镕基、王蒙这种否极泰来的人间奇迹。但愿人们还不至于要到这种事例中去寻找安慰，如果那样，也实太可悲了。
如果连最后这种安慰都不可能，那么，你就只好闭着眼睛静待最坏的情况来临了，无非就是大人物早预言过的“七八年再来一次”罢了，年纪较大的人已经历过了，我们称之为非典型文革，无非是特别强调它的非比寻常，那当然是洪水滔天，空前浩劫，官方文献中都写了的，不会是任何人的危言耸听。
即使你走运，得以幸存，劫后余生恐怕也没有什么好指望的了。不过，你务必注意非典型这三个字，正是它是希望所在。试想，非典型的东西世所罕见啊，非典型文革就更是千年一遇了。千年一遇的东西恰好被你碰上，你真的不见得有这份福气。你就别做恶梦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