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上的陌生人

与多半处于仆从状态的先人比起来，我们似乎幸运些：终于也有了自己的仆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公仆们形象光鲜，器宇轩昂，经常从电视屏幕上献给我们可掬的笑容。然而，他们终究是我们眼中的陌生人，我们注定没有近距离认识他们的任何机会。没有迹象表明，我们与公仆之间的距离会很快消失；由这种距离所维系的陌生，无论今天或今后，都为公仆们认可、欣赏与竭力维护。

亲民的神话

如果谁说我们的官儿不亲民，那真是没长眼睛！瞧，你看挂在墙上的这幅画有多感人！那么多张甜蜜蜜的笑脸将大人物围在中心，这还不是首长亲民的明证？

首长们还不只是在画像上亲民，亲民的机会可多着呢。

当然，亲民的第一证据还是首长的著作，那里面对老百姓的那份真诚、热情、关切入微，任何铁石心肠的人也不能不受感动。这类著作中，“人民”二字出现频率之高，世上无出其右。

在人民面前的那份谦卑，西方政客是永远不能理解、更不能效仿的。至于直言“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那更让资产阶级贵族老爷们羞死！

第二证据就是对老百姓的亲切接见。我就有幸亲历这种接见，那种让暖流电击般地穿透全身的幸福感，实在没法对你细说。

唯一的遗憾是，大人物离得太远了点，也站得太高了点，还在那个著名的城楼上呢，要不然，说不定早就和他说上话了。首长是那样慈祥、亲切、笑容可掬，要不是远了点，他是绝不会拒绝与老百姓攀谈的。不过，大手一挥的那个伟大镜头却很清晰，至今历历在目。

在城楼前被接见的那种幸运，毕竟难得时时降临。幸而有电视这一现代技术提供了替代的机会。现在，我们终于能够每天在电视机前与首长相见了。

首长离得那么近，简直就在眼前，由笑容所牵动的每一条皱纹都看得一清二楚，所讲的话语也听得句句真切。只差了一条：他没法听到你的声音，当然也不可能看到你；否则，那就真是天天被首长接见了。

虽然有这点遗憾，首长几乎每天从电视上注视着老百姓的那种亲民，还是足够感人肺腑；否则，人们每天准点看《新闻联播》的热情怎么会那样高呢？那些格外虔诚的男男女女，不正是在面对屏幕上那熟悉的面容时，对“大大”的神往呼之欲出吗？

电视上所显示的，远远不只是特写的面容，更有种种真实而热烈的亲民场面。

你瞧，那不是首长亲临工厂车间的画面吗？对众星捧月般围上来的工人们，首长嘘寒问暖，那种亲切，岂不世间少有，无怪乎工人们透出幸福的笑脸有如绽放的鲜花。

略感遗憾的是，工人与首长还是隔着点，其间还站着一大群随从官员或者安保；况且，也不是随便哪个工人都能进入现场，总不能丧失革命警惕性啊。

首长在兴致特高的时候，甚至会深入食堂与职工一起进餐。这种时候，亲民活动就达到了高潮，电视机前的观众，大概早已热泪盈眶了。

从电视屏幕上看到的还远远不只这些。瞧！眼下就要随首长进入一户百姓家了。

颤颤巍巍的大爷大娘坐在首长旁；首长仍然是那样慈祥、亲切，嘘寒问暖，关怀备至。不用说，这户人家的幸福感将存之永远，传给子孙后代。

中国老百姓不下十亿，能在家中接待大人物，其机会之稀罕，也算中头彩了。我不免有点好奇：那户幸运人家是怎么被选上的呢？肯定不会是依据抽签。

记得在一篇报刊文章中看到，1980年代，胡耀邦在巡视地方时，突然有意改变预定路线，将车拐入一户农家。这一临时决定的家庭访问，让随行人员慌了手脚。由此可见，大人物随机访问百姓家这种事情，不过偶尔有之。因此，这种给人幸福感极高的亲民，必定是高度选择性的，其宣传价值远远高于实质意义。

从电视屏幕上透射出来的亲民，总体上该如何评价呢？

人们从电视屏幕上看到的首长形象，确实尽显谦逊、亲和的风度，与刻意讨好选民的民主社会领袖似乎并无二致，甚至过之无不及。

不过，没有人抱有奢望，能在电视屏幕之外的现场，实际接触高山仰止的首长们，这种事情依然存在于传说里。
将大人物与升斗小民隔开的那段距离，仍然十分遥远，在短时间内，没有任何希望能显著縮短。

首长与老百姓的关系，理论上当然是亲密和谐的，但那种隔膜与疏离，却真实存在，实际上已写在老百姓的脸上：在官儿们面前，哪个老百姓没有一张惊恐不安的脸！正是这一张张惊恐不安的脸，大大抵消了电视形象所创造的亲民效果。

在逐渐明白起来的人看来，在多年中被刻意包装的亲民，越来越像一种遥远的神话。今天，或许上上下下都心安理得地满足于这一神话。

熟悉的陌生人

通过电视，我们熟悉了那一张张可亲的面孔，其中包括每一代“核心”，也包括各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还包括所有“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能轻而易举地认识这样多的大人物，实在是这个电视时代的光辉，更是当代人的幸运。

然而，我们心中十分清楚，对大人物们的熟悉是很有限的，非常空洞，甚至显得虚假。我们不可能真正熟识他们，毋宁说我们根本不够格，不配享有这种幸运！

你大概听说过薄一波，就是那个著名的重庆王薄熙来的老父，他在革命元勋的“万神殿”中，至多算一个三流人物。他能真正亲民、或者有亲民的意愿吗？

在开始文革的那个乱哄哄的1966年夏天，高干的架子已经大不如前了。当文革闻人蒯大富在校园内偶遇薄一波，问他一些问题时，薄一波直接告诉蒯：你没资格和我说这些！

应当说，这不是傲慢，而是坦言；即使是最低调的中国官员，其内心也不能不这样想。高官与小民之间的距离，就是有那样遥远，并不是一点点谦逊可以克服的。

人们会说，这是一个十多亿人的大国啊，大人物们日理万机，哪能经常接近老百姓或被老百姓挨近！说得一点不错，没有人反对；况且，无论大国小国，全世界莫不如此。

这似乎注定了，任何国家的要人与民众都是疏离的。但“此疏离”与“彼疏离”，并不完全一样，至少有两点区别是值得注意的。

其一是，我们的首长能够根据形势的需要与自己的意愿，选择性地亲近某个老百姓；但任何老百姓却无权随机地“幸遇”某位首长。

与此相反，在民主制度下，政界要人不太可能断然拒绝某个随机地接近他的选民。

这意味着，介于东方领袖与其民众之间的那堵墙，任何小民不可能仅凭自己的力量突破；在西方领袖与民众之间，当然也少不了有一堵墙，但它挡不住任何坚持以合法方式进入墙内的人。

其二是，两者奉行完全不同的价值观。东方的意识形态本身就决定了，领袖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斯大林语），是“大救星”，甚至是“红太阳”；他在任期内绝不容许任何最轻微的批评；他身兼政治领袖与精神导师，是不容怀疑的最有智慧的人——总之，是一个半人半神的人物，谁敢和他套近乎？

西方价值观没有给政界领袖任何特殊地位，领袖与任何人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这种平等可不是做样子的。一个公然在大街上痛骂奥巴马的人，根本不必担心会因此而入狱。在地铁车厢内站着的卡梅伦（在其首相任内），别指望有人会给他让坐。

这样的照片风传全世界，根本不是用来说明英国政治出了什么问题，仅仅是为了表现一下因政务不顺而失魂落魄的卡梅伦而已。

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政界要人与民众的隔膜都是不可避免的。就此而言，说我们的领袖高高在上，也算不了特别不敬，因为普天之下莫不如此。区别在于，我们这里的隔膜是制度性的，是制度设计特别允许甚至刻意造成的，任何胆敢冲破这种隔膜的举动，都将面临严峻的法律后果。

而在西方，上下层的隔膜主要导因于客观情势，源于沟通不畅的现实原因，它不是法律允许下的坚不可摧的墙。

这一切的后果是，在我们这里，经常出现于电视屏幕上的那些大人物，无论其面孔如何熟悉，他们终究是我们的陌生人。

陌生的广度与深度都非同寻常，致使他们与常人之间的距离更加无法跨越。

首先，你永远不知道首长们心里的真实想法是什么。政要们都谨言慎行，在公开场合，从不多说一句话；即使登台讲话，也多半照念秘书准备好的稿子，让别人去猜测讲话后面的潜台词。

老百姓总习惯于认为，坏事都是下面人干的，而大人物则总是维护着老百姓。大人物的个人信息，例如他们的婚姻状况、家庭情况、健康状况、个人爱好，似乎都是国家秘密，宁可让小道消息流传，也不让正常信息渠道畅通。

至于高层的日常生活、相互往来、思想交锋、决策过程、权力博弈，更加是头号国家机密，老百姓根本无从得知。

凡此种种，都使要人们犹如深居天宫的上界真人，真正超凡脱俗，完全超出了普通人的认知与想象，留下的唯有隐蔽与神秘。这样，在老百姓眼中大人物们岂能不陌生？

陌生有什么不好呢？对于要人来说，“陌生”本身就是一种最有效的保护。举凡一切不宜让老百姓知道的东西，诸如秽德、暴戾、低能、猥琐等等，或许皆因陌生而不为外界了解。更大的好处是，正是陌生造成神秘感，而这正是威仪与力量的源泉。在常人看来，这种道理或许匪夷所思；但在要人们看来，这简直是新手也懂的庙堂要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