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词，曾在几十年中让无数中国人怒火中烧，而又迷惑不解——它就是一度天天挂在人们口头的“资产阶级”。拜改革开放之赐，那个曾经萦绕心头的梦魇，今天已不再经常打扰人们了。但往日的疑惑并未消失：谁是资产阶级？对于当下的日常生活，这一问题似乎并不重要。但关注过去未来的深思之士，却不能不生发探本溯源的兴趣。
在毛时代的政治舞台上，只要哪一天有人被骂为“资产阶级”，就知道这个人要倒大霉了。至于“资产阶级”一词的准确含义，并没有多少人去细想。操弄意识形态的文人们虽然写了不少文章，但普通人未必去看。况且，文人们的说法也是朝出夕改的。
起初，列入资产阶级的人，仅限于老工商业者、旧知识分子、旧政权人员、其他各种被认为有某种“原罪”的人，等等。
这些人屁股不干净，色调灰暗，归入资产阶级，似乎顺理成章，没有人敢公开说这有什么不公平。至于党内同志，尤其是那些老资格革命干部，自然与资产阶级无缘。没有人想到，后来情况却陡然发生变化。
石破天惊的事情是，资产阶级居然进入了共产党内，最先被发现的是在建国初已负盛名的国家副主席高岗。1954年前后，发生了一场由最高领袖导演、主要领导人刘周邓高饶等卷入、事关最高权力的党内斗争，其曲折离奇、惊心动魄，几近传奇，不是几句话能说清楚的。
60年过去之后，那场斗争的所有当事人都已作古，无论这些人在另一个世界将如何共同回首往事，事件的原委仍然扑朔迷离。历史只是记载了台面上的说法：“（高岗）变成为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实际代理人……同时也就是资产阶级在过渡时期企图分裂、破坏和腐蚀我们党的一种反映。”（毛泽东在周恩来发言提纲中亲笔加进的话）
自认与资产阶级斗了一生的高岗，在离开这个世界之际，自己竟也被判为资产阶级；在那时，没有比这更严厉的指控了。
从此，处置高岗的做法就成了一种标准的模式。
下一个轮到了彭德怀，在后来的文件中，毛的笔杆子们设法将彭与高串到了一起。1959年，彭德怀在庐山出人意外地倒台，这件事已经举世皆知，就不必多说了。值得注意的只是，与高岗一样，在庐山彭德怀也被圈入了资产阶级。
中央会议决议对于彭是这样写的：“（彭德怀）就是要代表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分裂和涣散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机会主义的派别，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社会主义革命。”从此，国人都知道彭德怀属于资产阶级了，尽管这一判定与人们心目中的彭德怀形象何止相距十万八千里！
彭德怀真诚、质朴、正直、嫉恶如仇，是共产党人中保持着古代贤者侠骨清风的少数人士的典型代表。良心未泯的中国人，即使绞尽脑汁，也无法将近于土倔的彭与资产阶级联系起来。
不过，在领袖对舆论泰山压顶般的强势主控下，这些都不重要了。人们关心的只是一件事：关入资产阶级动物园的下一个人将是谁？但愿不要轮到自己！
顺便提一下，在彭德怀事件前后，沦为资产阶级的党内要人真还不少：习仲勋、黄敬、谭政、杨献珍……，只是这些人远不及彭德怀那样著名，而且只是各别地被整肃，并未成为有全局影响的事件，因而没有引起广泛注意，就不去说有关细节了。
接下来就是“史无前例”的文革了。此时，领袖不再有耐心一个一个地划定资产阶级，那实在效率太低，进度太慢，他想出了一个“全面内战”的方法，一次性地将一大群对手圈入资产阶级，其中就包括鼎鼎大名的刘、邓、陶、彭、陆、罗、杨。
这个名单实在太长，没办法全面展示。由于涉及的人实在太多，几乎囊括了大部分高层人物，不免需要一些新的理由来解释：领袖身边何以有这样多的资产阶级。
不过，最高领袖倒不觉得这件事有什么困难，人们很快就听到了这样的最新指示：“一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十六条》）
毛时代的政治史，实际上就是毛不断从其或高或低的臣民中划出资产阶级的历史。毛以率领他的党进攻资产阶级始，以将其大量最亲密的追随者打成资产阶级终，将自己的事业推向了顶峰；此时国人已经完全看不明白，他究竟意欲何为，也不知道他还将把哪些人赶入资产阶级圈内。
幸好，他已经不能驱赶更多的人了，因为他已经到了生命的终点。一个共产党人与资产阶级奇怪地纠结的荒唐时代终于结束了。
在毛时代，上至党国要人，下至草根民众，始终没弄明白，到底谁是资产阶级。幸好，资产阶级这个词，并非专属中国，实为世界普遍使用，而且首先来自西方。在中国本土文化中，原无阶级概念；实际上，阶级论就是一种地道的西方思想！这就不能不检视一下，西方思想家——包括马克思主义者——是如何看待资产阶级的。
与中国理论家试图让国人相信的相反，阶级的概念与理论并不是马克思的发明，马克思之前的学者早就使用阶级一词了。尤其是法国思想家基佐、梯也尔等人，不仅认可阶级的存在，而且相信阶级概念是解释近代政治史的有效工具。
与马克思不同的是，他们并不认为资产阶级只是寄生于社会的赘疣，而且也未推论出无产阶级专政之不可避免。就因为如此，基佐等人自身，就被马克思主义者归入资产阶级之内了。
一旦认可了阶级概念的有效性，接受资产阶级一词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因为一般理解的资产阶级，确实是一个明显有其归属的群体。
资产阶级起初是指“市民阶级”（bourgeois）,它由有一定自立能力的城市平民组成，可看作“贵族阶级”的对称。后来，资产阶级主要指资本家及其附属成员。不过在西方，资产阶级的界线从来就没有明确划定过，那里没有人觉得需要这样一条分明的界线。
此外，在中西之间，资产阶级概念的含义、功能与作用，还有一些重大区别。
首先，在西方，资产阶级主要是一个社会学概念，而不像在中国一样是一个政治概念或者法律概念。
在基于平等观念的西方法律中，绝不可能有资产阶级一词的位置，也不可能有划分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等等的法律规定。不可能规定，资产阶级比其他人拥有更多或更少的政治权利——在宪政制度下，政治根本就无关乎阶级。当然，或许事实上有更多的资产阶级成员进入议会，但那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个问题。
其次，在西方，阶级概念完全无关乎道德伦理；而与此相反，中国理论家恰恰将阶级概念完全伦理化，而且充分细化具体评价标准：上层阶级最邪恶，下层阶级最纯良，其他阶级则依据其地位高下决定其品性等级。
依阶级决定德行的观点，不仅在理论上毫无根据，在实际运用中更是恶果累累。那种肆意利用并制造阶级仇恨、鼓吹从肉体上消灭资产阶级的做法，如果马克思在今天，也未必会赞成。马克思就说过，他的理论，比任何其他社会理论都更不追究资产者的个人责任；资产者不过是身不由己地生活在既定的社会关系中罢了（大意）。就是中国理论家，只要还有起码的诚实，也未必不认可这种常识。
还有，在西方学者眼中，个人的阶级归属与其思想、见解完全是两码事。否则，那些毁家纾难、全力赞助社会主义的资产者，就成为不可理喻的怪物了。这种从常识看来完全合理的观点，即使马克思主义者也不会拒绝；须知，恩格斯本人就是地地道道的资本家！
然而，我们在前面所举的例证都说明了一件事：领袖一次次地从自己的队伍中划出资产阶级来，几乎唯一的依据就是，被整肃者具有不良的思想——更准确地说是持有与他相异的思想。用人的思想作为标准来划定阶级，多么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啊。
由此可见，固然中西理论家都认同阶级论，但此阶级论非彼阶级论也，两者简直相差十万八千里！就是马克思所持的阶级论，与中国理论家所鼓吹的阶级论，其差别也不可以道里计。
对于这种差别，读马克思著作不多的毛不甚了了，原不足怪；一生都泡在马列书中的康生、胡乔木辈岂能不知？佯装不知，一味附和毛，不过是为满足其利益需要罢了。
以阶级斗争的名义清除对手，在理论上荒谬绝伦，在认知上违背常识，在伦理上极不人道，既与人类文明相悖，也违反中华道义传统，没有任何合理性可言。
那么，何以数十年中如此坚定地奉行一个毫无理性的怪论呢？
有所需要而已！就康生、胡乔木一类的吹鼓手而言，追随主公是其利益的需要；至于中枢，则是成就其伟业的需要：保持权力的斗争需要敌人，将对手判为资产阶级，理由最为堂皇，最能在人们心中煽起某种近乎神圣的激情。那个时代铁打的规律就是：只要主公觉得某件事进行得不顺，批判资产阶级的运动就必定来临！
为什么要划定资产阶级？简言之，需要敌人！
这实在是一种惊世骇俗的学说，在中华文明体系中，绝对是一空前创举。
对此妙论，理解最透、领会最深的，自然非毛本人莫属。毛深知，这种理论并不在常识的视野之内，需要在其队伍中反复宣讲。
在这件事上，毛确实独具慧眼，抓住了关键，其战友们无人能及。毛不厌其烦地告诫其部下：“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以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在毛时代被整肃的人，包括高岗、彭德怀、彭真等，谁不是曾经出生入死的硬汉？他们在毛鼓动的批斗会上如何了？还不是一个个举手投降、低头认罪，其摇尾乞怜之状，你简直无法想象他们曾经是顶天立地的好汉。毛的对手猥琐至此，几乎没有例外，令许多人惊诧莫名、困惑不解。
这就是观察者的误判了。其实，硬汉彭德怀还是彭德怀，并没有什么变化；他过去不在乎枪林弹雨，因为那时的危险不过是丧身而已，而现在却在乎资产阶级的定性，因为一旦定为资产阶级，就将身败名裂、众叛亲离、遗臭万年啊，哪个不怕？
这种心理，精明如毛，岂能不知？他要是不懂得手中随时拿着资产阶级的帽子，哪个不听话就给他戴上，就不算是那个举世无双的权谋大师了。
明白了这一层，你还不相信“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吗？
在毛主义的标准表述下，在社会主义时期，将长期存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
这一论述的前提当然是，资产阶级将长期存在。从人们的常识看来，这一论断颇为怪异，但也没有太多的人去细想它。即使是经常将阶级斗争的口号挂在嘴边的人，也未必明白资产阶级在哪里。
是那些垂垂老矣、行将就木的旧工商业者吗？他们苟且偷生尚且不易，哪能胆敢与无产阶级斗争？是毛经常说的“党内资产阶级”吗？除非领袖授意或亲自动手，谁敢到党内去抓资产阶级？而且，这一类的资产阶级，在给戴上帽子之前，身上又没有贴标签，谁能识别？
可见，谁是资产阶级的问题，从来都是一个未解之谜。
幸而，在邓小平时代，这一难题不解自消了。既然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谁还会去关心资产阶级呢？对于这种意识形态说教，人们早就深深厌倦了。
但不再斗资产阶级，并不等于资产阶级已不存在。只是，现在资产阶级不再存在于权力者刻意杜撰的政治神话中，而是一个平常的社会学事实。
今天的资产阶级，狭义地说，是拥有一定经营资产的工商业者，他们受到邓时代的官方意识形态的认可，也受到《物权法》等法律的保护，其中的一部分已被作为政治花瓶收入庙堂之内。
这些新时代的宠儿，固然对社会不无贡献，但未必都是良善之辈，多半有某种“原罪”，其中那些横行不法的衙内们更是如此。与这些人相比，毛时代的资产阶级简直称得上是贤者善人，更是冤屈难平了。
广义地说，不妨认为今日之资产阶级，无非就是中产阶级，他们应当（或者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的脊梁。无论朝野，对之都有很高的期待。
无论人们对毛时代与邓时代的区别如何不屑一顾，就资产阶级的前后两重天来看，说这种区别恰似天上地下，亦不过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