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斗争的历史！”
“人类的历史，无非是一部妥协的历史。”
这两种意见截然对立，但似乎都有理由。如果着眼于倡导普遍和解的时代精神与历史潮流，那么后者应当更具价值。纵观历史不难发现，许多伟大建树恰来自妥协，而这就有了伟大的妥协。
关注现代史的人，对于那些因制宪争执而苦苦挣扎的新兴国家，想必会深深地哀其不幸。要一群利益与理念都分歧巨大的人，达成一致该有多难！但与200多年前的美国比较，现代新兴国家所面临的制宪困难，也许算不了什么。
想想1787年的“美国”吧，它还不是一个国家！还根本不存在像样的统一组织与统一机构，将要联合成合众国的13个州，实际上是13个地道的独立国家，每州都有自己的主权、政府、议会与宪法。
美国人所称的州（state），本来就指国家，只是因为误译，我们至今都将它想象为如中国的“省”一样的地区。而且，13个州的利益与理念都差异巨大。
大州弗吉尼亚、宾夕法尼亚、马萨诸塞与其余10个小州，在规模上相差何止十倍，小州岂能不担心利益受损？
三个南方州佐治亚、北卡罗莱纳、南卡罗莱纳正盛行奴隶制，而北方州则坚决反对奴隶制，这种理念上的根本分歧岂易消融？
因此，当1787年5月25日，55名代表聚集在费城独立宫（称为“独立宫”完全出于后人的虔诚想象，其实不过是一栋不起眼的二层小楼）开始制宪时，每个人都不会怀疑所肩负任务之艰巨。
在解决实际分歧之前，代表们明智地首先就议事规则达成共识，基本上是照搬英国议会的规矩，甚至袭用英国礼仪：尽管是大热天，代表们还是身着大礼服，头戴假发；代表之间绝不直接辩论，每人发言都面对主席华盛顿，只对主席陈述与其他代表的争论意见。
华盛顿无意也绝不可能操纵会议，除了纯粹主持会议之外，他自始至终保持沉默！习惯于依《建党伟业》想象领袖的人，肯定无法理解华盛顿。制定的每一条款都逐条单独表决。
事后证明，确立这一规则对于完成制宪至关重要。因几乎每个条款都经过反复争议辩驳，代表们竟然投了569次票！
最具争议的主要是两个问题：议席分配；联邦与州的权力划分。
会议一开始，弗吉尼亚州就提出了由麦迪逊起草的方案，其中提议，依据比例代表制组成联邦议会两院。那些人口甚至不及弗吉尼亚1/10的小州岂肯同意？反过来，要大州同意小州所主张的各州等额代表制，同样不可想象。
要解决这一难题，既需要各州的退让，更需要代表们的智慧。
在代表们苦无良策的关键时刻，66岁的老资格政治家谢尔曼，提出了《康涅狄格妥协案》，主张下院用比例代表制，而上院则一州一席（后来修改为一州两席）。这就兼顾了大州与小州的利益。
经过难以想象的艰难折冲，最终通过了这一妥协案。
各州本来就一直自行其是，代表们似乎本能地倾向于州权主义。但也有一部分代表笃信联邦主义，希望统一的美国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这些人后来集合在所谓联邦党人的旗帜之下。
州权与联邦权力的划分，自然成为制宪会议上争执的焦点。争执的解决涉及有关总统、国会与法院关系的精细设计，比国会席位问题更加复杂，这都需要大量的协调与妥协。
所有这些困难，都被代表们以巧妙的妥协克服了。
会议上所作的妥协，尤其是谢尔曼方案的妥协，被后来的美国人恰当地称为伟大的妥协，已被作为彰显美国智慧的划时代事迹载入史册，教育着一代代的美国人。
美国制宪会议的妥协，也为现代政治运作的观念更新提供了典范；政治协商不再仅仅是弱者的臣服，更需要各方尤其是强者的妥协。
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我们的革命史所记载的，却是历次会议上正确路线的斗争胜利！
在我们的官方哲学中，妥协一词似乎并不具有正面的意义。不过并不能说，我们的文化传统完全不重视妥协的价值。历史上也不乏令人赞赏的妥协事例，辛亥之后的南北议和，就是较近的一个典型例子。
1911年与1912年之交，是中国现代史上改天换地的关键时期。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此后两月之内，各省纷纷独立或半独立；12月2日，江浙联军攻克南京；袁世凯被任命为内阁总理大臣，完全控制北京政府的军政大权；12月18日，袁世凯的代表与南方代表在上海开始和谈；12月29日，刚归国的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部署北伐，而袁世凯则调集重兵沿长江设防，大战有一触即发之势，对于双方，和战的选择都已间不容发。
对于这段历史，教科书上已有标准评述。不过，在事过100余年之后，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我们身处当时的气氛下，该如何判断中国的前途。
就南北双方的力量对比而言，我们所能看到的主流文献，当然尽其所能地强调南方“革命形势高涨”，但实际上孙中山手中几乎空空如也：
他不掌控政权系统，没有像样的军队，没有资金，且告贷无门；他得不到拥有巨大影响力的立宪党人的支持，而且正在失去一部分同盟会同志的支持，连黄兴、汪精卫等同盟会大佬都公开表示可以接受袁世凯，黄兴甚至对袁世凯表示“（愿）戴明公为拿破仑、华盛顿”，真是夫复何言！
另一方面，袁世凯拥有几乎完全的行政资源，拥有当时中国最强大且完全听命于他的军队，具有可靠的资金渠道。
袁世凯这个老贼，当然令人厌恶，但这主要是他的后来之所为令人不齿，你得承认，在1912年他还是个众望所归的人物，他不仅得到旧官僚系统、立宪党人以及列强的坚定支持，也得到同盟会方面一部分人的支持；就是实行民选，胜算也肯定在孙中山之上。
如果开战，南方断无取胜希望；如果北方完胜，国民党人以及曾流连于南方的立宪党人，都将被排除在政权之外，那等于成就了袁世凯的军事独裁；如果内战旷日持久，国家的局面更不堪问。
到了这种地步，除了妥协之外，还能有什么选择？
而实际上，除极少数感情用事者之外，当时几乎所有军政大员与社会名流，都已或明或暗地倾向妥协，即使本不愿妥协的孙中山，也明白大势已去，南北和议也就水到渠成了。
不管怎么说，坦然交出已经到手的总统桂冠，还是表现了孙中山的磊落大度，这远非每个近代政治家都有的品格。
后来事态的发展已为众所周知：1912年2月13日，袁世凯声明赞成共和，孙中山请辞临时大总统；2月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4月1日，临时政府迁往北京，现代史上最让人揪心的这幕政治大戏落幕。
然而，这并不是一幕喜剧。
此后几年南北争执不断，直至刀兵相见；尤其是袁氏竟冒天下之大不韪，上演帝制丑剧，直至一败涂地。
凡此种种，都使当年的南北妥协黯然失色，同盟会旧人更不堪回首，他们亲手铸成的南北和议是一次历史性失误吗？
即使在今天，也无法认同这样的结论。
首先，如前所述，选择战争并无出路。
其次，和议的结局并非尽坏。
其后的几年，毕竟是近代中国变革与发展最快的时期。后来的北洋政府固然表现不佳，但也未必亚于孙中山及其继承者。至少，北京政府维持了共和制的国体，多少遵守一些现代民主政治的运作规则；倘能假以时日，未必不能缓慢地进化到某种较规范的共和制度，就如同今天印尼、马来西亚一类的亚洲国家一样。
可惜，后来的国际国内形势中止了这一发展进程，现代中国人就只能接受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结局了。
在这个星球上，如果有一个民族最不容易妥协，那就是阿拉伯人了。
这一印象，也不仅仅来自本拉登、哈马斯、真主党、伊斯兰国等极端势力。
不过，说阿拉伯人在争取和平协议方面毫无建树，却非事实。世界现代史上最不可思议的一个和平协议——阿以和平协议，就是埃及人与以色列人缔结的。
1978年9月4日，美国总统的度假地戴维营，接待了一对特殊的贵宾：埃及总统萨达特与以色列总理贝京，他们为结束世代的仇怨来到这里。
初秋的戴维营，风景如画，天气宜人，但这些对于来宾毫无吸引力，这些人只为谈判而来。双方带来的不是准备妥协的方案，而是势在必得的索取清单。
不消说，谈判激烈火爆，硝烟不绝。包括东道主卡特总统在内的与会者，大概都没有完全预料到，13天之后的9月17日，竟然在这里签署了历史性的《戴维营和平协议》。作为历史上罕见的不可能妥协的妥协的典范，该协议载入了史册。
不可能妥协的理由，无非是双方仇恨太深、分歧太大。阿拉伯人与以色列人的数千年宿怨就不说了，就是1948年以来的四次阿以战争（1948，1956，1967，1973），就让阿拉伯人永远饶不了以色列！
那是1亿人败于几百万人的战争，而且以色列人一直占领着战争中夺去的土地，没有一个阿拉伯领袖能够承受这种奇耻大辱。
萨达特的目标是，得到战场上没有争得的东西：收回以色列夺去的土地，确立巴勒斯坦人的权利，让巴勒斯坦难民返回被占家园；贝京的目标则是，在不付出重大代价的条件下，签订和平协议，结束埃以敌对状态，让以色列从此安享和平。双方的要求，当然是南辕北辙。
尽管如此，“可能妥协”的理由也十分强烈。
最主要的是，维持“不战不和”的敌对状态，双方都苦不堪言，难以为继。
在战场上连败4次之后，埃及终于痛苦地意识到，仅靠武力战胜以色列是不现实的，而且埃及经济凋敝，军备败损，內欠信心，外无援助；与苏联关系的急剧恶化，更使埃及雪上加霜。
另一方面，1973年埃以战争之后，以色列已经筋疲力尽，外交上空前孤立，四面受敌，面对巴勒斯坦人的顽强抵抗，无一刻安宁。
在这种局面下，双方国内言和的呼声都日益高涨，作出某种妥协不再是完全犯忌的事情。
但这并不意味着走出妥协的第一步是轻松的。
且不说阿以从未坐到一起，和平地讨论双方的分歧，这种局面已有两千年之久了！各自内部的极端势力，就绝不是可以忽略的因素。坐在戴维营的双方领袖，都会意识到，他们可能为这里的让步付出生命的代价！事实上，萨达特后来（1981年）就是死于埃及极端分子之手。
考虑到这些因素，无论如何都不能低估戴维营协议的份量。
双方居然达成了如下重大妥协：确立缔结和平条约、建立睦邻友好关系、全面公正解决中东问题的目标；承诺结束战争状态，以色列从西奈半岛撤军；承诺采取具体步骤，实现互相承认，废除各种经济抵制；承诺开展巴勒斯坦问题的和平谈判，等等。应当说，协议已显露了和平的曙光。
戴维营和谈已过去近40年，后来的结果并不尽如人意，阿以和平之路并不平坦。
但至少可以说，40年来埃以之间没有再发生过大规模的战争。仅仅这一点，也足以肯定阿以协议的巨大价值。千年死敌之间所达成的妥协，还不算是“伟大的妥协”吗？
如果说，已提到的那些“伟大的妥协”，还不足以洗刷“妥协”二字之上的污垢，那么，现代社会中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的、无人能够逃避的妥协，就足以赋予“妥协”以完全正面的价值。
简单来说，妥协就是具有不同诉求的双方（或多方）在平等的条件下，通过互相让步寻求一致。
这种事情，在家庭、商场、交易所、公司董事会、官场、议会、国际会议，或在密室、或在众目睽睽之下，每天都在发生。完全可以说，妥协已成为现代人的主要生活方式；没有妥协，人类社会将无法运行。
今天已经是一个妥协的时代！唯有在今天，人们才真正意识到，妥协具有普遍的价值，是一个和谐合作的社会所不可缺少的要素。妥协对于对抗的胜利，乃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大标志；“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哲学，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
但是，妥协并非总使当事人都感到满意。
在最好的情况下，双方（或者多方）获得可能的最佳结果，此所谓双赢；在最坏的情况下，一方在对方的强势高压之下被迫退让，这就谈不上是什么“伟大的妥协”。
大多数妥协则介于以上两个极端之间。愈接近双赢的妥协，其正面价值就愈大，就愈值得称作优质的妥协。显然，只有优质的妥协，才最值得追求。对于达成优质的妥协，以下要素都是重要的：
相关方具有平等的地位（不是实力）与平等的心态。
相关方之间有充分的信息交流与最基本的信任。
寻求妥协的过程服从公平合理且明晰的规则。
在实力不对等的情况下，强者具有主动妥协的气量与心怀。
在妥协的时代，妥协既是一种心态与责任，也是一种涵养与德性，甚至是一种智慧与生存艺术。
妥协的艺术愈高，成功的机会就愈多，生活的乐趣也更多。真正“伟大的妥协”，或许可遇而不可求，但平常的妥协，却总可能与人们相伴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