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语文课上被要求用“发明”一词造句，有人说出“我发明了一个制度”，你想必会哑然失笑：大俗人一个，还能发明出制度来！真的，制度能够被发明出来吗？这确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自从某个聪明人发明了“体制”一词以来，人们已不必去触碰“制度”一词的神圣性了。当今“制度自信”已成为戒律，尤其不宜随便谈论制度。但若问“何谓体制？”回答很可能是“某种制度”。可见，“体制”与“制度”实难区别，两者的差异不过是人们在心理过度紧张之际想象出来的。这样说来，对制度曾经认定的神圣性实际上也不存在，制度不过是多种多样的人类创造物中的一种罢了。
尽管如此，但要一般地界定“制度”，却也不简单。要了解什么是制度，或许更好的办法是浏览某些具体的制度。在这样做之前，你务必去掉来自标语口号中的那种印象，似乎制度必定是管控天下的大设施，例如“社会主义制度”之类的。实际上，制度既可以很大，也可以很小，五花八门，不一而足。
制度之大者，当然莫过于社会制度，例如共产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封建主义制度等等。制度之小者，则存在于朝夕所见的日常生活中，例如值班制度、作息制度、门卫制度等等。更多的制度介于以上两个极端之间，其性质与形态都多种多样，并不容易作出某种恰当的分类。举出某些常见的制度作为说明的例证，却不困难。
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遵循其特有的制度。例如，经济生活中的产业制度、货币制度、财务制度、土地制度；政治生活中的议会制度、文官制度、行政制度；教育部门的招生制度、考试制度、学位制度；卫生部门的医保制度、防疫制度、药检制度；研发部门的专利制度、认证制度、风险管理制度，等等等等。
即使似乎纯属私人生活的领域，也遵循多种运行有常的制度。例如，与人类繁衍相关的有婚姻制度、家庭制度、继承制度等等；与日常起居相关的有栖居制度、餐饮制度、服饰制度、礼仪制度等等。
人们的灵魂也处于一定制度的管控之下，例如教会制度、朝觐制度、礼拜制度、忏悔制度、学习制度（后者显然具有中国特色）等等。
有了这许多具体制度的印象之后，制度就不再是一个虚玄飘渺的抽象概念了。但我们仍然希望归纳出某种一般性的刻画。为此，首先注意到，任何制度都包含三个基本要素：处于一定组织状态中的一个人群；自动或强制推行的一个规则体系；在规则制约下的人群稳定持续地推出某种固有的产品。工厂制度可用作说明的典型例子：工厂员工构成一个组织化的人群；该人群服从工厂一系列规章的约束；员工们依据既定的流程生产出某种产品。表面上与工厂制度可能相去甚远的其他制度，实际上也可归于同样的模式。例如，婚姻制度无非是这样一种组织形态：人群被划分为以夫妇为核心的家庭；婚姻的缔结与维系遵循既定的规则或习俗；婚姻的产品就是延续世代的儿女。再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成员处于一定的组织状态中，经受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政治、经济规则体系的约束，其社会产品则是供人们消费的打上现代印记的尘世生活。
如此看来，在最广义的理解下，任何制度都可以看作是某种经济制度。基于这一理解，在考察某种制度时，不妨借用现代经济学的概念、用语与方法。例如，可以谈到制度的成本与效益、制度的产出、制度的红利等等。制度的生命力，首先表现为其产出的质、量与可持续性。例如，某种文官制度的生命力，体现于其所提供的公共服务产品的高质高量与行政体系的长期稳定；文官制度的成本，既包括社会财富的消耗，也包括政府在失职时的道义损失。
在当今这个连宇宙的起源都要弄个明白的时代，对于制度源流的探索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究竟是谁发明了制度？这可不容易回答。
为了阐明婚姻制度与家庭制度的起源，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1818—1881）写了《古代社会》这部经典著作。摩尔根通过对美洲印第安人部落社会的考察与分析，复原了人类原始时代的家庭状况，从而阐明了人类从群婚制到对婚制进而到一夫一妻家庭的演化过程，这就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现代婚姻制度的起源。
解释资本主义制度起源的问题无疑更加困难，没有哪一部书能给出完全的答案。综合众多研究者的著作看来，我们大体上能够知道：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某些元素，可以追溯到浸透商业精神的古希腊与古罗马社会；而文艺复兴时代的威尼斯以及相继而起的尼德兰，则真正种下了最初的资本主义幼苗；其后在英格兰及进而在整个西欧，终于培育出近代资本主义这棵大树。
然而，以上解释并没有说明，究竟谁是婚姻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发明者。实际上，任何充分复杂的制度都不是某个天才头脑构想的产物，因而不可能有个体发明者。任何经历了漫长演化发育过程的制度，也不会有明确的群体发明者，因为在推进该项制度的努力中作出过贡献的所有个人，并不能明确意识到自己行为的最终结果；所有参与者不过是在无意识地创建着制度。因此，婚姻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既无个体发明者，也无群体发明者；它们只有一个“无意识的发明者”，那就是整个人类社会。
那么，不那么复杂或者历史短浅的制度，是否有发明者呢？试看两个例子。
众所周知，现代制造业工厂的高速生产线，依赖于生产过程的充分分解与细密分工，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这导致更高的生产率。基于以上原则的工厂制度，就是在近代享有盛名的福特制，它是美国汽车工业的奠基者老福特创建的。
社会主义制度比福特制当然复杂得多，但它的历史并不长。最早的社会主义文献出现于16世纪（莫尔，1478—1535），此后经傅里叶、圣西门、欧文、魏特琳、布朗基、马克思等人的后继工作，终于编织出社会主义制度的大致蓝图，上述人士自然组成社会主义制度的发明者群体。一些人可能会想当然地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马克思单独发明的；其实，历史事实并非如此。
以上事例表明，只有在极端特殊的情况下，才能明确指出制度的发明者。这一结论，对于那些老想着发明制度的想入非非的梦想家，对于那些整天叨念着“顶层设计”的自命不凡者，不啻是一瓢冷水。
顾名思义，所谓制度创新，就是自觉地创建（这意味着发明并实际建立）新制度。鉴于前面的分析，只有足够简单或者培育时间很短的制度，才可能进入创新的范围。因此，制度创新是一种并不常见的人类活动。明白这一点，就不致在无端诱惑之下跃跃欲试。
成功的例子 19世纪80年代，德国俾斯麦政府挟普法战争之后高速成长起来的空前国力，强势创建社会保险制度：1883年通过《医疗保险法》；1884年通过《事故保险法》；1889年通过《养老和老兵保险法》。这些法律在德国奠定了医疗保险与养老保险制度。这是一次至今被人们称道不已的成功的制度创新，它既体现了日耳曼民族古老的共济主义传统，也体现了德意志国家的精明设计与强势统筹。这些创新今天仍然是现代社会保险制度的典范。
应当注意到，社会保险制度固然是一项不可小视的社会工程，但它毕竟只涉及社会生活的特殊方面，完全不触动社会的基本构架。正是这种“单纯性”，再配之以种种良好的外部条件，使得该项创新得以成功。不妨说，俾斯麦的制度创新成功，有赖于其目标有限而且机遇绝佳，因而是史上罕见的事例，并非人人可以仿效，要举出类似的例子并不容易。
失败的例子 1958年7月，在大跃进的狂热中，河南遂平县成立了第一个人民公社，它集工农兵学商于一体，实行政社合一。这一异想天开的“制度创新”，立即获得最高领袖的首肯与高度评价，经陈伯达、张春桥等御用文人的理论包装之后，成了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天堂的桥梁”，因而以“大跃进速度”很快推广到全中国。当然，如世人都已看到的，人民公社所带来的不是共产主义天堂，而是空前的大饥荒。
略加思考之后就不难明白，这样的制度创新不免失败几乎是注定的。首先，人民公社囊括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项高度复杂的制度，不可能被某个聪明人凭空想象设计出来，除非一开始就不抱成功的希望；其次，即使人民公社能够立足，其发育成长过程也必定是漫长的，试图一个晚上将其推向全国，无异于促其早死。
制度创新何以如此难以成功？
主要的理由实际上已于前述：制度创新的机会太少，只有相对简单或培育时间不长的制度才可能被人类掌控，而创建其他制度则超出了人类的智力。试想，你所要创建的非凡制度肯定是一项社会工程，你在创建它之前总该对它有很透彻的了解与周密的思考，而且已设计出某个蓝图吧。而恰好这一点是个人（或者一群人）绝难做到的，除非那项制度足够简单。任何复杂的或成长缓慢的社会工程，都不可能有设计师。即使是很杰出的人物，至多可能为该项工程设计某个局部构件；在设计者有限的生命中与有限的视野内，他根本来不及看清楚，自己设计的部件在整个工程中的确切地位，更谈不上纵观全局。个人的这种局限性固然令人遗憾，但终究无损于社会进步。
新制度的设计将由社会这个无言的设计师更好地完成。
另一个也很重要的理由是，不同于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往往伴随着人的利益的调整或重置，而活生生的个人很难供改革家用作社会实验室中的小白鼠，除非你根本不在乎人间祸福、乾坤倒转。盲目的社会实验所导致的毁灭性后果，人们已在疯狂年代经历过了。
主要的教训就是：任何时候都不应轻言制度创新！面对吊诡莫测的历史，个人永远应保持足够的敬畏与谦虚。你永远不要抱负过大，想入非非，以为自己真的能够“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永远不要试图去设计什么理想社会制度。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都不需要什么“社会设计师”——当然，我们还是需要一位总设计师，实际上那不过是一项荣誉而已，没有人会如此当真，竟然去循名责实。我们常常误认为自己在主动创造历史，而其实我们多半只是被动地跟随着历史潮流走而已。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就让那滚滚波涛推着你缓缓前行吧，无论你自己还是别人，都不能预先铺好你足下那条将行之久远的道路。
但这并不意味着，个人不可以有理想。个人的创意与想象——包括天马行空般的无端妄想——永远是人类精神财富的源泉；只要个人不试图借助于强权将一己之意愿强加于人类，就不会是什么祸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