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真这一品性，有时似带贬义，却并不涉善恶。它可能是败事之因，亦可能是成事之母。而在某些特殊人物身上，天真恰好关联着大善，因而特别显得珍贵。
胡适、胡耀邦、温家宝，就是尽显天真而又表现卓越的非凡人物，很适合用作说明天真利弊的例子。
胡适（1891—1962）未必是所有人都喜欢的人，但大概不会有人反对，他是极具个性、始终如一的人物。
在中国现代史上，胡适名声卓著，左右两派都认他是第一流文人，并非其学术成就特别巨大，多半是因为其人格魅力与影响力无人能匹。
要概括胡适的品性，忠诚二字最为贴切。
胡适是无比忠诚的人，他一生都以自己的全部热情、地位、声誉甚至生命作为抵押，履行着对他所认定的人和事的始终如一的忠诚。
他忠诚于信仰，从求学年代起，就笃信自由主义与实证主义，坚守一生，不改初衷，也从不隐瞒自己的信仰，根本不在乎他人的褒贬好恶，也不计及个人的成败得失、安危祸福。
1930年代，蒋介石的地位如日中天，鼓吹领袖独裁的舆论风行全国；而胡适观点鲜明，在报刊上著文力促蒋介石实行宪政。
这份耿直与坦诚，一直保持到去世的前一天，致使屡遭胡适冒犯、心中不快的蒋介石，尽管不免心存芥蒂，但对之还是不能不敬重有加。
胡适忠诚于国家，在国难当头之际，他奔走呼号，力推全民抗战，在驻美大使任上更是恪尽职守。
他忠诚于朋友，一生交结无数，或亲或疏，一概待以至诚，在当时的文坛领袖中拥有最多的追随者，几乎没有私敌。
他忠诚于包办婚姻下的发妻，无论这个小脚女人形象如何旧派，他都不离不弃，厮守终生。
他忠诚于自己，自始至终一副面孔，没有任何人说他左右逢源、反复无常。
胡适一生，或许失言、失察、失误无数，但没有人能指出他有什么明显的道德污点。
近于完人的胡适，支撑其一生操守的禀赋是什么呢？
是其少有的坦诚、执着与和善？或许，这些因素都起了作用。但更值得指出的是，未必被人注意到的天真，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正是因为天真，他对自己坚守的理念从不持疑，信仰到痴迷的程度；正是因为天真，他真诚地相信，自由的理念将主宰未来；正是因为天真，他充分信任他人，一生与人为善，不染猜忌、伪善等等文人恶习。
胡适的天真可褒可贬，但总是那个天字当头，自然而率真。
胡适与鲁迅、钱玄同等同为文学革命的主将，他特别以其力推白话文而名震文坛。
他毫不介意地将自己的“大白话”文字，甚至白话小诗，堂而皇之地登在报刊上，根本不在意，在当时新风初开的气氛下，通常上不了台面的这些东西，会使他这个“暴得大名”的文学新星，在一些人心目中颜面扫地。
这种天真，是其他文人不太可能有的。
1920年代，中国政局动荡，知识界被深深地卷入社会运动的漩涡，青年学生更是躁动不安，318事件前后尤其如此。
胡适也不看看形势，始终固守着自己的温和立场，竟然公开规劝学生不要迷恋于街头政治，回教室去安心读书。
说了这番任何新派领袖都不愿意说的话之后，胡适的新文化运动旗手形象能不倒塌？做自己认为应该做、别人都不愿意做的事，正是胡适一生的习惯；他所看到的世界与人生，似乎比别人所见要简单得多。
最能说明胡适天真的，莫过于他卷入“总统竞选”一事。
1948年，蒋介石已意识到自己的颓势，不再有抗战期间那种舍我其谁的底气，竟然异想天开，派人知会胡适，要胡适竞选总统，蒋表示愿意在他手下作行政院长。
稍有城府的人都会明白，这不过是蒋氏保住自己权力与形象的计谋。但不知就里的胡适竟然真正费神思考起来，在日记中表示“这是一个很聪明、很伟大的见解，可以一新国内外的耳目。我也承认蒋公是很诚恳的。”
当然，胡适并没有糊涂到真正接受蒋的建议，但不能一眼看出蒋的真意，也够天真的了。
这些天真，并没有动摇胡适在中国知识界的地位，只是为他的传纪增添了若干趣闻轶事，为他的形象增加一些可爱的色调。
胡耀邦（1915—1989）当然完全是另一类人物，但其天真也不更少些。
今天，胡耀邦被誉为共产党的良心，对于共产党人，不可能有比这更高的评价了。
作为“中兴”主将，胡耀邦的建树亦足可彪炳史册。但真正为他赢得历史地位的不是这些，而是他那真正独具一格的个性与非同寻常的人格魅力，这些在他的同僚中已成绝响。
胡耀邦的最突出的品性，最恰当的表达或许是以下三个词：坦荡、善良、天真。
恰好是这些品性，使他在同僚中显得是一个异类。
我常常不免想，这种类型的人，怎么可能经过那个绞肉机几十年的绞杀，居然还能幸存下来？
他根本就是不适合干那类事情的人。
用瞿秋白的话，这叫做历史的误会。坦荡就不说了。至于善良与天真，真有一些非同寻常的事。
在绞肉机体制下，再善良的人，要完全不整人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1957年，胡耀邦刚从国外回来，闻知团中央的右派已经划定，他岂能不知，跟随他的这些人是否是“右派野心狼”？但已无法补救，他深感歉疚，只能逐个安抚。
大饥荒时期，时局紧张，最高层为缓解形势，当毛不在场时议论过是否解放右派。
胡耀邦略有所闻，来不及等到正式通知，就在大会上大声呼唤：在座的是否有右派朋友，你们受苦了！
如此冒失几乎闯下大祸。
1965年在陕西代理省委书记不及半年，就亟亟乎为四清中被整的人解脱，结果受到西北局的严厉整肃，恰在病中的他几乎送了性命，幸亏叶剑英将其救出。
1980年前后，被胡耀邦救出的人更是成千上万，其中就包括后来置胡于死地的薄一波、彭真这类中山狼。
救出可能有袍泽之谊的高官，或许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对那些毫无背景的草民的救助，就不能不说是一种真正的人道情怀。
在高官眼中遇罗锦能算什么！
在申请出国（实际上是流亡）时无人敢批，也无人愿管这种闲事，更轮不到总书记出面。但胡耀邦居然出手解决，而且在批示中写明：遇罗锦的家人吃了很多苦……。
1957年的学生闻人林希翎也去找胡，胡竭力为她解脱，但最终卡在邓那里，也就没办法了。
这种几乎不顾一切的有求必应，使许多高官惊骇莫名，这不能不埋下后来遭厄的祸根。
这个被誉为共产党良心的人，或许真想依良心行事，岂知这就犯大忌了，还不是十足的天真？
还有一些事情更天真得不行。
1980年代邓小平主推“严打”，胡耀邦认了“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竟然将强奸女孩无数的朱德孙子毙了。
这一下子使许多高官着了慌，李先念就马上开家庭会叮嘱家人：都小心点，不要碰在胡耀邦手上，他这个人是天不怕地不怕的！
但胡的这一回犯忌也太过头了，还不算天真？
1986年，邓一时心血来潮，对胡耀邦说到自己准备在13大后退下来。
胡耀邦真的信了，竟不全力挽留，居然着手张罗，这种天真就不只是犯忌，简直是自寻死路了。
果然，几个月之后，薄一波、王震等老人一齐上阵，将胡耀邦废了，“逼迫邓小平退下”正是一条主要罪行。
还有一条同样不可饶恕的罪行是：就在与邓谈话不久之后，胡耀邦接受了海外记者陆铿的采访。
陆是新闻界的老油条，诓称绝不发表未经胡同意的任何东西，一番花言巧语说动了胡耀邦，胡竟完全相信了他，对他说了个痛快，也没忘提及邓退休的事情。
陆铿岂是守信之人，一出去就将胡耀邦给卖了，这就闯了大祸。
1986年对胡耀邦的逼宫之事，至今人们都觉得胡很冤。
但如果换一个角度看，胡作为党的首脑，其天真竟一至如此，且犯下的事情满筐满箩，受到元老们惩处也难说很冤了。
如果说，在那种秩序中居然会出现胡耀邦这种异类，实在是奇迹；那么，类似的奇迹竟然再次出现，就是更加难以想象的奇迹。
新出现的奇迹就是前总理温家宝，一位给人印象深刻而又饱受争议的人物。
温家宝是胡耀邦亲自选拔为高层后备人才的人，他身上无疑有不少才品为胡所赏识。不过，在性格上温家宝与其恩师胡耀邦相去很远；相同的只是，温家宝也具有胡的那种天真，且同样使他麻烦不断。
温家宝文革前夕在北京地质学院念研究生，文革中在甘肃地质部门工作，1980年代初进入政界，在赵紫阳时代任中办主任。
1989年夏天摄于天安门广场的那段著名视频，让国人对温留下了强烈印象。
1990年代，温幸运地实现了平安过渡，在朱镕基政府中任副总理，以其特别的勤勉、低调与亲和积累着自己的资望。
成为朱赏识的阁僚并不容易，温的官场历练可以说相当成功；加上时运相济，2003年顺利接任总理。
与朱镕基的雄才大略相比，温当然明显逊色，但10年总理任内，毕竟兢兢业业，勤勉有加，颇具民望。
温家宝是那种既承袭许多优秀古老传统、又不失现代精神的人，在今天的官场中，这种人已属凤毛麟角。
温忠厚、诚恳、谦和，学养上古今兼备，温文尔雅，有儒者之风。这些特质，自学生时代起，一直保持到晚年，几乎不受官场陋习的侵蚀。
许多高官耽于享乐，声色犬马，无所顾忌，今天已是尽人皆知。温家宝与这些恶习无缘；如果稍有沾染，那些虎视眈眈的对手岂肯放过他？
高官们广结朋党、沉淫女色的那些时间，温大概都用来读书了；像温这样广泛涉猎中外著作的高官，能有几个？
同僚们就只有以讥刺温“掉书袋”来聊以自慰了。
温确有点爱掉书袋，但所掉之处，似乎还不算唐突。
温亲历1960年代高校中的文革预演，又未免卷入文革恶斗，对那个绞肉机的噬人恐怖，应当深有感受。加上从世界优秀文化遗产中受到的种种熏陶，温不能不在内心深处认同现代文明的基本理念。
在高官们争先恐后地表白意识形态的坚定性、不惜重温文革极左语言的气氛中，温家宝独树一帜，挺身而出，痛斥鼓吹极左的文革余孽，可不是什么哗众取宠；在薄熙来之流的强势威胁面前，温不会不知道他面临什么风险。
在万马齐喑的沉闷气氛下，温家宝不惜冒着风险担负道义，当然主要基于他对世界潮流与国家命运的深刻观察与坚定信念，但也不能不说，与他性格中的那份与生俱来的天真有关。
如果不是天真，他怎么可能在同僚们避之唯恐不及的形势下，公然表示认同普世价值，以致语惊四座？
显然，他天真地相信，他所认同的道理，几乎明若白昼，他人没有理由不同意。
如果不是天真，他怎么可能说出“要让民众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这种话？
他肯定以为，这种理所当然的事，无论东西方都不可能有人反对；殊不知，传统的意识形态话语中，根本就不能容许这种完全西方风格的表达。
什么尊严？难道人民不早就有了尊严吗？
在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大谈其退后如何如何，身后如何如何，就更天真得一塌糊涂了。
他肯定已深深地陷入上下求索的独自沉思中，以致忘记了，他的大多数听众根本不可能理解那种历史情怀，他们唯一习惯且认同的，只是那种无汁无味的官场套话。
能够被温家宝打动的，只能是那些认真思考过前后500年的人，这块土地上还有几个这样的人在呢？
上述的三位人物，身份、个性、命运并不相同，但都有天真的禀赋。
天真给胡耀邦带来了厄运，给胡适、温家宝也没少添麻烦。也不难举出，历史上还有许多类似的人因天真而受挫。
那么，天真岂不纯粹是一种有害禀赋？
情况当然并非如此。
没有任何人能够认为，胡适、胡耀邦、温家宝及其他类似的人，其人生有什么根本缺陷。
恰恰相反，他们的人生价值远远在那些以老成练达自诩的人之上。
或许可以说，正是因为天真，他们才摈弃了世俗之见，始终忠实于自己、忠实于信仰、忠实于事业，成就了有价值的人生。
如果他们少一些天真，多一份练达，或许他们的人生更加平安顺畅，但这样一来就将成为完全不同的人，在史册上的位置与形象也将迥然不同。
天真之人其所以率性而行，全不计较祸福得失与他人的喜怒，可能是因为疏忽、误判或超然。
疏忽使他看不到周边反应、环境险恶、祸之将至；误判使他将别人的奸险当成好意，将对手当成友朋；超然使他在灾祸临头时毫不在意，我行我素，大有“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之慨。
所有这些，都使天真之人既少自保之心，也缺自保之策，岂不容易跌入世之网罗？
但也正因为如此，天真之人更执着、更专一、更真诚，更可能成就大业。
依世俗之见，也许人们更欣赏老成练达。但为能保存那些能传之久远的价值，不能不说，天真是更值得珍视的禀赋。
所称难得天真，实此之谓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