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人皆知，文革已经被界定为史无前例。因此，说什么“文革前的文革”，似乎是无稽之谈。但如果对文革的理解略加拓广，使之能够包括那些疑似文革或者准文革，那么就不妨说文革史有前例！历史上曾有过哪些这种意义上的“文革”呢？至少本文给出的两个例子，绝对值得今天的人们咀嚼再三。
说文革是一个很好玩的游戏，或许有点骇人听闻。但如果有一个足够大的舞台，或许真有人想玩文革游戏，因为它险境迭出，好戏连台，实在是太刺激了！当然，只能玩到不出现惨叫声为止，否则，那就一点也不好玩了。
然而，除了盖世枭雄，谁敢玩文革游戏！恰好这种人在700年前就有一个，他就是农民领袖朱元璋。你的第一反应想必是：别开玩笑了，这不可能！导演文革，需要十八般功夫：传世著作、不朽思想、惊天谋略、号令天下、威震诸侯、大閲群儒……，一件也不能少，朱元璋何方神圣，能有这些功夫吗？他不过是一个凤阳秃僧罢了。
这就小看朱元璋了，恰恰是这种有秃僧背景的人，最有资格玩这种骇世大戏。现在就来看看，朱元璋所玩的文革游戏，哪一幕不令人拍案叫绝，与700年后的真文革恰有一比。
雄文出世——别以为一介贫僧，大字识不了几个，就不能执笔行文。正是这种人著书立说，才叫真气概！朱元璋的著作唤作《大诰》，这个名字就已气派无比，那是指望与《尚书》一类的古代经典一起传世的。朱元璋不失为大聪明人，书中一切文字疵瑕全保留着，不让秘书斧削，让人一看就知乃粗通文字者所为，免得被后世人讥为秘书代笔。
该书是否用了红封面，今天已难确考；但确如后世红宝书一样颁行天下，令万民诵读，则是肯定的。成为历代美谈的经典故事是：农夫将宝书挂在牛角上，以便在田间地头随时阅读。至于举子们必须熟读《大诰》才可以应考，更属理所当然。
思想行空——万岁爷写点书，在历史上并非稀罕事；但以朱元璋思想独树一帜，则绝对是史无二例。究竟何以想到要用思想一统天下、号令全国，这实在是一个有趣的问题，那就让后世学者去研究吧。朱元璋也并非凭空闭门造车，而是继承儒家大统，纲常伦理，一件也不少。他的真正卓绝之处在于：对传统经典细加甄别，剔除那些不经之论。“亚圣”孟夫子不知哪根神经出了问题，居然认为老百姓还在皇帝之上，说什么“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岂不是修正主义？坚决删去，而且孟夫子的“亚圣”牌位也不能保了。朱元璋连亚圣都敢废，岂不天下肃然，从此再不会有哪个酸臭读书人敢叫板了。
集中权力——有了统御天下的著作与思想，朱元璋的权威应当已经无以复加。但朱是一个要将每件事情做绝的人，他还要更进一步：将所有权力集于一身，包括最细小的事权在内。这一点就非现代领袖所能及了，现代领袖是从不管政务的。朱元璋的最惊世骇俗、最影响深远的一个举动，就是一举废了丞相，从此元首总理一肩挑。你不妨想象一下，如果领袖兼挑周恩来的担子，会是一个什么景象。而这却是朱元璋所追求的，他就是不能容忍任何人分享他的权力。在他手里，极权所达之巅峰，多少年之后都无人超越。
京师检阅——文革中的红卫兵检阅，一直被认为是史无前例的创造。其实700年前朱元璋就已开先河了。朱的壮举真正是开天辟地以来第一回，他将全国的士子——即读书人——召到京师，接受圣谕。不要以为这是等闲事，可别比之于乘车船进京的红卫兵，在只有原始交通工具的古代，跑一趟京师可是要命啊。朱元璋就是有这个气魄！更重要的是，他就如一个现代人，理解到了这一招的巨大动员作用。试想，几万“红卫兵”面见圣上之后返归故里，天下还有谁敢不听圣上号令？
整肃诸侯——这里袭用了毛对地方大员的称呼。文革开始后这些人怎么了？还是用毛的话：被整的呜呼哀哉！尽管如此，还是没有突破朱元璋的记录。朱掀起的扫官风暴如此富有创意，大概是很难复制的。仅仅是“剥皮实草”，即将受害者的皮剥下来做成皮囊，充以草之后做成标本展览，后世好像就没人再敢用了。做这件事只需要狠心。但另一件事就真的创意非凡了：让被整的官员戴着镣铐登堂审案，审完之后又被公人押走。不过仔细一想，这一招后世并未失传：文革中的在押走资派，确实也有被押着去办公的。
群众专政——你想必会认为，现代文革中的群众专政，绝对史无前例。但这一判断恰恰不对，朱元璋早就用上了。朱元璋时代，中国大地上的奇异一幕，居然被有心人记录下来，肯定将成为文明史上的奇观：去京师的路上，一伙草民神气活现地押着一个犯官，被押者蓬首垢面、惊恐万分。是有司安排这些平民执行公务吗？非也，那是他们“自主执法”，在路上碰上这个“走资派”，就自行决定抓起来送京师有关部门。
这种奇葩，无论叫做直接民主，还是民粹主义，现代人恐怕都无从反对。有了这种狠招，朱元璋治下恐怖到什么程度，就可想而知了。
朱元璋的妙招实在太多，难以尽述，只好打住。对于呈现朱元璋时代的文革特征，这些事实已经足够了。
对于评价“朱元璋的文革”来说，颇为不利的是，其中的文化意味似乎少了一点。你会说，现代文革也没有多少文化啊，不然怎么会有人称之为武化大革命呢。但后者毕竟有一些东西事涉文化，例如焚书毁画、批孔黜孟、文字狱等等。不要说这些并非弘扬文化，只是破坏文化；不破坏怎么能称革命呢？革命的真义不就是破坏吗？可惜，在文化方面朱元璋确实欠了点功夫，便不能与现代领袖比肩了。幸而，这种缺陷可由另一位大帝来弥补，此人就是更加功德无量的满清乾隆大帝。
隋炀帝有一句睥睨天下士人的话：就论诗文，也该由我做皇帝！
隋炀帝文学如何，天下文人自有公论，此处不予置评。但如果他将以上这句话留着给乾隆去说，或许更不失风度。就文学地位而言，乾隆更加当仁不让！他不只是看不起当朝文士，恐怕也不怎么看好历代文士。就凭他那四万多首诗，李杜似乎也得甘拜下风。固然有人看不起乾隆的诗，他人的评价万岁爷何从得知呢？这些且略去不谈。
至于“文革功夫”，乾隆确实不稍让朱元璋；下面这些，就全属乾隆的强项。
禁书毁书——乾隆一辈子都勤于啃书；否则，他在士大夫面前也没有那份傲气。但一个嗜书如命的人，却竭尽全力禁书毁书，让天下人无书可读、有书不敢读。其实，此中并无任何矛盾：正因为乾隆精通诗书，才比任何人都更懂得书有多危险！他岂不明白，历代诗书中有多少话语，不利于一个刚刚走出山林的蛮夷民族，当然也不利于欲登文坛之巅的乾隆本人。除了彻底禁绝这些东西，让其绝无机会与天下人谋面之外，他实在想不出别的办法。你说，这件事能怪乾隆吗？
为达其目的，现代文革中通行的那些办法：烧书、缴书、通令禁书等等，不消说乾隆全都用过。但更具创意、似乎也显得更文明的方法是：通过编书来毁书！这就真正是空前绝后之举了。用现代语言来说，乾隆举办了一个前无古人的“伟大文化工程”：编辑《四库全书》。
要知此工程何等伟大，只需看几个数字：任命了360 多位高官作编辑、3800多位抄手、收录了3462种图书、共计79338卷36000余册、约8亿字。这些且放一边，真正值得关注的是，乾隆修书的目的恰恰在于毁书，而事实上他以惊人的规模做到了：禁毁图书6766部、93556卷，超过收入《四库全书》的总数！这意味着，中华文化的一大半，已毁在乾隆手里了！不要用什么“成绩是主要的”、“几个指头与几个指头之比”一类的昏话来辩解。要知道这一罪恶是绝对无法救赎的。仅仅这一条，就应当说：乾隆就是史上第一罪人！
文字狱——我一直叹服发明了“文字狱”一词的古人的智慧：无论解释为因文字获罪而下狱，还是解释为文字本身就构成一座狱，让涉足者如陷狱中，都说得通。这种智慧不可能出现得太早，文字狱应当是比较晚的东西。因此，古代大多数时候，玩文字的人似乎还不失安全。但到清朝就不再有这种安全，在乾隆治下就更没有了。在政学两界都有头脸的龚自珍，都不胜慨叹“避席畏闻文字狱”！
见见乾隆锻炼文字狱的功夫，有助于衡量其与现代文革的对比。乾隆朝文字狱有案可查者达130余起，著名的大案就有11起。其中捕风捉影、荒诞无稽者不可胜数，此处仅举一件以见其一斑。
江苏举人徐述夔著有《一柱楼诗集》，死后被仇家告发，称其中有刺满人之句。乾隆判其大逆不道，结果本人被开棺戮尸，子孙数人处斩。最初接办案子的江苏布政使陶易，认为告发者挟嫌倾陷，嘱幕友陆琰批文交扬州府查办。乾隆竟然对陶易震怒异常，将陶、陆两人都判了处斩。这样的判决，也将文字狱案的惨酷性推至极端了。
囚民愚民——愚民倒不是满清人的发明，秦始皇早有辉煌记录。但乾隆的做法更富想象力，以致将秦始皇比了下去。他的几条大政策条条凶狠，对后世影响不下一百年。其一是闭关锁国，对此批评最多的是说如何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恐怕更大的危害在于让国人闭目塞听愚昧无知，而这偏偏是在一个全世界日新月异的年代。其二是禁绝任何独立思考，让所有人都彻底关闭大脑，成为“无私奉君”的顺民。虽然真正关进狱中的读书人未必很多，但在精神上，所有读书人都无例外地被圈养起来了。这样的精神囚徒，对于满清自然再无威胁，但对于国家就更加麻木了。
经过乾隆“伟大文革”的大清朝，到底是帝王崇拜者心中的太平盛世，还是龚自珍——其生平只是稍后于乾隆——诗中的“万马齐喑究可哀”，那就只有后人来评说了。
一个国家，前后不过700年，就有了三次文革，这究竟是生民有幸，还是造化弄人？就不必徒发古今之叹了，只是思考一下，此中有什么历史启示留给后人吗？
三次文革涉及三位伟大领袖，他们都是指望而且自信名留千古之人。首先看到的是，每位领袖都建树了“千秋伟业”：朱元璋建立了一个新朝；乾隆的文治武功都超历代帝王，自称为“十全老人”；现代领袖则是秦始皇后第一人。不必等待历史的评判了，三人心中那股豪气，就各各书写了历史。
在现代人看来最重要的一点是：没有盖世之功的人，岂敢发动文革！文革绝对是稀世之事，发动者一定得是稀世之人。
那么结果呢？朱元璋开创了史上最腐败的王朝，他的子孙的两项成就——宦官专权与特务政治——都创了历史之最；乾隆一手造成了文化浩劫，一手送走了大清朝的盛世，准备了晚清的悲惨结局；现代领袖将亿万人带到了“崩溃的边缘”。对于这种结果，无论他们当年是否有所感觉，后来从天国俯瞰下界之际，应当已目睹一切。他们能不慨然一叹吗？
是什么将君王们引向文革之路呢？一言难尽啊，只能略举一二。
抱负不当——朱元璋在早年就立志“杀尽天下贪官”！他没意识到，这种“割韭菜”的事业注定不能完成，永远有韭菜长出来！乾隆志在造就“无私奉君”的臣民，在一个文明曙光初现的时代，这实在不合时宜；现代领袖更要彻底改造人性、征服私欲，却没有悟到，统治欲就是顶级私欲！他们都志在干不可能之事，岂不悲乎！
无限权力——“欲干非常之事，必得有非常之权”，领袖们及其追随者，肯定都是这样想的；他们所获得的超级权力达到了历史的巅峰。而这恰恰是不幸的主因：在最需要纠正航向的时候，却让普天之下噤声，人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巨轮驶向漩涡。
今天，人们在说出“文革已成为过去”这句话时，无比轻快。谁也不在意此中包含了双重疏忽：文革并没有真正过去；即使文革已经过去，劫后余生的人并不能万事大吉、袖手无事，总该为纪念文革、反思文革做点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