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易时移，万物无常，与时俱进才是人间正道。”
“世事纷繁，进退莫辩，恪守常规才能稳操胜券。”
这显然是两种完全对立的处世之道。如果遵循后者，那么岂止不能因应变化，简直应当抗拒变化，岂不顽固保守？此中委曲，详细说来还颇费周折。
我们自幼受到的教育就是不应保守。保守似乎意味着顽固守旧，排斥创新，不接受任何新事物，永远停留在落后过时的状态中——总之，占尽了你能想到的所有缺点；岂止是缺点，简直是罪过！
在革命口号响彻云霄的年代，批为保守是非常严厉的谴责。例如在1950年代农业集体化运动、大跃进运动期间，领袖正处于“一天等于二十年”的特别亢奋中，对于他那些浪漫绝顶的计划稍有犹疑的人，就给带了“保守派”的帽子；邓子恢另加一顶帽子“小脚女人”，周恩来则被警告“离右派只有50米”。这些后来都成了经典判词。
知道这些历史之后，还要谈保守，而且打算赞颂保守，这就不免要被讥为顽固不化的守旧派了。不过，这倒不是和谁过不去，实在是因为，保守导致成功的历史事例给人印象太深刻了，让你不能不将其录诸文字，给世人增加一点见识。
英国保守党 保守而成为一党，实在也保守透顶了，这样的党还能在世间立足吗？英国的保守党，就正是这样一个不识时务的党，居然还活得有滋有味。
说到保守党，还不能不说一下英国的保守主义。现代英国的开启之役——1688年的“光荣革命”就够保守了，居然请来了一个荷兰人当国王，虽然国会立的规矩对其有诸多限制，但对国王的那份崇敬，却一直维持下来，以至于今。
自那时起，英国的国运就基本上由托利、辉格两党撑着，托利党正是保守党的前身。三百多年来，保守党执政的机会不算少，它与其对手——辉格党，或自由党、工党——一起通过改革法案无数，书写了英国的近现代史。就此而言，保守党似乎一点也不像一个保守派。
但保守党岂能不保守！它始终守护着古老的君主立宪政体，恪守自《大宪章》时代以来的种种政治原则，小心维护着英国议会政治中的各种老古董，尤其保持英国政治文化中的所有古老礼仪、惯例与习俗——所有这些，都使你无法否定保守党的保守本色。
这样的保守主义，无论局外人观感如何，在英国是被广泛接受的，至少没有人特别反感。正是这种保守主义，维护了英国社会的长期稳定，让它既安富尊荣，又逐渐地、温和地、毫不止步地实现着扎扎实实的社会进步。
或许，英国人毕竟少了一些时髦而靓丽的招牌，如共和制、人权宣言、成文宪法等等，但自由、平等、民主、法治这样一些普遍的文明价值，一点也不比其他西方国家少。既然如此，夫复何求？
今天，英国人未必赞成保守党的每一项政策，例如卡梅伦想留在欧盟的主张就被大约一半人反对，致使他不得不辞了首相职务。但从根本上反对整个保守主义的声音，你可曾听到过？在这个意义上，保守主义就不仅仅属于保守党，也成为整个国家——自然包括反对党在内——的政治哲学了。保守主义深入人心到了这种地步，还不能说它已取得绝大成功吗？
日本保守主义 英国保守主义的这种辉煌成功，似乎无法超越。但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另一种保守主义，足以与之比肩，这就是日本的保守主义。英国与日本，一西一东，都是以保守主义立国的工业化大国，确实为这个世界提供了一种特殊景观。
眼下中日关系僵硬，形同敌国，任何来自日本的事物似乎都令人反感。但保守主义在日本的成功，还是不能不承认的。
日本保守主义的主要载体是自民党。自民党成立于1955年，由当时的自由党与民主党联合而成，当年就上台执政，直至1993年的38年中一直一党独大。自民党执政期间，实现了经济倍增计划，将日本从二战后的那种破败状态，一跃而提升到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它在振兴日本产业、科技、教育等等方面，开创了独具特色的日本道路，此中岂有保守可言？
尽管如此，还是掩盖不了自民党奉行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虽然不同于英国保守党，自民党名称中并无保守二字，但其保守倾向则十分明显且由来已久。
在2010年通过的新党纲中，更明确申明自民党为“保守政党”。这既意味着坚守西方自由主义政治的保守传统，也更在于坚定维护日本的独特传统：在宪政框架下的天皇道统；仍然隐含着武士道精神的文化传统；包括家族企业、终身雇用、突出年资、等级分明的产业文化，等等。
这一套东西在当今世界尽管显得另类，颇受世人批评、奚落，但日本人就是敝帚自珍；且正是凭借着这些东西，硬是从西方人手中夺得了产业优势。从效果来看，谁也无法完全否定日本式保守主义的巨大成功。
有了这两个突出的成功例子，即使不能推论出，保守主义在任何地方都必定成功，但至少已足以说明，保守主义不失为一种有力量的意识形态。观乎此，你就不再有理由，一见到保守二字就嗤之以鼻了。
今天在欧美各国，公开宣称保守的政党倒不多，但其政治哲学倾向保守的政党则不少，例如美国共和党、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法国人民运动联盟、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等等，这些政党受选民的欢迎程度，一点也不输于更具革新面貌的左派政党。
以上用事例说明了，在今天的政治现实中，保守仍然受到欢迎，因为它可以带来让民众满意的成功。这虽然与我们的传统看法相悖，但想必其中总有道理。对此，有多种解释，不同的解释基于不同的哲学。你且看看下面的解释如何。
人类社会的任何发展，都是文明的积累与创新。无论积累与创新如何交织在一起，没办法截然分开，但二者的功能与实现途径是完全不同的。
文明的积累是一个渐进的、有形的、能够加以管理的常规过程；而且，这种管理正是执政者的责任。任何有效的管理都有赖于稳定、清晰的规则，保持规则的有效性与持久性，无疑是社会治理的第一要务。
尊重规则与秩序，小心地看管着现存的一切，这不是保守又是什么呢？从根本上说，保守是一种职责，不幸却被一些浅薄之徒误认为是一种惰性了。
至于创新，可在两种意义上理解。其一是局部的、策略性的创新，这种创新更多地夹杂在积累的过程中，甚至可以说是积累的附属品，应当包括在管理者的职责之内。
这类创新，与保守主义之间连表面上的矛盾都没有，完全不值一提。例如，无论卡梅伦如何崇奉保守主义，他的首相生涯，也并非永远是照搬前朝旧章，总有某些新的情况需要应付，而这就需要政策上的局部调整，甚至需要创设某些新章法。
但这终究不过是施政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日常运作，没有人真会将其视为创新，更不致因此而改变保守主义的基本格局。
其二则是全局性、根本性、体制性甚至颠覆性的创新。在一个成熟、稳定的社会中，颠覆性的创新即使不是百年一遇，也是极其罕见的事情，你就别奢望它一定在自己的职责之内，那不是任何个人所能胜任的。
那种几乎是革命性的改变，是真正的创造历史；除非你是公认的天才，还不如安守本分，静候历史条件的成熟，不要自不量力地去扮演催生历史的角色。因此，合符逻辑的结论只能是：
全局性的创新，根本不是日常管理者的职责！
现代英国最伟大的保守主义政治家，大概非丘吉尔、撒切尔夫人莫属。他们为英国（在一定程度上也为世界）所作的贡献，无人能够否认。他们也绝不是没有应变权谋的人，在二战中建树了奇勋的丘吉尔，称之为谋略大师也不为过。
但我不知道在他们的从政生涯中，有过什么全局性创新的记录，足以突破他们的保守主义形象。
不错，撒切尔的重新私有化、严厉整治工会、疏远欧洲的独立外交政策等等，在1980年代都是影响深远的改革创举。但这些恰恰是将英国扭回传统的轨道，不可能开创任何实质意义上的新体制。
20世纪无疑是天翻地覆的世纪，同时也是特大灾难频现的世纪。最大的灾难，并非缘于某个保守主义政治家的因循守旧，恰好来自那些“开创历史新纪元”的冲天壮举。20世纪的最大不幸，正是志在开创历史新纪元的伟大人物太多。
如果人类还能吸取什么历史教训的话，最大的教训应当是：
切不可轻言开创历史新纪元！
真正的新纪元，不是任何自命的天才足以开创的。任何伟大的历史进步，都是文明要素长期积聚的结果，如果不是水到渠成，而是人为催生，那样的新纪元只能是大灾难。
创新者积极应对了时势的变化，而保守者则无视时势的变化——两者岂不高下立判！
这只说对了一半：因应时势的变化总是需要的，无论你是创新者，还是保守者。创新者如何因应变化就不说了，真正的创新者确实也太少。至于保守者如何因应变化，则不失为一个有趣的问题。
真正成功的保守主义者，例如丘吉尔、撒切尔，必定是机智地因应变化的谋略大师。
你不妨看看丘吉尔。1940年，希特勒的百万大军眼看就要从海峡对岸蜂拥而来；每天都有几百架德军飞机飞抵伦敦上空。这种险恶形势，英国历史上何曾出现过？
丘吉尔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罗斯福紧紧拉住；第二件事，就是立即与曾经的死敌苏俄改善关系，进而结为同盟。
值此危急存亡之秋，他还能有一个铁板脑袋？
为了加强与法国的合作，丘吉尔在戴高乐身上也没少花功夫。戴高乐何等人物，不免心高气傲，给英国没少出难题。但当时戴高乐毕竟是寄人篱下，丘吉尔则尽显英国绅士的气度，给予了戴高乐最大的礼遇。否则，战后的英法关系，未必那样顺畅。
对于他绝不会喜欢的斯大林，丘吉尔也没有吝惜赞美之词。不管他们曾经如何不共戴天，但在二战中还是好几次坐到了同一条板凳上，为后世留下了那几张著名的合照。
做了这一切的丘吉尔，在根本上其实一点也没有改变。他还是战前那个倔强的丘吉尔。战争硝烟尚未散尽，他就于1946年在美国发表了那个著名的演说，谴责苏联在东西方之间设置铁幕。有人因此而认为，正是丘吉尔开启了冷战；至少，铁幕一词因丘吉尔的演说而留行了几十年。
战争刚刚结束，英国人民就毫不客气地将丘吉尔选下去，让丘吉尔清醒一下：潮流已经变了，人民希望过更好的生活。面对这种变化，丘吉尔完全无意改变他的保守主义；就凭他这种死不悔改的保守主义，4年之后又胜选上台。
由此可见，保守主义者因应变化也是有两手的，即有所变、有所不变。
有所变，意味着以变化的策略去应对变化的环境。即使是很平庸的当政者，无论他保守与否，面对变化的情势，都不可能不作一定的政策调整。当然，那种恰到好处的应对，只能出自谋略大师之手。
有所不变，意味着在涉及保守主义的根本原则的问题上，保持不变。在环境、条件均已变化的情况下，仍然固守着那些已成为教条的原则，这就真正是对抗变化了。丘吉尔在败选后的倔强的保守主义态度，不就是对抗变化吗？
对抗变化者仍然可能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
如果条件的变化还没有大到需要根本变革社会的地步，那么，坚守长期奉行的那些原则，即使遇到一时的困难也毫不动摇，至其极致境界，甚至“以不变应万变”——蒋氏父子所崇尚且长期奉行的一句格言——，这样的保守形象也许并不中看，不免受到猛烈的攻击，但仍不失为一种可贵的坚守。
丘吉尔与撒切尔夫人的那种坚守，恰好应当属于这种情况。他们确实对抗了变化，在沉不住气的人看来不免显得有几分顽固，但有无可非议的正当性。
反之，如果条件的变化已经如此之大，以致旧秩序再也无法持续，根本的变革已经不可避免，那么，对抗变化就很可能是自取灭亡之道。历史上，有许多因对抗变化而未免于覆灭的事例，对抗者多半是固守其一己之利，谈不上保守不保守的问题。那种情况，就不在本文的论题范围之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