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不敌基因将社会中每一件坏事都归结于制度（本文概指社会制度）不善的人，期待改革制度的急迫心情，可想而知。只是，一旦制度更新之后，倘景况依然不佳，将情何以堪！那么，在社会肌体中，是否还存在某种比制度更难改变的东西呢？
不必请教任何理论家，人们仅仅凭常识也知道，社会制度是具有高度控制力与制约性的东西，但凡人类生活中涉及产业、民众福祉、国力、社会秩序、安全状态等等的一切，都高度依赖于制度构建的成败及制度的良痞。一旦社会出现疾患且久治不愈，人们的抱怨多半是：根子在制度啊，希望在于改革制度！
于是，对于国家的兴衰成败，制度的选择与建设，似乎起决定性的作用。无论谁说出了这一点，都会被认为是一种深刻的洞见。如果谁不以为然，反驳说，或许政策、宣传、教育、宗教等等起更大的作用；那么，制度决定论者一定会嗤之以鼻：简直是本末倒置！
如此强有力的逻辑，你能不深以为然吗？至少，你不觉得很难反驳吗？
其实反驳不难，立即就可以提出一个显而易见的疑问：当今世界流行的社会制度不过寥寥数种，而各国治理状况与成败得失却千差万别，其差别又决定于什么呢？
这时，就会有比制度决定论者更高明的人出来解释：这是文化与历史传统的差异啊。这种解释似乎更难以反驳，但依然不能尽释疑惑。最主要的是，文化与历史传统都是庞大复杂的东西，完全不清楚，其中究竟哪个因素在起决定作用呢？
这就像一个人身体虚弱，动辄染病，究其原因，各执一词：甲说药不对症，乙说生活方式不当，丙说体质亏损，丁说家族遗传。如果家族病史确证了最后一个解释，那么，几乎就可以肯定，对于他的病况，基因起了决定性作用。
那么，在相同或类似的社会制度下，不同国家所呈现的状况往往大相径庭，是否也决定于各自的基因呢？这正是现代思想界最关注的问题。鉴于基因理论在生物学领域大放异彩，其巨大的解释力已不容否认；对于社会历史领域的某种类似的基因理论，人们难道不能有自然的期待吗？
但事情没那么简单。第一个难点就是：如何界定社会历史领域的基因呢？对此，迄今未见众所公认的明确界说。因此，我们只能满足于一个有点粗略的表述：
一个民族的基因，是该民族在其历史中形成的某种特质；该民族的政权更迭与政治经济变迁，可能改变该特质的表现形态，却不根本改变该特质的取向与功能。
为与生物基因相区别，可将上述基因称为文化基因或文明基因。
制度与基因当然是很不同的东西，在主要方面不妨作如下对照：
A 制度通常具有某些有形的结构，例如包括规章、机构、设施等等；基因则是无形的，并不明显依托于某个固定的架构。
B 流行的社会制度区区可数；而基因则具有可观的多样性，不容易表述为一个无重大遗漏的详尽清单。
C 主要的社会制度，已有世界通行的名称，如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等；基因则尚无规范成熟、众所公认的名称，写出以下名称只是聊胜于无：执着、专制、尚武、自负、放浪、顺从等等。
D 制度固然具有非人力所能左右的自然生长过程，但通常不免明显的人为干预乃至人工设计的痕迹；而基因则完全自然形成，不可能存在任何有意识的人为塑造。
E 制度仅有低度的稳定性，它通常随着社会的发展或文明的更迭而变迁；基因则具有高度的稳定性，可经受剧烈的时代变迁而保持不变。
F 制度可能因社会革命或外部入侵而剧烈改变；基因既难由革命改造，也不容易从外部输入。基因是否会发生突变，则仍然有待实际事例来说明。
G 在特定时期与特定国家，通常实行单一的社会制度；而一个民族有多种基因集于一身，则是很自然的常态。
H 制度的选择、发育、完善、表现形式与效能，不可避免地依赖于基因；而基因则并非制度所能左右。简言之，制度从属于基因，因而制度不敌基因。
制度真的不敌基因吗？那就只有证诸历史事例了。
再没有比犹太民族更奇特的了，它的许多表现根本无法用常识来解释，人们只好归之于“犹太人之谜”。其实，其谜底就是犹太民族的特殊基因，其中之一是所谓孤愤基因。
犹太国家以色列，其所实行的政治经济制度，与欧美各国别无二致。但不同于大多数欧美国家，以色列执行一种特别强势的外交政策，几乎没有任何弹性，以致到了十分僵硬的地步，甚至不惜树敌无数，尤其开罪于大多数邻国，致使自己处于高度孤立的危险境地。
以色列的这种取向，完全不能从它所奉行的制度与政治哲学得到解释。如所周知，民主制度离不开一定的灵活性，包含着强烈的妥协倾向。按理说，一个民主国家通常不可能持一种毫不通融的死硬外交政策。这样，就只能到犹太民族的特殊历史与文化传统中去寻找原因。实际上，以色列的几乎绝无仅有的自我孤立的外交政策，正是源于它的孤愤基因。
孤愤基因来自犹太人的特殊历史遭遇。
西方历史中，有关于“永世流浪儿”的传说。犹太人固然没有一直流浪下去，但从其被罗马人驱赶出巴勒斯坦，到以色列复国为止，也足足流浪了两千余年。在此期间，犹太人浪迹天涯，几乎相继寄世界各大民族的篱下，所受到的歧视、排挤、迫害与凌虐，恐怕是史上无二。有如此经历而两千年不灭、始终顽强地生存下来的民族，所锻就的孤愤基因，该有何等强烈！要这样的民族，在逆境中轻易服软，是绝难想象的事情。
这样看来，犹太人的不屈不挠，就不是什么难解之谜了。
今日之德国，不仅首屈一指的富强文明，而且在国际舞台上中规中矩，是有口皆碑的负责任大国。大概没有人将这一切记在默克尔老太太一个人的账上，多半会归之于德意志民族的优秀。
但德意志民族真的优秀吗？它可是挑起两次世界大战、使全世界陷入灭顶之灾的罪魁祸首啊。只是二战过去70年后成长起来的这一代人，对战争的印象早已淡忘，也就不太在意昨天的德国了。但学者们可不会如此健忘，关于大战的著作从来就没有间断。
一个几乎永恒的问题仍然是：德国人为什么有无与伦比的战争狂热与军事效能？这不能从德国的制度得到解释。从19世纪下半叶起，自由经济制度就已经在德国扎根；而魏玛共和国时代的民主制度，至少在法理上不输于任何其他欧洲国家。
或许不是所有人同意，民主国家不容易陷入战争狂热；但事实上，近现代史上民主国家发起的战争远少于专制国家。看来，德国的好战，又是基因在作怪了，这就是德意志民族的尚武基因，它可是德意志的民族之魂啊。
曾培育了希特勒这类狂人的德意志民族，其自负张狂自不待言。其实，德国人通常具有的那种特别自豪，并非没有疑问。实际上，德国人在某些方面可悲之至。从罗马时代开始的两千年中，德意志人（或即日耳曼人）都没有组织成一个统一民族。自查理大帝时代到1870年促成德国统一的普法战争，德意志与其说是一个国家，不如说只是一个地名！
这样一种四分五裂状况的后果之一，就是几乎连绵不断的战争：查理大帝的儿孙们之间的战争；中世纪德意志地区封建诸侯之间的战争；德意志人与意大利诸城邦之间的战争；德意志人与彪悍的北欧人（维京人、诺曼人等）之间的战争；德意志人与东方强悍民族（匈奴人、马扎儿人、斯拉夫人、奥斯曼人）之间的战争；德意志两强普鲁士与奥地利之间的战争，德法之间的战争……。
经历了这许多战争的人倘不尚武，世界上就不再有尚武之人了。德意志民族的主体普鲁士人尤其尚武。普鲁士在其发迹之初，偏处德意志的东北一隅，那是个四战之地，环境极其险恶，饱受四邻侵凌之苦，在长期的生存搏击中培植起来的可畏的军国主义传统，后来成为德意志帝国的支柱。
有了尚武之魂，要发动战争，就只待适当的时机了。风云激荡的20世纪，岂能没有时机？
据说，俄罗斯国徽上的双头鹰，继承自它曾经的宗主国拜占庭帝国。不过，从俄罗斯的历史看来，更恰当的解释不如说是：历史上，俄罗斯民族的眼睛既朝向西方，也朝向东方，因而深受拜占庭与蒙古这两大帝国的影响。
俄罗斯从拜占庭接受了东正教，这是众所周知的。至于俄罗斯在被蒙古人的欽察汗国占领期间，融合了蒙古人的草原文明基因，这一点就不太被人注意。前面已经指出，并不能简单地从外部输入基因。但俄罗斯与欽察汗国的融合过程实际上可看作一种“联姻”，通过这种途径注入外部基因，是很自然的。俄罗斯由此获得的基因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颇不中听的强盗基因。
说草原民族具有强盗基因，一定会使信守政治正确的人、或者车臣一类的草原民族怒不可遏。但我只不过是说出了一个没法否认的事实，丝毫无意加以抨击。多少读过一点中国历史的人，岂能不知道，长城之外的那些游牧民族：匈奴人、乌桓人、鲜卑人、契丹人、突厥人、蒙古人……，他们什么时候停止过对农耕民族的抢劫？须知，从根本上说，这完全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是由那个时代的生存法则决定的经济问题。抢劫的历史锻造强盗基因，再自然不过了。
但俄罗斯并不是草原民族啊。不错，但一旦它从与草原民族的联姻中获得了强盗基因，就不太可能不表现出来。实际上，俄罗斯帝国在其存在的近600年历史中，甚至直至今天，可以说将强盗基因表现得淋漓尽致。况且，俄罗斯生命力旺盛，天赋不凡，还能当不好强盗？它从来都毫不犹豫地抢劫波兰、乌克兰、中亚诸国、乌拉尔、西伯利亚、中国……。如果不抢劫，它怎么能成为世界第一大国呢？你真的相信，那是上天特别眷顾的结果吗？当普京拍着胸脯说要守住祖宗留下的每一寸土地时，你想过那些土地是怎么来的吗？
可不能将俄罗斯的强盗基因归结为其制度。至少有两个理由足以为证。其一是，制度上接近于俄罗斯帝国的国家并不少，例如华人的宋帝国、明帝国就是。但是这些帝国根本不像俄罗斯帝国那样，醉心于抢劫邻邦、永无止境地开疆辟土。如果中华帝国也如俄罗斯一样具有强盗基因，恐怕早就占有西伯利亚，哪还轮得上俄罗斯？其二是，十月革命后，照理说已经制度更新，你能说其强盗基因不再？你不妨去清点一下中苏边界，曾经发生过一些什么事？那段历史的见证人，不太可能在沙俄与苏俄之间作出区别啊。
今天，关注日本的不只是它的宿敌中国，实际上是整个世界。这除了日本那绝无仅有的另类劲，当然最主要的是这厮能量非同寻常，一旦折腾起来实在动静太大，二战那笔帐至今还没算清呢，人们岂能不记在心里？
那么，日本究竟特殊在哪里呢？是其社会制度独树一帜吗？
恰恰相反！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国家，最不坚持自己的原有制度，那就是日本了。日本是一个岛国，除了二战被美国人打趴于地之外，从未被外人征服过；连打遍天下无敌手的成吉思汗，对日本也只能望海兴叹。
如此独特的经历，使日本人竟没了形成排斥外来制度文化心理的机会，出奇地热衷于学习外域。整部日本史，可以说就是一部向外学习史：1854年以前一直都在学习中国，其后则是狂热地学习西方。一付地道的黄皮囊，居然喊出了“脱亚入欧”的口号！还不是说说而已，除了国土搬不了家之外，经济制度文化上真的成了西方国家，否则哪能成为“西方七国集团”中的一员？
有形的东西变了，却变不了无形的东西，那就是基因。所谓日本特殊，特殊的正是基因！
最特殊的基因，不妨说就是武士道；如果更縮小点说，就是武士道所涵盖的“亡命”；日本人就是不折不扣的亡命之徒，这原不过是亡命基因使然！几个日本浪人，就敢亡命抢劫天朝上国的海疆；一个蕞尔小国，竟要亡命吞噬中华；已经在亚洲大陆百战缠身，还要亡命去挑战世界头号强国；二战中败局已定，还要亡命一搏，不惜将每座岛上的日本居民赶下海去殉国，美其名曰“玉碎”；一个败亡之国，一片废墟，血污未洗，又开始亡命地复兴，硬是在短短几十年内爬上第二经济大国的交椅；为了钓鱼岛那块真正的弹丸之地，至今都在亡命地与中国死磕……。对于有如此亡命基因的国家，全世界——更别说中国人——还能掉以轻心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