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女儿提出的问题“最能原谅的缺点是什么”，马克思答以“轻信”。
这似乎确为对人类行为品性的深刻洞见。谁没有过轻信的经验呢？不过，有时轻信并不怎么可爱，甚至令人憎恶。对那些导致巨大灾难的社会运动的蛊惑宣传的轻信就是如此。20世纪的三场社会运动尤其值得注意，它们是苏维埃运动、纳粹运动与文革运动。
1917年10月之后，俄罗斯就成了苏维埃新宗教的圣地，来自世界各地的朝圣者络绎不绝，其中既有各式各样的革命者，也有对革命富有同情心的左倾知识分子，还有对新事物充满好奇的各界人士。正是这些人，将苏维埃新世界的信息带回欧美及世界各地。
那么，朝圣者从圣地带回了真实的信息吗？用中国式的话语来说就是：朝圣者取得了真经吗？
一个典型的朝圣者是萧伯纳（1856—1950）。今天大概没有多少中国人熟悉萧伯纳。而在民国年间，萧伯纳可是中国知识界关注的大闻人，至少是一部分人——其中就包括鲁迅、林徽因等——的偶像。
我不知道，是否要对萧伯纳用“英国大文豪”这样的头衔，这种名称今天已不时兴了。萧伯纳也有许多其他头衔：剧作家、幽默大师、社会主义者、社会活动家……。
在文人中，他也以其特别的高寿而受人注意。在1930年代，他已近80岁，却似乎仍然处于生命的活跃期，兴致勃勃地遍访中、日、苏等国。所到之处，他都有不尽的演说与交游，在新闻界掀起一阵阵波澜。
不能不说，这个老爷子的一生真是有声有色，远非那些足不出户的书斋学者可比。
按理说，像萧伯纳这样一个阅历深厚、见多识广、一生都在观察社会、富有人道情怀的智者，应当目光锐利、洞察入微，至少不致轻信于人、贻笑后世。然而，萧伯纳访问苏联的记录，却证明不了他的老成与睿智；与大约同期访苏的其他文化名人——例如罗曼·罗兰、纪德等——相比，尤其显得其眼力差了一截。
1931年，萧伯纳在莫斯科度过了他的75岁寿诞，见了斯大林。回国后，他频频发表演说与文章，盛赞苏联的成就。他或许真正不知道，就在1930年前后，正是由集体化造成的大饥荒在苏联大地上肆虐，夺去千百万人的生命。
由于饥饿、处决、集中营的苦难等等，苏维埃运动至少断送了两千万人的生命。而从苏联回来的萧伯纳，只是平静地侃侃而谈：“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那里存在经济奴役、匮乏、失业。在所到之处，我们处处看到充满希望和热情的工人阶级。”“出了集中营之后就成了正常人，他们甚至都不再想离开集中营，我想他们愿意在那儿不管呆多长时间。”
对集中营竟如此赞誉备至，简直骇人听闻！究竟是苏联人的什么话语，使他对集中营有如此美好印象呢？如果苏联人告诉他：苏联根本没有关押政治犯的集中营，他轻信了；如果苏联人告诉他：集中营虽然艰苦，但改造好了犯人，他轻信了，都可以说他不过有点天真。但相信集中营幸福得犯人们竟然不愿意离开，就很难说这是一个睿智之士可能有的轻信了。与其说这是轻信，不如说是地道的偏见。
如此轻信的朝圣者，当然也不止萧伯纳一人。对于苏联来说，像法国思想家萨特、美国记者斯特朗等都很可爱。他们的故事都大同小异，就不去说了。
今天的世人，如果对希特勒还留有某种印象，那么多半是恶魔的形象；“希魔”已经成了希特勒的专属封号。当然，人们也知道，今天欧洲街头仍然有“光头党”在活动，他们是希特勒的余孽；在人们眼中，这些人似乎都是一些思维不正常因而不可理喻的人，不必作为健全的政治势力看待。
但是，却很少有人知道，即使在完全正常、体面、甚至声望卓著的人士中，希特勒也不乏支持者，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恶魔也有粉丝！
说萧伯纳是希特勒的粉丝，肯定有“萧伯纳的粉丝”出来反驳。但萧伯纳那些赞扬纳粹主义的言论却已经刻印在他的文集中了。他宣称，唯有独裁才能真正办成实事。
对萧伯纳的粉丝尤其不利的是，萧伯纳甚至留下了直接为希特勒辩护的证据。他认为，那些对社会毫无用处的人是社会的巨大负担；如果这些人不能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就不能让他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如此恐怖的言论，与希特勒的观点已无区别了。为萧伯纳辩护的人的说法是：在当时的欧美，对希特勒抱某种程度的同情十分常见。而这恰恰意味着，在当时希特勒的粉丝还不少见，并非仅仅萧伯纳而已。
无论希特勒是否特别在意萧伯纳说过些什么，至少有一件事可以证明，希特勒是将萧伯纳区别于其他英国知识分子的：德国在准备入侵英国时，拟定了一个登陆英国后将抓捕的3500人名单，其中包括了许多文化名人，但恰恰就“漏掉了”萧伯纳。萧伯纳确实也值得获得希特勒的这种优待。
希特勒的粉丝中，还有一个更著名的人物，他就是英国的逊位国王爱德华八世（1894—1972），他以其“不爱江山爱美人”的传奇故事而知名于世。
爱德华继承王位后，非常钦佩希特勒，而且并不加掩饰。爱德华的热恋对象辛普森夫人也是一个亲纳粹者，她与德国驻英大使里宾特洛普（后来的德国外长）关系亲密。爱德华于1936年退位；1937年受希特勒邀请访问德国，受到国宾规格的隆重欢迎，并与希特勒会见。
在会见希特勒时爱德华的第一句话就是：德意志人与英国人同属一个人种。访问结束后，爱德华专门致信希特勒，深表感激与钦佩。他在“巴哈马群岛总督”任上，曾对一位美国人士说：如果希特勒失败，将是一个悲剧，因为希特勒是一位伟人。
至于希特勒在西班牙、拉美以及亚洲等地的粉丝，简直不可胜数，其中也不乏一些大人物，就不必尽举了。
如此多的知名人士一度或者始终赞赏希特勒，当然有本人政见或者利益上的考虑，但肯定不能排除一个重要因素：希特勒的如簧之舌，打动了不少天真的世人，使他们确信希特勒真正致力于一项伟大的事业，且其奋斗已取得非凡的成就。尽管有这些理由，我还是要说，无论任何人，轻信希特勒事业的价值及其辉煌前途，即使不是一种丑陋的表现，也是一种不可理喻的愚行。
在文革时期，官方媒体上几乎每天都有“世界各国人民热情支持中国文化大革命”、“外国友人盛赞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就”之类的报道。谁都知道，这不过是一些拼凑的套话，没有谁将其真正当一回事。
因此，国人实际上并不关心、也不真正知道，西方人究竟如何看待中国的文革；更不知道，西方确实有不少人真心实意地支持文革，甚至成为文革的信徒，在自己的国家也开展某种文革运动，这就是西方的毛主义左派，即所谓毛左。
文革之后不久的一次全国性学术会议上，一位院士在谈访美见闻时说到，在美国街头，他看到了游行示威的美国左派，他们竟然打出标语，高呼口号，谴责中国压制文革派，表示支持“五人帮”——他们将毛与四人帮放在一起称为“五人帮”。那时刚刚开放，信息仍然十分闭塞，我第一次听到这些事情，不免大为震惊。此后，逐渐了解了西方毛左的观点及其对中国文革的看法，也就觉得平常了。
实际上，美国的毛左是微不足道的，毛左的真正大本营在法国，主要集中于巴黎。1968年，中国的文革派正忙于夺权，忙于争夺新成立的革委会中的位子；其他人作为“逍遥派”在各寻自己的乐子，很少人注意万里之外的巴黎发生了什么。况且，在当时那种消息闭塞的情况下，即使想关心也是枉然。
实际上，当时法国发生了大规模的学生造反，由此引发的巨大社会震荡，几乎不下于文革中的中国。如同中国的红卫兵一样，法国学生也将学校当局完全踢到一边，不再理会约束学生的任何规章制度；也到处贴出领袖像，还打语录仗。造反浪潮随后扩及其他部门，工人开始占领工厂。
这一切表明，法国社会所感染的，就是一种病毒——来自中国的文革病毒。如果不是法国左派学生及其领袖，对于中国的文革有高度的肯定与热情，他们怎么可能如此狂热地引进文革病毒呢？根本没有亲历中国文革的法国人，竟如此赞赏文革，不是轻信当时中国文革派排山倒海般的文革宣传，又是什么呢？
法国的“文革”浪潮，也波及其他西欧国家，并在所及之处，都造就一批毛左。只是欧洲社会似乎免疫力不低，文革病毒没有流行多久就销声匿迹了。
本文所举的事例，主要说明一些导致巨大灾难的社会运动，仍然得到许多知名人士的支持。这种现象初看起来颇令人惊愕。除了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复杂原因之外，认识与心理上的原因就是：这些社会运动刻意宣传展示的崇高目标与巨大成就，让那些不知底细的人轻信上当。简言之，轻信让人从恶！
当然，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轻信表现的范围要广泛得多，此处不过是专论危害世界较大的一类轻信罢了。对这种轻信的分析，有助于人们理解一些似乎违背常理的现象，使之不致被一些假象所迷惑。
对于那些已经劣迹斑斑的社会运动的自吹自擂，人们为什么会轻信呢？答案自然不很简单；否则，人们就不致轻信了：简单的东西怎么会让人轻易上当受骗呢？
凡属轻信，必定既有吹者，亦有信者，双方各有其理由。吹者可能有该信之固有优势，或者可能有吹嘘的技巧优势；信者可能有其固有的天真，或者可能客观情势让其不能不信。此四者分别简称之为实绩、欺诈、天真、无奈。现在依据其主次顺序分别说明之。
欺诈 这意味着此类社会运动总有巨大的欺骗性，无论出自本能还是蓄意。苏维埃运动本来就是要“解放全人类”，纳粹运动毫不隐晦要征服世界，文革运动声称要改造世界，既定目标就是如此，就是在熟睡状态下的梦呓，也绝对是“形势一片大好”，永远不可能有一点点气短的时候。
这就是本能的欺骗性。至于蓄意，那更是其职责所在。例如戈培尔领导的那个部，其职责就是编造一切能壮声势的信息，那是一个专业，它已极其擅长此专业，它提供的新闻几乎依工业化方法生产，其效能之高、数量之巨大、方法之毫无顾忌，谁能抵挡？
希特勒的军队都已在前线战壕中就位，枪栓都已拉上，但戈培尔的新闻机器还在全力开动：德国正在全力以赴争取和平！欺诈的肆无忌惮与功夫到了这种份上，希特勒的铁蹄还能不踏遍整个欧洲？
顺便说个题外事。就在1950年6月25日，金日成以最大的声音向全世界叫喊：南朝鲜侵略军打来啦！这个神话被坚持了整整67年！天真的中国人如何能不信？
天真 无论对方有多诈，你不天真，多长一个心眼，那个诈岂不就不灵了？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否则，普天之下的谋略之士还有用处？况且，天真本来就是人类的天性，只是恶劣的生存环境才逐渐消磨了这种天真，使单纯的人不免心眼多起来。
人类本来都很天真，这绝对是大好事，是人类社会至今没有糟透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每个人一生下来就老谋深算，这个世界还能存在下去？在这个意义上，天真不是罪恶。但问题是世界已经那样险恶，你已经吃过一百次亏了，还在老天真，那就是不识时务了。
萧伯纳在见到斯大林之前，苏联的谎言——苏联农民自愿加入集体农庄；农民自愿交出余粮；要废除不平等的中俄条约等等——至少也被戳穿一百次了。但一听到斯大林断然否认苏联有饿死人这种事，萧伯纳就信了，这种天真还可爱吗？
1936年在延安窑洞中与红军将领们促膝谈心的斯诺是可爱的；但在1960、1964年两次访问中国之后，在已经知道大跃进等种种事实之后，仍旧断然驳斥关于中国发生饥荒的传闻为“冷战宣传”；1970年在天安门城楼上面见领袖，仍然相信打倒刘少奇的必要性。此时的斯诺，就再无可爱之处了。这一类的天真导致的轻信，还能不算是“轻信之恶”吗？
实绩 像苏维埃运动、纳粹运动、文革运动这样动员了亿万人的巨大运动，要是完全没有真实的业绩，没有成就一番震撼人心的事业，完全依靠谎言过日子，专门糊弄普天之下的天真呆鸟，那也太不可想象了，除非真有上帝在扶助他们，让他们虽然一无所成，却仍然安享全世界的一片欢呼。
再荒唐的事情也还不至于到这种地步。即使你受了希特勒的一百次欺骗，也不能说明他对你说的第101件事一定是假的。这就意味着，“对荒唐的信任”，也并非绝对没有不荒唐的结果。这就意味着，希特勒等并非完全没有可信之处。
无奈 再具有独立性与意志力的人，也有无奈的时候。一个遭遇海难者，遇到任何声称准备搭救他的人，除了相信他之外别无选择，即使那个人完全可能不怀好意。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政府能不相信苏联政府的诚意，按照苏联的条件签订《中苏友好条约》吗？那种情势下，不可能想得太多太远，谁能顾及1945年北极熊在东北、蒙古如狼似虎的那番疯劲呢？
以上四项，除了第二项之外，都不是轻信者的责任，因而似乎不是“轻信之恶”的理由。如果换一个角度看，仅强调结果而不注重责任，那么任何导致轻信的因素，都不能说与“轻信之恶”无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