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被官方定性为“十年浩劫”的文革，在许多人心中，都是不折不扣的噩梦。但在文革情结特别深厚的人看来，文革岂止不是浩劫，简直是一场盛宴：群众奋发、扫荡贪腐、草根得道、民主弘扬……。这类论调今天尤盛。这一看法无论有多离奇，亦未必全无依据。作为文革亲历者，还真的曾目睹那场盛宴的某些面相。
十年浩劫的文革，与草根盛宴的文革，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然而，还不能不承认，二者都曾发生。若要使这些似乎互相对立的说法融于一体，看来唯一的出路只能是，承认文革是多面相的；更直截了当的说法是：存在多个文革！
一个完完整整的文革，竟被活生生地分割成多个文革，岂非咄咄怪事？首要的问题是，为何会有多个文革？
最简单的回答是：文革是一场非典型的政治运动。
在现代中国的体制下，一场典型的政治运动具有如下主要特点：由党的中枢自上至下统一发动；运动自始至终处于党组织的一元化领导之下；运动的进程完全遵循由党的文件所规定的程序与规范。
文革前的几乎所有政治运动，包括延安整风、三反五反、57年反右、59年反右倾、四清运动等等，都属于典型的政治运动。将一场典型的政治运动分割成多个运动，既不合逻辑也不合事实。
但文革却不在此列，它是现代史上一场——很可能是唯一的一场——非典型政治运动，这意味着，几乎在所有方面，它与典型的政治运动有别，甚至截然相反。
文革固然是由领袖一手发动的，但在其进程中逐渐失去控制，以致许多地区或部门呈现出各自为政的局面。文革固然在总体上处于党的中枢的领导之下，但因党组织长期处于瘫痪状态，文革的领导体系支离破碎，毛的意旨难以顺利贯彻。
文革几乎仅仅受随心所欲地发布的最高指示的指导，根本不存在前后一贯、详尽完备的指导文件，运动过程的失序与混乱达到极点。
这样前所未有的非典型文革，当然有非常严重的后果。此处要强调的只是如下后果：文革不再是一个单一的运动，而是一个几种倾向同时并进的运动，这就呈现出多个文革并存的奇特局面；这种局面既非发动者所预料，亦不能为领导中枢所完全掌控。
形成多个文革的机理是：旧的组织系统瘫痪之后，传递上层意志的传统渠道中断，遂使下层的个人意志处于不受控制状态，文革的动力源多元化：由领袖的单一驱动，变为互不相属的多个动力源驱动。
主要的动力源有：尚存的地方权力；具有军方背景的地方团体；自发形成的群众组织；乘机而起谋取利益的各种势力，等等。所有这些动力源，都可能按照自己的理念与意志导演一个运动。
这样，就出现了多个目标、倾向、规模、面貌互有差异的文革。
有多少个动力源，就有多少个文革！
正是这种失控乱象，使不知底里的文革观察者堕入五里雾中。
不妨看看乱局中的一景。
一个具有极左倾向与投机心理的职业外交官姚登山，一时心血来潮，纠集了少数外交人员，竟然发起了一个激进的运动；其规模虽小，但声响很大，频频制造轰动一时的外交事件：宣称要打砸外国使领馆、驱逐外交官……，一时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让主掌外交的周恩来十分头痛。直至毛亲自出面干预，才平息了事态。在1966—1968年间，这种另类文革，并非孤例。
不过，大多数小规模的另类文革，都影响有限，进不了研究者的视野，至多能为说明文革乱象提供一点资料。真正具有研究价值的文革，主要有两个。最主要的当然是由领袖直接掌控的文革，它可称之为主流文革，是官方正史所承认的唯一的文革；另一个是由自发民众所推动的文革，不妨称之为草根文革。
正是因为草根文革的存在，使得文革带有某种不易解释的神秘性质，这增加了文革研究的复杂性与难度，也激发了许多观察者的兴趣。
迄今为止，草根文革还甚少得到单独考察，它自然成为本文的主要关注点。
今天的年轻人，很难想象文革高潮期间社会乱到了什么地步。正如毛所言，那是真正的天下大乱。在中国历史上，一旦动乱来临，总不免有一些刘邦项羽式的人物，出来一试身手。但毛时代的中国尚不至如此；即便文革乱局之下，也未必有人真的以为，有什么谋取天下的机会。
但在一个小地域内建立一个组织号令一时、以图某些实际利益者，则大有人在。因此，对自发的群众运动一旦解禁，立即就有各式各样的群众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在那时的中国，随便在哪个街头巷尾碰到某个“总司令”、“总指挥”，并不是什么稀罕事。
文革中的群众组织几乎全打造反派旗号。在那时，是不会有哪个组织自称为“保守派”的，即便是实际上很保守的组织也罢。不过，本文只关注那些旗帜鲜明的造反派，他们的基本成员是真正的草根，只有他们才能真正体现所谓草根文革的特色。
文革造反派创造了一段既五彩缤纷、又乱象纷呈的历史。对于这段历史，至今都缺乏全面、系统的整理。从今天观察者的角度看来，有一些特别有趣的问题值得关注。
首先，草根们自发参加造反派组织、甚至不惜赴汤蹈火的激情来自何处？有人说，这出于“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热情。不能完全排除这一因素——至少，北京“五大领袖”中或许就有这样的人——但这肯定不是主要的；否则，草根文革就不会具有那样明显的独特性与独立性，而且也就不值得单独考察了。无论是文革亲历者的观察，还是造反派们的事后回忆，都确凿无疑地指明了一点：
造反派的热情主要源于对自身特殊利益的诉求。
文革前17年的严厉管治，积累了巨量的社会问题，涉及就业、工资、福利、提干、晋级、奖惩、冤屈等等。文革进入乱局之后，草根中长期处于沉默状态的利益受损者，觉得一吐晦气的机会来临。
在他们看来，作为文革对象的“走资派”，正是他们利益的损害者，是应当清算的对象。正因为在造反派中汇集了大量这样的利益受损者，从传统的眼光看来，造反派才显得色调灰暗，既得不到其对手的认可与尊重，也不被老干部与支左军队看好。
这正是文革初期派仗不断、乱局难收的重要原因。
其次，在文革中造反派享受到了充分的自由、民主权利吗？这个问题并不能用一句话来回答。
应当说，在文革的发动阶段，草根们充分品尝到了自由的滋味。宪法赋予的种种自由，包括言论、结社、出版等等的自由，竟一度显得有点真实。
自发成立组织，从战斗队到省一级的“造反总部”，无需任何人批准。那时出版的报纸之多，恐怕超过中国历史上任何时期。也可以随意宣布，要“砸烂某某的狗头”；当然，最大的几个人物是不能碰的。
正因为享受到这些从未有过的权利，草根们的情绪才空前激扬，恰如参与一场盛宴。在文革的高潮期间，无数草根臂戴红袖章，腰系红腰带，甚至携带真刀真枪，每天招摇过市，威风无比，其气势未必输于当年的义和团、或者湖南农民运动中的赤卫队。
这种热烈场面，已经超过任何盛宴了。今天那些对文革一往情深的人，心中所怀念的，或许就是这一段难忘经历。
不幸的是，当时没有几个人看出，他们眼前的自由，不过是一种幻影，几乎稍纵即逝。不到一年时间，这一切就都成了过眼云烟；最激进的那些造反派，则被请到班房中慢慢品尝自由民主去了。
再次，官方能够认可或者容忍草根文革吗？更直接的问题是，领袖看好造反的草根吗？
领袖本人就是依靠造反得天下之人，应当说，在其内心深处，对于造反派恐怕比对那些顺从奴仆更多一份敬重。领袖对造反派也说过不少好话，甚至足足花5个小时接见北京的五大学生领袖。
正因为有这些恩宠，致使许多造反派激动得彻夜难眠，其中不少人至今不改初衷，依然以“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为己任。但他们不明白，领袖固然是最伟大的造反派，但更是统治者；而作为统治者，他终究不会容许别人造反。造刘少奇的反固然必要，但这件事干完之日，也就是收拾造反派之时。
可怜草根造反派，哪有看透时局的智慧，还能逃得了牢狱之灾？
天下本来就“没有不散的宴席”，如昙花一现的文革盛宴，就更加迅速烟消云散了。如今，只余下少数文革遗老，回首远去的文革余晖，徒发“人生如梦”之叹。
当年响当当的造反派，最年轻者今日也是人近黄昏。如果你有过这番经历，无论倍感荣耀，还是不尽悲伤，他人都无权扰乱你晚年生活的平静。如果你在“超然物外、不论喜悲”之时，还能从往年的峥嵘岁月中拾取几分感悟，也不失为后人积累一份智慧。
让你最不能释怀的或许是，你参与文革的那番事业失败了。首先是文革作为一个社会运动的失败；其次是你个人的双重失败：你的文革理想与热情付诸东流，而文革所导致的个人苦难则让你人生梦碎。无论你的年华耗费在监狱里、流放地还是劳累奔波的谋生旅途，或许你的永恒的记忆仍然是苦乐参半的文革盛宴！
如果今天必要反思草根文革，以上问题就是关键点了。
自由民主确实是人类的首要价值，这在整个文明世界都没有什么争议，它们也进入了今天官方宣布的核心价值序列。
但现代所理解的自由民主，生长于适宜的土壤，发育于有序的文明进程，而不是诞生于吵吵嚷嚷的义和团式的喧嚣中。
中国当然不会自外于文明世界，迟早将拥有真正的自由民主。但我们或许更需要现代商业文明，需要现代教育科技，需要重新构建社会的治理体系，需要法治的启蒙与习惯，需要培育新的政治文明……。
在文革年代，我们有这些东西吗？岂止没有，文革的既定目标，正是要竭力摧毁这些东西的任何痕迹！而就在这种时候，我们却宣称有了民主，而且是全世界最先进的大民主！你能想象，这是什么性质的民主吗？
今天回首那场盛宴，你能看到一些什么呢？
首先当然是端上桌来的民主大餐，使今天造反派叙旧时热泪盈眶的，可能就是这个。岂止是民主，而且是大民主！
在那些年月，在群众组织林立、草根意志得到最大伸张之际，民主一类的东西，看来是完全真实的。这些纵然没有带来美好的结局，但它们本身难道没有值得珍视的价值吗？今天人们仍然缺少、值得去争取的不正是这些吗？
不！那绝不可能是民主；那不过是在大人物的恩准下，玩的一场民主游戏而已。真正的游戏还有一点娱乐效果，而大民主游戏则根本不好玩，它玩掉了无数人的青春乃至生命！
然而，文革盛宴的参与者并不容易接受失败。他们或许以为，如果命运给予他们更好的机会，他们本来能拥有更好的结局。
在文革中，草根中的佼佼者，所表现出的能力，绝不下于那些循正规渠道晋升的官方人物。如果文革当局能够善待他们，至少不至于用大牢伺候，岂不可为领导阶层补充一点新鲜血液？
此话不错。但即便如此，也只是改变了极少数草根的命运。即便某些草根精英幸运地进入了权力，他们也不可能保护曾经的造反派战友。草根造反派作为一个群体的命运，注定是不幸的。无论是文革中还是文革后，都没有为他们留出更好的位置。
仍然有人在想入非非：如果进入权力的不只是一个王洪文，而是整个的“革命左派”，草根理想中的平等与民主不就实现了吗？未必有多少人真正相信这种幼稚幻想，但它在陷于文革情结的人士中仍有市场。
这种论调的根本谬误在于，相信只换人不换机制也能改变社会，而现实世界却不能提供一个成功的例子。如果这些人的意见是对的，那么在朱元璋时代或者苏俄时代，草根阶层就已获得平等权利了。
草根造反派在文革中的失败，不只是几个命运悲惨的头面人物的失败，而是争取平等权利的整个草根群体的失败，他们的命运并未因文革而得到丝毫改变。甚至也不只是草根群体的失败，而是指望以民粹方式实现某种平等社会的乌托邦理念的失败。
民粹主义所提供的不是解放，而是新的奴役。
盛宴永久地结束了；或许，它甚至没有真正发生过，幸乎？悲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