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极有趣的事情是，经过近一百年的争执之后，现在东西方终于趋向一致了——都不再说民主的好话。
其所以如此的原因当然各有不同。东方不说民主的好话，是因为它从来如此；至于有人曾与黄炎培在窑洞中说过民主的好话，那是另有深意在焉，不在此题之内。
西方不再说民主的好话，并非它发现民主很坏，而是想出了另一个更好的表达：民主是最不坏的东西！此中奥妙何在？对于没有民主经历的人来说，真还是一个有趣的新问题。
自从俞可平先生公开宣告民主是个好东西以来，“好东西”之说逐渐隐约可闻。那时俞可平身为高官，竟敢说出这种明显得不到官方认同的话来，而且事后似乎也没有惹祸，究竟是何缘故，我至今也没有弄明白。这也算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小谜题吧。
当然，俞可平绝不会是说出“民主是好东西”的第一人。多少年前就有人说过类似的话了。“认为民主是好东西”的观念，源于两种不同的理由：理论推演与现实体验。
在民主制度普遍推行之前多少年，欧洲就涌现了一大批“民主思想家”，他们论证与鼓吹民主的著作风行于西方世界。且不说孟德斯鸠、洛克这样一些早期学者，只需提及那些大名鼎鼎的启蒙思想家，如卢梭、狄德罗、伏尔泰就够了。启蒙思想家对人类贡献了可观的民主思想文献；他们为论证“民主优于君主专制”，所举的那些论据固然十分雄辩，但今天未必还有人感兴趣。
不过，他们所持的理由多半是抽象的，例如民主是“人的天赋权利”之类。这一类的理由远不足以让人信服。总之，仅仅用理论证明不了“民主是好东西”。实际上，仅仅用理论，证明不了任何东西“好”。东西之“好”的最强有力的证据只能是：它实际上表现出“好”。
那么，民主是否有“好表现”呢？对此，西方思想家以及公众有很多观察与体验的机会。
普通中国人未必很清楚，在西方，民主已有久远的历史。至少可以举出：古希腊的雅典民主制；罗马共和国的民主制；中世纪欧洲某些城邦共和国的民主政治；从《大宪章》时代起逐渐成长的英国宪政民主；经法国大革命、1848年欧洲革命强力推动之后，欧洲各国逐渐成形的议会民主制，等等。
古希腊与古罗马的民主制原始粗陋，或许不为现代人所欣赏，但没有人否认，对于创建辉煌的古代文明，民主制起了巨大的作用。例如，如果没有雅典的民主制，就绝不会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等的巨大学术成就，因此恐怕就不会有今天这种样式的人类文明。
在近现代，西方各国民主的表现参差不齐，但其对文明的贡献之巨大，也是不容否认的。
不妨仅以英国作为例子。英国是现代议会民主制的发源地，仅仅这一点，英国人对人类的贡献就无与伦比了。此外，如众所周知，英国也是现代工业文明、技术文明、商业模式、银行体系等等的发源地；而这一切现代文明要素的出现，与民主制的生长、发育、成熟之间，存在着无可怀疑的内在联系。而这就充分证明了，民主制对于现代文明的构建与成长，是不可或缺的。
附带指明一点：自1688年光荣革命在英国确立宪政民主制以来，英国始终保持和平稳定，从未出现过政变、叛乱、内战之类的乱局。其他政治制度——尤其是那种“七八年来一次”的政治体制——可与之比拟吗？
关于民主的“最不坏”之说，最著名也影响最大的宣告者，就是大名鼎鼎的丘吉尔。在二战临近结束之际，丘吉尔如此评论现代西方民主制度：除了人类尝试过的所有其他制度之外，民主制度就是最坏的了。
用今天更流行也更上口的话来说就是：民主制是最不坏的制度。我深信，这一说法不会是丘吉尔发明的。在丘吉尔之前，在那样多睿智的西方思想家中，未必没有人产生类似于丘吉尔的想法。但无论如何，这一想法从丘吉尔口中说出，比由任何其他人说出更好，更具穿透力与影响力。
在逻辑上十分显然，要能断言“民主最不坏”，至少应有两个前提：体验过民主；比较了民主制度与非民主制度。在丘吉尔时代，这两个前提恰好都已具备。主要的非民主制度包括：君主专制、独裁专制、寡头专制等等。对“民主最不坏”的一个完全论证，自然应当包括证明：民主制不比君主专制、寡头专制、独裁专制等等更坏。
君主专制比民主制好吗？在当今世界找出一个君主专制国家已经不容易了，这种国家的日益减少，就已说明君主专制在当代不再受欢迎。像沙特、科威特、文莱等君主专制国家，依赖于其巨额石油收入，维持了经济繁荣。但连它们自己都已意识到，它们不过是在火山口上苟图一时之安而已；全世界也知道，它们没有未来。此外不要忘了，朝鲜也是君主专制，其危在旦夕，是它自己也心知肚明的。
独裁专制比民主制好吗？穆加贝统治下的津巴布韦、巴沙尔统治下的叙利亚、穆巴拉克统治下的埃及、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卡扎菲统治下的利比亚、卢卡申科统治下的白俄罗斯等等，都是独裁专制国家的例子。这些国家要么已被颠覆，要么在苦难深渊的边沿苦苦挣扎，是世所公认的失败国家。我们这里的理论家总在竭力证明，这些国家其所以很糟，乃是西方破坏的结果。我不知道证据何在。即使如此，仍然难以解释：为什么独独这些国家对外界干预没有一点抵抗力呢？况且西方国家并不清闲，为什么总有闲情逸致去“破坏”一个无利可图的小国家呢？
寡头专制比民主制好吗？寡头专制，就是所谓集体领导下的威权体制，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体制可作典型。这件事情并非没有争议，今天仍然有许多理论家坚持认为，这种体制比民主制更有效率。不能说这种观点完全没有事实支持，但苏联体制的历史性失败，使得这一类的论据不再有力量。
这样一来，“最不坏”之说，就不再仅仅是一种理论假设或者主观期待，而是经过充分论证的可信结论。
什么是民主？“浅薄之徒”的即时反应就是：民主岂不就是选举？当然，很快会有深刻的理论家出来纠正：民主的内涵极为丰富，岂能由区区“选举”二字概括得了！
对民主的完整理解，至少要包括民主构架、民主法制、民主程序、民主意识、民主习惯、协商传统、宽容精神、合法反对派……。这些都无法反对，但你就得去阅读理论家的专著，普通人岂有这种耐心？
实际上，“浅薄之徒”的粗陋之言大体没错，事情本来就是：
民主无非就是自由独立的选举！
这当然不是一个合适的教科书定义，教科书需要更准确、更全面的表述。但能肯定的是，选举绝对是民主的最本质的要素。这里用的逻辑很简单：民主的其他元素或可缺位，或可降格，倘如此可能使民主质量下降，但还不至于消亡；但如果取消选举，代之以什么“协商民主”，或者用权势者操控的选举取代自由、独立的选举，那么民主也就完了。
何以如此？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现实问题，只能诉诸历史经验。
英国尽管是最老资格的民主国家，但若说到它的民主构架与民主法制，却未必是最现代化的，它甚至没有一部成文宪法，也缺少其他民主国家通常都有的许多成文法律；它大量依靠惯例运行，没有任何人怀疑其民主的真实与有效。
大多数新兴的东亚民主国家，包括日本、韩国、印尼、泰国、马来西亚等等，显然都缺乏足够的民主意识与民主习惯，这种东西的培育，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当然，这些国家的民主质量确实不高，在堂堂议会厅里打架斗殴的事件都时有所闻。
但不管怎么说，在这些国家民主制已经生根，成不可逆转之势；首要之点就在于，这些国家的政府毕竟是凭借选票上台的。也没有听说，这些国家有什么人以“国民素质欠缺”为由主张民主缓行。
更多第三世界国家还处在民主的“见习期”，什么民主意识、协商传统、宽容精神一概缺失，但在国际社会的强有力督促下，大体上遵守着选举规则、服从选举结果。无论他们的民主如何幼稚，都在一步步地推进。
反之，一旦选举被废除，或者选举走样，离开了自由与独立的轨道，变成了政治强人操控下的选举游戏，就如同当年萨达姆、穆巴拉克、阿萨德操控下的选举一样，那么就不再有民主的踪影。
凡此种种都证明了一点：
民主的生命主要在于独立自由的选举。
实行民主的国家状况未必一样，但某些共同的后果必然具有根本意义；至于这些后果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我们只是关注事实的陈述，即列举可能的后果，而忽略对其作出价值判断，那是一个更复杂微妙的问题。既然已经指出，民主的生命就是选举，那么在一定意义上，民主的后果主要就是选举的后果。
选举就如同一把巨铲，削除了社会的一切差别，在全体人口中实现了某种均质化。既然选举无非是统计票数，张三的一票与李四的一票没有任何差别，那么就选举中的作用而言，张三与李四在种族、性别、身份、知识、能力、财产、政治倾向等等上的任何区别就不起作用了。选举变成了纯粹的数人头；政治家的唯一目标，就是抓到尽可能多的人头，而毫不在意这些人的具体状况如何。而为了争取到足够数量的人，政治家随时准备讨好任何人，无论他是否真正同情、喜欢或者热爱这些人。
这就是我所说的均质化。它是选举政治的所有后果的真正根源，是民主社会的生态万花筒的真正秘密之所在。
均质化的第一个后果是，社会的平等化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平等化的任何障碍，终究抵挡不住由选票驱动的法律与行政行动。如果平等化的浪潮仅仅停留在机会平等的水平上，那么平等化的结果不过是经典平等原则的彻底实现。
然而，选民的要求绝不可能止步于机会平等之前，必定有很大数量的人要求结果平等，而政治家很难阻止这类要求，最终结局就是放弃机会平等的原则。一个特殊例子是：如果选民的压力大到足以促使政府保证，每个种族都有同等比例升入大学，那么“在分数面前平等”的原则就只能让位了。
以结果平等取代机会平等，将带来广泛的社会后果，其中最令人注目的是经济上的后果。第一个很可能会受到普遍欢迎的后果是：在民主政治下，极度的贫穷将很快被消除。
即使政治家对穷人并没有太多同情心，一个手中握有选票的过大的穷人群体，也足以让他们寒心。比这更进一步的后果是，中产阶级的规模会迅速上升到足以完全支配社会的地步。这种变化至少在起初是受人欢迎的；而其长远后果则难以预测。
另一个初看起来不那么令人鼓舞的后果是，均质化推动了文化的大众化，而大众化的极端就是粗鄙化。
一个在理念与风尚上仍然停留在贵族时代的政客，肯定迎合不了太多的选民。政治家很可能不得不在大众集会上狂吼流行歌，无论他是否真心喜欢这样。今日西方岂止是民俗文化流行，甚至还有原始文化泛滥，当然部分地出于猎奇，但处处呈现出选举政治的影子，却是千真万确的。
我在欧洲旅游时，不失时机地在城乡与原野上闲逛。我眼前星罗棋布着无边无际的民居，每一栋都式样考究、装潢美艳、植被环绕、环境优雅。纵横交错的道路上，除了车辆与遛狗者之外，几乎没有行人。不意间一个黑人擦身而过，我正猜想他或许是和我一样的观光者，发现他竟走向路旁一幢可心的别墅，将钥匙插入门孔进去了。为这件事我不禁兴奋之极，既为那个素不相识的黑人，也为或许昨天还在潦倒无依的欧洲草民，更为文明的惊人功德。
确实，这里几乎不再有贫穷的痕迹，但也并非人人都成了贵族。无论我如何留心寻找，几乎就看不到一个高门宅邸。难道这里就真的“均富”了吗？除了供游人观览的城堡古迹之外，久久没有一座宫殿式宅邸进入眼帘，我不禁有些怅然若失！一个地道的草根，难道应为豪门巨室式微而伤悼吗？
这未必是欧洲的全景。但我确实看到了，西方社会在普遍平等化。而再往前一小步就是民粹化，就是令特朗普、勒庞欣喜若狂的民众狂欢。
要对这一切作全面评价，似乎还为时尚早。即使今天就能作出一些结论，也多半难免两可之嫌。平等、均富、大众化，也许是大受欢迎的可心结果；而粗鄙化、民粹化、社会精英的边缘化等等，则引起广泛的忧虑。或许没有人敢公然说这就是民主之害，但在在都在撩人耳目。
当然，这些都未必是最后的结论。但不管怎样，只要你接受民主，就应接受选举政治，进而就只能接受因此而来的一切，包括可能被人看成民主之害的东西。即使如此，你也别无选择，除非干脆拒绝民主，宁愿接受更坏的非民主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