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理论上，大概没有人会认为，个人可如同神一样心想事成，无所不能。但在现实中，人们却往往不经意地要求某些特殊人物拥有无所不能的神力。
如果某个处于特殊地位的人，没有如人们所期望的做成某件事，就毫不犹豫地兴师问罪，根本不考虑，那件事情的难度是否已超出任何个人的能力。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的是失败的英雄或者枭雄；他们的故事固然凄婉，却不失启示与教益。
人们津津乐道的一个久远传说声称，伽利略说过：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动地球！
幸而没有人能给伽利略那个他所需的支点，致使人们看不到伽利略被戳穿牛皮之后的窘相。
但类似于撬动地球之事，却长久地停留在人们的幻想中。
其中之一就是，人们仿佛觉得，仅凭一己之力，就可以拨转乾坤、驾驭国家、操控庞大的社会系统……，就如同伽利略在幻想中轻轻地撬动地球一样。
数十年中一直在阿富汗与巴基斯坦的荒山野岭中辗转逃命、那标志性的大胡子形象在全世界妇幼皆知的恐怖大亨本拉登，就被许多人想象或期盼为，那种有能力调动全球穆斯林圣战者，将全世界闹个天翻地覆的人物。
这种想象，确实一度显得有点真实，因为本拉登确曾掌控过一支由铁杆追随者组成的队伍，而且成功策划了一系列恐怖事件，其中就包括震惊世界的911事件。
但本拉登真正能操控的，只不过数十人而已，能间接控制的恐怖分子也不会太多。
少数人固然也可以干出惊天动地的大事，但要调动千千万万穆斯林极端分子，使整个文明世界处处点火、国国冒烟，本拉登本事再大，也无能为力了，且不说他整天在山洞间逃命，亟亟如丧家之犬，岂能指挥千军万马？
实际上，911之后，本拉登的人就少有作为。世界各地固然零星恐怖事件不断，但那不过是极端分子的自发行为。如果本拉登尽收在自己名下，那他就未免太贪功了。
本拉登之所以不能操控全世界的穆斯林圣战者，并非圣战者不认同本拉登的圣战理念，而是本拉登缺少组织资源：要有效调动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圣战者，没有一个集中化的组织系统，根本不足以成事。
但本拉登及其他任何类似的人，都无法真正建立一个这样的系统。应当说，这实在是文明世界之幸！
任何试图翻江倒海，却又无组织资源可用的枭雄，都会有类似于本拉登的命运。
格瓦拉是另一个典型例子。
20世纪如果有一个真正理想主义的世界革命者，那么就非格瓦拉莫属；蛰居宫廷、成天做着世界革命领袖梦的人能算什么！格瓦拉的坚韧不拔、一往无前，一如本拉登，但在意识形态上却恰好在对立的一极，即极左一端。
如果格瓦拉满足于作卡斯特罗的同僚，则在古巴境内不乏组织资源可用，但这就无助于他的目标了；那样，他终其一生也不过是一个籍籍无名的小国官僚，而且还很可能被中途清洗出局。
格瓦拉毕竟是志存高远的人物，宁愿放弃哈瓦拉官府中的舒适生活，去了非洲与拉美的丛林。但在那种地方根本没有他可驾驭的组织系统，无论他理想多高、气魄多大、谋略多深，也会英雄无用武之地，终不免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悲剧。
在力量悬殊的决战中，由于智慧人物的高超策划而争得的险胜，历来让人着迷。
像赤壁之战、淝水之战等等，不仅已成为兵家的经典战例，即使在民间社会中，也是许多人耳熟能详的故事。这一类的事例很容易使人陷入幻想，似乎杰出个人总可以使弱方反败为胜，制造出以卵击石的奇迹。
诸葛亮似乎是最有资格创造奇迹的人，近两千年来他一直是中国智慧的化身。但是，他终究未能创造奇迹，“六出祁山”讨伐魏国都无功而返。
在他生前，蜀国就几乎败局已定；他殁后没多少年，刘后主就到北方宫廷中“乐不思蜀”去了。
是诸葛亮的文韬武略终非一流吗？但在曹操、司马懿之后，曹魏营中似乎也没有才华盖世、足以与诸葛亮匹敌的领袖人物。况且，诸葛亮经略荆楚、扫荡蜀中、平定南蛮的赫赫武功，岂不足以证明他的不世之才！
问题在于，即使十个诸葛亮，也不足以改变当时的实力对比格局：蜀国不过是一个蕞尔小国，僻处荒蛮之地，根本不是居于中华文明腹地的北方大国的对手。
无论是财力、兵源还是人才与文化传承，蜀魏两国都完全没有可比性。蜀国（后期）仅据益州之地，而魏国地跨10州之广；蜀国的兵力不过魏国的1/4，人口则不及魏国的1/4。
靠读《三国演义》而略知历史的人，不免误以为，蜀国尚有“五虎大将”之后可恃，总不致那样不堪一击。殊不知，根本没有尚武传统的蜀兵，绝对抵挡不了能征惯战的北方骑手。
说书人都知道“蜀中无大将”，蜀国缺少军事干才，是人所共知的定论，诸葛亮纵有三头六臂，岂能独力改变这种局面？
纵观数千年历史，竟没有一例说明，起于巴蜀的军事力量能够“跨有荆益”（《隆中对》中语）、进取中原；“天府之国”并非造王之地。这一事实，也足以让壮志难酬的诸葛亮情有可原了。
但是，同一个诸葛亮，当年不是联合孙吴在赤壁大败曹操吗？且不说拥有江东六郡的孙权实力远胜刘备，赤壁之战不过是一次战役而已，岂能与魏蜀相争的战略决战相比？
即使怀有经天纬地之才，在战略强敌面前，也不免徒叹奈何——这岂是诸葛亮一个人的悲剧，类似的事例古今中外都不少见。
一个众所周知的近代例子，就是在美国南北战争中，最终成为降将的南军总司令李将军。
没有任何美国人低估这个败军之将的军事才能与道德操守，他至今都是美国最受尊敬的统帅之一；李将军也不是败于能力欠缺或者决策失误，他实在是败于北方强敌的无可抵挡！
美国内战已是一次高强度的热兵器战争，只会种棉花的南方，岂是拥有巨大领土、人力与工业优势的北方的对手？南军之败一开始就注定了。
但战争并没有结束于1861年，居然还持续了4年之久，也足以证明李将军的军事才能非比寻常了。
现代科技纵然高度发达，但也并未将“点石成金”的古代梦想变为现实。
不错，现代科学确实证明了，不同物质之间，并无不可逾越的界线；即使不同元素之间的界线，也并非绝对不可以突破。
至于更复杂的社会实体、社会体系与社会模式的转型，当然是更困难的事情，未必可以同日而语。不过，物质转化的成功事例，毕竟增加了人们的信心，似乎在社会领域，也能实现某种点石成金的奇迹。
可惜，成功的事例难得一见。社会体系的转型是极为艰巨的工程，既有待许多条件的酝酿成熟，也需要时间的砥砺磨练。在火候未到之时，即使英雄豪杰也只好徒叹奈何。
被称为“最成功的失败者”的戈尔巴乔夫，归根结底还是个失败者。他焉能不败！他的抱负也未免太大了：他要在自己的任上，将专制的、军国主义的苏俄帝国，转型为民主的、市场化的现代国家；而在他上任之初，为完成这一转型所需的条件还全无踪影。
且不说戈尔巴乔夫所指望的那种全面转型，单说市场化转型的可能性。
中国理论家坚持认为，戈尔巴乔夫的失败主要在于，他不学习中国让经济改革先行，而是贸然进行政治改革，以致断送了苏联。
实际上，不同于中国，苏联的市场化转型是最困难的——至少未必比政治开放容易——戈尔巴乔夫根本不可能完成这项“点石成金”的任务。问题在于，苏联早已高度工业化；在其产业中，能源与军工处于绝对优先地位，而这两个部门恰恰是最难市场化的。
偌大的苏联，竟是消费品产业的一片荒漠。
从来缺乏商业传统、且被统制经济惯养了70年的苏联人，哪有创业热情！
在中国首先从消费品行业起步的市场化浪潮，即使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普京一起合作，也不可能在俄罗斯复制！
一个令全世界垂涎欲滴的资源大国，甚至不能为自己的人民提供牙膏肥皂，你还能指望这个民族，在短期内更新它的生活方式与经济行为模式？
苏联帝国市场化转型的失败，实际上完全在意料之中；这是整个俄罗斯民族的失败，而并非戈尔巴乔夫一个人的失败。
戈尔巴乔夫的责任不过在于，他对于苏联命运的改变，缺乏深思熟虑的思考与长远可靠的战略安排；他对于自己的国家与民族，太缺乏深刻的认知了，以致完全沉浸在“点石成金”的梦幻中。
戈尔巴乔夫这类改革者可称之为梦幻改革家，他们热衷于在一个近于衰朽的古老躯体上，嫁接某种新制度，却没有意识到，那个古老躯体倘不加以适当改造，是不可能使嫁接的新枝成活发芽的。
旧体制面临更新的压力，常常催生着梦幻改革家的出现。因此，戈尔巴乔夫式的失败改革者，历史上已经而且还将屡见不鲜。
康有为、梁启超就是这样的梦幻改革家。
康梁要在清帝国的腐朽躯体上，嫁接现代立宪君主制，其立意当然是要跟上世界潮流，但成功的希望实在太渺茫了。且不说清帝国的躯体过于腐朽，帝国的基因与现代宪政制度也太不相容了。在嫁接新制度之前，至少应对帝国的老基因进行适当改造，而这就需要时间与耐心，康梁及其同党却根本没有这样的认识与心理准备。
为康梁辩护的人会立即举日本为例进行反驳：日本这个古老帝国，经过明治维新之后，还不是成功地建立起君主立宪制度！日本能，为什么中国就不能？
问题恰恰是：日本能，但中国就是不能！
日本与中国没有可比性，日本是一个小国而且是一个岛国，既没有大国特有的那种固执自负，也没有一个大陆国家固有的那种排外传统；日本的立国史，就是一部不断学习外来文化的历史，它正是凭此顺利地走上了现代化道路。
你如何去与日本比？明治与伊藤博文在日本能做到的事情，光绪与康梁却不能在中国做到，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期盼着政治改革的中国，将迎来的是梦幻改革家还是现实的改革家，无疑是当下中国人密切关注的问题。较之于康梁时代的中国人，我们会更幸运些吗？
潜在的英雄或者枭雄，所希望成就的伟业，可开出一个很长的单子：开疆辟土、剿灭强敌、一统天下、振兴国家、革新旧制、搅动宇内……。
此处对“伟业”未加道义评判，这意味着既包括大善（如戴高乐之抗法西斯），也包括大恶（如本拉登之荼毒天下）。秉持中性的立场比较妥帖。
有些事业很难贴上善恶的标签，例如，你能说洪秀全欲成之事业是善还是恶？任何伟业的成功，都有赖于时势的推动与领袖人物的运筹谋划，且前者是更主要、更基本的。
一旦时势已成气候，那些惊天动地的伟业，常常就只差一把火了。
当然，这绝不是一把平常的火，非大智大勇的人所不能为。
但个人能力的施展空间，也就被限制在这一把火的范围之内了；超过这个范围，无论多么杰出的个人，也将无能为力。个人永远被限制在由时势所决定的范围内，此所谓英雄不敌时势也。
这是规律吗？似乎无数的事例支持这一结论。
三国时代魏蜀的强弱之势，绝对不利于蜀国，即使诸葛亮能力冠绝天下又能如何？
美国内战甚至在未开打时，时势的天平就已倾向北方，李将军即使是全美第一号军人，岂能改变这一局面！
在戈尔巴乔夫时代，苏联的国运或许已经不济，但它那国家垄断的经济制度，却仍然固若金汤，其生命力远远超出苏维埃国家体制之外，岂是戈尔巴乔夫搬动得了的？
普京十分伤感于苏联的覆亡，但苏联的经济制度（以及相当一部分政治制度），却被俄罗斯非常完整地保留下来了，应足以使普京欣慰。
在所有类似的情况下，人们如何去对抗时势？再大的英雄也只有徒叹“天不助我”了。天是什么？时势而已。
但人们未必容易认同上述看法。
通常的疑问是：在局面尚未明朗之际，谁又能判定时势的天平倾向哪一边呢？
英雄不敌时势之说，难道不是专为失败者制作的事后说辞？
确实，对时势的判断常常不无争议，问题的复杂性就在这里。
实际上，重要的并不是去认可多少事后结论；真正重要的是，在任何时候，都应将思考的重点放在对时势的分析与判断上，而不应仅仅寄希望于特定的明星人物。
例如，你不能将中国吏治的廓清，寄希望于某个英明的铁腕人物；不能将中日重修旧好，寄希望于某个明智通达的日本首相；不能将中俄长期保持准同盟关系，寄希望于某个特别友好而又强势的俄罗斯总统……。人们期盼中的那些大事，都有极强大的现实背景在，并非几个特殊人物所能左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