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高，当然令人心向往之。但如果一种崇高变得丑陋，那么就不堪入目了。然而，竟有“丑陋的崇高”这种事吗？岂止有，实际上我们早已体验过了。
如果说，人类历史上有某个时期特别富有崇高的事物，那么就肯定是20世纪了。才从20世纪过来的人，将有幸告诉自己的后代：他们如何在连绵不断的高峰之间，度过了极不平凡的一生，有那样多的机会不时仰望，那由崇高事物构成的巍巍高峰。
为表达崇高，不乏诗意般的话语。铭刻于千百万人心中、已成为经典的，是苏联小说人物保尔·柯察金的那段名言：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它给我们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他临终之际，他就能够说：我已经将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这个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了人类的解放而斗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读了如此崇高的话语，如果谁还会无动于衷，那就一定是无可救药了。有多少阅读了崇高、思考过崇高、自己也变得崇高的青年，闯入刀山火海，献出了那“只有一次”的生命。
他们已经永远长眠于地下，不再有机会看到20世纪末的那一幕：同样是在保尔的崇高话语鼓舞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人，将自己的满腔热情献给了他们心中最壮丽的事业——为了同胞的解放。只是，这一次解放颇不同于保尔所致力的解放，是将民众从保尔及其战友所建立的天堂中解放出来，从而对保尔的崇高话语作了别开生面的注释。
上面引述的那段名言，关键词就是解放与斗争。那时的世界是分裂的，一部分人统治着其他人。“解放”意味着，通过斗争将统治权从一部分人手中夺过来归于自己；用中国式的大白话，这叫做“打天下”。
如何对付被推翻的那一部分人呢？苏联的故事——也包括保尔的故事——已经作了回答。用一种经典的表述就是：不是请客吃饭……。保尔也说到了“人类的解放”，但在俄罗斯，至少有几千万人——伏尔加原野上的饿殍、西伯利亚的囚徒、克格勃密室中的受难者——无从体验到这种解放了，他们事实上已被永远驱逐出人类。
保尔本人未必意识到，他心中的崇高，实质上就是将人类中的某一部分——这个部分后来愈来愈大，远非“一小撮”——定性为非人，要么消灭之，要么“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这种崇高，一点都不抽象，更不陌生，就在我们的亲身经历中，至今仍然历历在目。那种永无休止的、不断将一批批人划入非人的“壮丽事业”，在中国叫做“运动”或者“阶级斗争”，那构成整整一代人的“崇高”经历。
第一批被划入非人的是“旧知识分子”，其中包括梁漱溟、张东荪、朱光潜等鼎鼎大名的人物，他们在1950年代初的“思想改造”运动中，一个个被整得灰头土脸。
500万“旧知识分子”的命运，实际上早在1920年代就已经决定下来了，那时的一篇经典文献，将知识分子中的相当一部分定义为“反革命知识分子”。
可悲的是，没有人注意到，正是这些人中的很大一部分，在1940年代因厌弃国民党的独裁专制而趋于左倾，有力地支持了后来吞噬了他们的革命阵营。
紧接着被划入非人的是工商业者，即今天之所谓民营企业家。没有人再想到，他们本来在国旗上也占了一颗小星。1956年之后，他们不再有经营权利；除了作为运动对象之外，完全成为社会所不需要的人；他们的际遇与其今天的同类——王健林、马云、任正非、王石等等——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1957年实行了最大的一次清除，55万各界精英以“右派”之名被划入非人，其中包括人们所熟悉的顾准、冯雪峰、吴祖光、林昭、钱伟长、费孝通、朱镕基等不同凡响的人物。
与空前浩劫的文革比起来，以上这些也许算不了什么。不过，我不想说文革，因为它太荒唐、太远离理性的人类行为、太超出人类的理解能力，你根本没法去描述它。
这一次次的清除，恰好是将民族赖以复兴的那部分精英给清除掉了。因此而给个人与民族造成多大悲剧，似乎显而易见；但因其实在太大、太不寻常，远远超出人们的正常想象力，以致令几乎所有人都失去感觉、彻底麻木了。
而且，或许这还不是最可悲的，更为可悲的是，整整一代人都亲身参与了这一系列清除行动，将之当作壮丽而崇高的事业；将其经历想象成“热情燃烧的岁月”！
“清除运动”通过惩罚毁灭了一部分人；通过诱以虚幻的崇高，又毁灭了另一部分人的灵魂；最后也让运动推动者归于毁灭——毁灭于历史的耻辱柱。
保尔的塑造者奥斯特洛夫斯基1936年就去世了，他不能让自己的人物看到更长的苏维埃历史。特别，保尔完全不知道斯大林在1937—1938年干了些什么。不过，奥斯特洛夫斯基也并非一无所知，他在世的最后一年，斯大林的“大肃反”已经开始，已有第一批牺牲者的头颅滚滚落地。
他在去世之前，曾对其身边亲人深表感慨：“今天建成的社会，完全不是我们当年所理想的。”其意之所指如何，不得而知，或许也包括斯大林的滥杀无辜吧。
中国人都知道，我们的领袖在晚年回首一生时说过，他一生干了两件大事，其中之一就是文革。1953年，当斯大林因脑溢血而倒在他那沃尔策别墅地板上时，不知是否还能思索什么。如果还能回首一生，想必也会得意于干了两件大事，实行了1930年代的大肃反必定是其中之一。
与文革比起来，斯大林的肃反时间短些，卷入的面也窄些，但更加惊心动魄，因为它集中到一个字：杀！在杀人的高潮期，莫斯科每天都有一千人以上被处决，真是血流成河啊。被处决者包括列宁的大部分亲密战友、苏军的主要将帅，尤其是战争英雄、苏军总参谋长图哈切夫斯基元帅。
我猜想，斯大林一定会将“肃反”的辉煌成功置于“卫国战争”的成功之上。斯大林的军事战略，远没有苏联官方宣传所说的那样高明。但他亲自策划的同室操戈的“莫斯科大审判”，则完全可以说是人类政治史上的杰作，其手法之高明、谋划之周密、导演之精细，战果之辉煌，简直到了机巧绝顶的地步，即使西方情报界也无不啧啧称奇，其中一些细节运思之巧妙，中情局经几十年的研究之后还是不得要领，至今留下许多谜题。
简单说来就是，斯大林通过精心策划的三次莫斯科大审判（1936年8月；1937年1月；1938年3月），将人类文明史上一场最骇人的罪恶，表演成了让全世界称赞的崇高之举。
审判过程几乎完全合符世界公认的法律程序：审判公开进行，有全世界的各界人士参加旁听；对于被告的罪行有最精细具体的举证；被告对所有指控都供认无遗，供认的每个细节都经过仔细确认；庭审所确认的材料都确凿无疑地肯定了被告的严重罪行，依这些罪行领受极刑并不冤枉，被告也毫无例外地服从判决——呈现在西方见证者眼中的这一切，没有任何破绽，简直无懈可击，以致本来持怀疑态度的西方观察人士，不能不承认审判完全合理公正。
尽管如此，外界还是深感震惊：那充满颠覆、暗杀阴谋的案情，复杂离奇，胜似天方夜谭，令人难以置信。而且，许多被告是最高层政要，套用中国的说法，就是“中央常委级的人物”，他们直接卷入最卑鄙龌龊的间谍、暗杀活动，岂不蹊跷？这都不免疑云重重。
当然，今天早已真相大白：这一切都出于克格勃的精心编造。一种编造既能诱使被告配合，又能骗过全世界，这种成功岂不是世界史上的最大奇迹？创造了如此惊天奇迹的斯大林，还能不将这视为其一生最大的成就？至于以如此恶毒的办法对付昔日的战友，良心上的感觉如何，就不必问了，他岂是介意于此的人？
被骗的西方新闻界，尤其是一些著名左派人士，在无意中成了斯大林的帮凶。真相大白之后，这些人深感内疚，在1960年代大声疾呼：为莫斯科大审判的罪恶，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世界各界人士，都应受到良心责备，都应为之道歉！不少国际知名人士也确实道歉了。
如果有人问毛时代最盛行什么？那么答之以“运动”大体不错。有人不惮其烦地作了一个统计，称27年（1950—1976）共计55场政治运动，平均每年两场运动。这种纪录大概不会被任何其他国家打破。
不知国人对此感到自卑还是自豪？
我曾経对少数学生简略地谈过文革的情况，他们几乎没有例外地表示不相信。老一代可能忧虑于年轻人不了解历史，而我则认为这种情况很正常，而且未必完全是坏事。
不相信过去的政治运动有那么坏，至少说明，新一代人认定那些荒唐行为——批斗甚至毒打教师、随意拘捕关押持不同意见者、焚烧书籍与艺术品、禁演禁看许多经典艺术等等——绝非有健全理性之人所为。如果新一代人相信这些行为都是真的而且合理，那才是真正最可怕的事情；如果是那样，或许今天又一次文革的危险真的迫近了。
今天，无论怎样富于想象力的人，都难以找到充分的理由来说明，毛究竟基于什么合理的思考，想到要推行那样多的运动来自我折腾。
记得一位老先生作过一个颇为贴切的比喻：毛就像一个特别淘气的小孩，人家刚刚用积木搭建一幢房子，他却一脚将其踢倒；别人大费力气重新搭起来，他又立即推倒它，如此反复不已。重搭积木并不难，重建房子也未必很难，但重整被反复破坏的河山就不那么容易了。
毛对自己的想法说过不少话，但大多逻辑混乱，既不合中国传统章法，更不合现代科学理性。他不失绿林好汉的那种粗犷与直白——他就自称毕业于绿林大学——这倒使人们较易了解他的真实想法。
毛所思所想无不在权力，而为了权力就得斗争：“宫廷内就是围绕着权力这玩意儿斗争嘛，斗吧，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不斗就不需要我们这些人了。斗是经常的事情，是我们的本行嘛。”“再斗十年，地球照样转动，天也不会掉下来。”“政治说穿了，就是要研究在阶级斗争中你死我活、你上我下的问题。”“中国有八亿人，不斗行吗？”
这样的话语绝对是奇葩，只是不知其中逻辑何在？他对于斗争几乎有天生的兴趣：“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但他不认为法律是合适的斗争武器：“民法和刑法那一类法律都不需要了。民法刑法那样多条谁记得了？”“没有宪法的社会，是最好的社会……我从来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宪法。”
对于使用暴力，他根本没什么顾忌，尤其不在乎死人：“镇压反革命，杀一百万，极有必要……消灭那个一百多万，这个东西我看要喊万岁。”“各种各样的任务……需要的人很多，这样一来，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人要不灭亡那不得了。灭亡有好处，可以做肥料。”“大家吃不饱，大家死，不如死一半，让另一半人能吃饱。”为什么任务多了就“非死一半人不可”，我至今都百思不得其解。
对于国家远景他的想法既简单又特别：“大概十年左右……我们就可以从吃饭、穿衣、住房子上实行共产主义。”“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或许正因为感到共产主义已经临近，就更急于搞运动。
如此天马行空、不拘章法的讲话，对于许多中国官员来说，其实就觉得中听。但大家也知道，这些东西能说不能写，真正写出来发表的，还是秘书们字斟句酌的官样文章。
唯因如此，毛往往心血来潮地掀起的那些运动，无论怎样如脱缰之马，如决堤之水，横行无忌，扫荡全国，但从正式传到民众及外界的官样文章看来，却是另外一番面貌：光鲜、理性、中道，甚至诉诸情理，不失仁厚，居然进入崇高之境。
而在各种会议、培训班、学校等等得到系统训练的官员、学生，所看到的正是经过修饰与雕琢的官样文章，他们能不将所有运动当作光彩夺目的崇高事业吗？能不豪情满怀、慷慨激昂地投身于运动，甚至不惜赴汤蹈火吗？
只在一个意义上，毛的运动完全达到了预定的目的，即真正如毛所期望的翻江倒海、重整河山。至于经过重整的河山是否国泰民安，则无人关注，况且本来就不在毛的考虑之内。那些在运动中五劳七伤的受难者呢？在崇高无比的革命目标面前，就更不值一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