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毫无疑问，北京大学是中国最久负盛名的高等学府之一，与它并驾齐驱的或许也只有清华大学了。只不过，这个久负盛名的大学，如今却因为退档风波而让自己声名狼藉——它成了不遵守游戏规则并且嫌贫爱富的“势利之徒”。尽管，它堂而皇之的有理由为自己的行为做出注脚。
当然，根据澎湃新闻的最新报道，北大改主意了：不再坚持退档，而是照单全收了。
北大招生委员会召开专题会议，听取招生办公室工作情况汇报。会议审议认为：2019年我校在河南省“国家专项计划”招生任务已经完成；鉴于河南省“国家专项计划”录取工作采取按顺序志愿投档的方式，已退档的2位考生达到了同批录取控制分数线且符合录取条件，应予录取；退档处理过程存在不合规之处，招生办公室的退档理由不成立。招生委员会决定按程序申请补录已退档的2位考生。
在此之前，北大固执己见，坚持退档，从而引起轩然大波。正如澎湃新闻所评述，人们在乎北大，才会害怕北大“变坏”。北大早已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风向标，其地位主要来源于历史，但历史的触角早已伸进了现实。中国没有第二所大学像北大一样，自身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联系地这么紧密。中国也没有第二所大学像北大一样，那么容易牵动人们的情感，激发人们的想象。所以当人们就北大的一桩桩“小事”做出一篇篇“大文章”的时候，不能怪他们用情过度。北大退档贫困县一事，在公众眼里就不仅仅是招生自主权的问题，而关乎北大对于规则的态度，北大所代表的“精英”对于贫困县所代表的“底层”的态度。
中国日报则发表最新评论：知错就改，才能维护北大声誉。“规则就是规则，哪怕规则在执行中发现漏洞，在修改之前也应当严格执行，而不是找借口推脱。”
北大退档风波，一石激起千层浪，实则是有关社会公平正义和契约操守精神的现实主义镜像的表达。人们不希望连如北大一样的著名高等学府都“变坏”了。如今，北大“浪子回头”，值得肯定。
2）
始于1898年6月的北大前身——京师大学堂，曾被当时的政府寄予厚望——那时正是变法运动初期充满希望的阶段，用当时的上谕的话说：“京师大学堂为各省之首倡，尤先举办”。京师大学堂位于紫禁城东侧一个叫马神庙的地方，离总理衙门不远，建立学堂的初衷就是为了维护该衙门，它仿照当时的同文馆建立。作为百日维新实际唯一成果的京师大学堂，只在义和团占领北京的几个月间被关闭，直到1902年重开。
1911年辛亥革命之前的这所学校，实际上一直处于声名狼藉之中，无论是它的教学还是个人素质，都令人瞠目结舌，以至于被人戏称为“大赌窝”，而教师和学生则被嘲弄为“嫖客大队”。尽管辛亥革命后改变了学校名称，但本质上一直没有任何的进化——北大不是北大。直到蔡元培的出现。
蔡元培做校长之前的北大，是未来官僚的摇篮，懒散学生的天堂。后人所称道的北大精神，与其时的北大无缘。只有在蔡元培以校长的角色（此前短暂的教育总长的角色稍纵即逝）出现时，“混混儿”北大才被“改邪归正”，在短暂的两三年间出落得玉树临风，享有盛誉。
1916年底蔡元培决定受聘出任北大校长，这受到他长期的革命同事的怀疑。尽管如此，蔡元培决定还是要努力一番。他首先做的就是组建进徳会，类似如今的思想教育的组织吧，并按成员不同的禁绝意愿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保证不赌不嫖不娶小老婆。第二类是保证不当官不做议员。第三类最坚定，戒烟酒，不食肉。好狠的蔡元培，居然来了儒家个禁欲主义。人们认为此举必定遭遇反弹，但令人吃惊的是进徳会很快宣布成员近一千会员，约占当时北大学生总数的一半。
蔡元培没有止步。他开始了对学生素质的改造。一所真正大学的样子是“思想自由，兼容并蓄”。恰如蔡元培所言：“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
蔡元培开始主导了北大的真正的进化。此前的北大，并不是北大。
3）
北大的真正正向进化，始于蔡元培制定了吸引思想活跃老师到北大的政策。他并没有以传统意义上的“分数”和“社会身份”或者地位来衡量老师是否有资格加入北大的标准。他为北大请来具有杰出品格和思想的人才，尽管这些人才互相有自己的见解和观点——文化保守派和政治守旧派同时立于北大的潮头间。
比如，耳熟能详的人物则有：刘师培、辜鸿铭、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等，不一而足。
根据相关资料记载，当时人们称
蔡元培、陈独秀和胡适为北大的“三只兔子”。之所以有此称谓，是因为他们三人都是属兔的，只是蔡元培生于1867年，陈独秀生于1879年，胡适生于1891年，依次相差一轮。这“三只兔子”是学识渊博、思想活跃、勇于开拓、贡献重大的“兔子”。胡适来北大当教授的时候，还很年轻，不到30岁。所以，当时有人戏称，“北大添个青人，玉兔常伴月照明。”
同时，蔡元培还创立《北京大学月报》，为中国最早的大学学报。积极开展学术交流，邀请杜威、罗素、班乐卫、普朗克等名家到北大讲学。
1920年，北京大学允许3名女生进入文科旁听，并在同年秋天正式开始招收女学生，开中国公立大学男女同校之先。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北大，成了包容各种各样知识和时代思辨的大社会——一所真正的没有围墙的大师林立的大学。北大的进化达到了历史新高点，这是一个时代的幸运，也是一个时代的最大福报。
北大，终究是北大。
4）
历史动荡之中成立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则将北大等中国著名高等学府以及中国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与“良知”推到了一个不可磨灭的新光辉的历史时刻：中国还有“大师”。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9月，北京大学奉国民政府令南迁至长沙，与国立清华大学、天津的私立南开大学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临时大学前往昆明，4月2日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期间，中国出现了一大批的“大师”，他们的思想和命运沉浮，正是一个时代的中国脊梁。他们有拍案而起的闻一多，有致力于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和保护的梁思成，有致力于改革封建教育的蔡元培，有硬骨铮铮的陈寅恪……每一个名字都是国人生命中无法承受之重。
1946年5月4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举办结业典礼，联大宣告结束。几个月之后，胡适从美国归来，担任北大校长一职。他开启了北大全面复兴的历程。“宽容与自由”则是他一生的矢志不渝的追求。
两年之后，胡适离平南迁，但他表示“我虽在远，决不忘掉北大”。
数十年之后，一个叫做屠呦呦的北大校友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理由是她发现了青蒿素。屠呦呦为北大赢得了声誉和尊严。
北大，有时是北大。
5）
人们在担心北大“变坏”的背后，实则是对知识分子“堕落”的担心。
实际上，人们的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因为，早在20世纪30年代民国时期，知识分子就开始异化了。那是一个相当不幸的时代——作为全球化产物的自由主义在整个世界严重受挫，除了胡适一人坚守他的思想之外，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最后站在了自己的对立面，他们背叛了当初的自己。
当时的南京政府俘虏了几乎整个文化圈。一个叫丁文江的人——这位曾为科学辩护的人，也这样写道：不在于民主和法制，而是要把管理国家的权威委托给“专家”。而某位姓蒋的历史学家在他精心构筑的历史学说中，把他的意见概括为“唯一的改变办法是一人专制”。
那时候的知识分子，在反对儒家精英主义和君主制的同时，也走向了权威主义的历史轨道。他们成了自己的“掘墓人”。尽管，当时的北大正在蔡元培的主导下“凤凰涅槃”，开中国大学风骨之先河。
不管怎样，就像德里德尔所说，在1870-1970年间，中国实际上没有一个人能置身事外未被触及。中国承受了太多的苦难，而且还活了下来。中国的领导人们，如同19世纪70年代自强运动名臣一样，支撑起了一个将近倒塌的大厦，
“他们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继承者，他们是克服了社会和政治上的无政府状态，内乱和文化迷失等灾难的英雄，而此类灾难是他们的前辈几乎无法想象的。”
与此同时，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开始盛行，目的为手段正名。马基雅维利成为偶像。至于社会达尔文主义也是附带而来。
人们开始焦虑于大学教育和知识分子的反向进化——如果他们皆成“势利之徒”，这个世界还会好吗？
北大，还是北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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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韦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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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三水，又称老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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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大学法学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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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韦三水）：人们为什么怕北大“变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