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了一篇文章是。是我比较喜欢的当代奥派学者汉斯·赫尔曼·霍普的著作《民主，失败的神》中译本的序。虽然只是一本书的序言，但是它将中国历史的脉络梳理了一遍。用奥派经济学的观点回答了一个千古难题。这个难题有一个最为知名的版本就是窑洞对。是在1949年建国前夕，民主人士黄炎培和毛泽东在西柏坡的窑洞里面对谈时，提出来一个问题。中国历史上有许多的王朝，它们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种现象被称作王朝兴衰周期率。黄炎培问毛泽东：“这个即将成立的新共和国。如何跳出这个周期率呢？”毛泽东的回答是“用民主，用民主来监督政府，让政府不敢懈怠。 ”
但是霍普的这本书从标题上来看就知道。他是在否定民主的，民主实际上是一个失败的神。民主的好处只是宣传中的神话。在他的观点里面。封建君主制比民主制对社会的搜刮和掠夺要更加克制一些。反而是更加优越的制度。其实类似的观点在古希腊就被广为接受。著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就是民主的雅典对抗专制的斯巴达。雅典的经济的富裕程度要超过斯巴达，同时雅典还有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但是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因为民主决策。雅典昏招迭出，最终战败。古希腊的很多思想家比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认为民主制相比君主制是一种更糟糕的政治制度。其实论证这一现象的逻辑非常简单，就是自利的逻辑。
君主制与民主制最大的区别就是。君主制是权力私有。君主没有任期。死后由他的家族成员继承他的地位，外人没有资格。这都是权力私有的表现，而民主制则是权力公有。领导人的职位是有任期限制的，不能长期执政。而且候选人的范围也不局限于某个特定的集团。那么出于自利的逻辑，权力私有的君主会为了自身利益考虑的更加长远。而对臣民的掠夺有所节制，不大可能去做竭泽而渔的事。而民主制就会出现如“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思想，当权者会无所不用其极的搜刮。 这个结论是基于逻辑的，只要它的前提“人都是自利的”没有错。然后推理过程没有问题，它就是正确的。但是，中国的历史似乎并不符合这个结论。因为中国有长达2000多年的帝制历史。在国家形成大一统帝国的时期，往往是民众被剥夺的最厉害，负担最重的时期。 这又是什么原因呢？这本书的序言作者解答这个疑问。因为君主制和民主制的划分是霍普根据西方历史做出的。这其中的君主制和中国的大一统帝制并不完全相同，而是指的欧洲中世纪那种小国林立的君主制。如果要想用霍普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历史，就要用一种更加明确的划分方式，那就是权力私有与权力公有的划分方式。之所以出现君主专制下的中国，民众被压迫盘剥地反而更严重，是因为中国历史上君主专制是在君主制外衣下的权力公有。因为在专制皇权之下的权力并不是由某个特定的集团把持。而是对更下层、更广泛的阶层敞开的。皇帝利用和提拔底层人士从权臣和贵族手中夺权的戏码，在每朝每代都有上演。比如秦国的商鞅变法就实行了军功爵制，贵族再也不能垄断爵位，平民凭借军功也能封爵。汉景帝、汉武帝为了从诸侯王和勋贵集团手中夺取权力也是大力提拔底层官吏。到了隋唐更是产生了科举制度，让平民也有机会参与政权的运作。武则天称帝之前也是发动群众大搞告密运动，打击贵族和前朝高官，任何人只要告密，不管是贩夫走卒。还是一介平民，她都会亲自召见。同时还任用底层的官吏，提拔他们成为酷吏，打击政敌和贵族集团。到了宋朝，更有杯酒释兵权，同时加强和完善科举制度，军头手中夺取权力，交给那些平民出身的读书人。这在本质上和现在的西方民主制从平民中选举官员其实是非常类似的，据说大英帝国的公务员制就是学习的中国的。而且中国中华帝国很早就开始实行郡县制，地方官也是有任期的。这同样是权力公有制的表现，所以地方官上任之后都会热衷于在有限的任期内刮地皮。
在网上有句名言叫“做财产不能公有，权力不能私有。”也许这句话值得人们重新思索一下。它看上去很有道理，符合近代民主化以来的主流舆论，但实际上完全不符合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