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也曾是贵族的陶斯亮，那篇文情并茂的《最后的贵族》，使多少遗老遗少们热泪盈眶！贵族固然荣耀无比，但也并非鸿运永驻，常不免与时迁移，甚至江河日下。粗鄙农夫陈胜尚且知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后世人更加明白“高第贵族宁有种乎”；新旧贵族的更替，自然不是什么稀奇事情。那么，特获荣宠的新贵族，究竟令人艳羡，还是遭人鄙视呢？
“姜还是老的辣”！人们似乎总是将信任、艳羡与敬仰投向那些传统的、久负盛名的、世代相传的显贵人士，而让那些初登上位的暴发户排在贵人队伍的末尾，以养其耐心。然而，这也不是人人遵守的铁律，每个时代都有超序躐等的新贵脱颖而出，获得世人的认可，甚至灸手可热，红极一时。那些蓦然崛起的新贵族就是如此。
先秦诸国王侯贵胄们的后裔，即使未真正携带三代先王的血脉，至少可将自己的族谱追溯到某个近于神祗的远古先祖，其贵族身份与灵光自然无可争辩。就是孔圣人，虽然文德盖世，他本人及其门徒，还是从不忘记孔氏的殷商贵族这一渊源，以增其荣耀。
然而，任何神圣家族，都经不起世道轮回，即使泰山也有被世风时雨浸蚀为小丘的时候。远在秦始皇江山一统之前，大多数古老贵族，就无声无息地消失在历史的烟波中；他们或许应当深自庆幸，终究免去了虎狼之师“扫六合”时的刀砍斧削。从六国显贵钟鸣鼎食的盛世，到刘姓诸侯拱卫一朝天子，不过百余年时间，江山依旧，而人间的宠辱荣华，则早已是另一番景象。刘氏诸侯开启了“王朝新贵”的时代。
那个仅凭借刘邦的血脉，贵为淮南王的刘安，其门庭之喧腾鼎盛，大概不下于养士逾千的信陵君；而他能借门人之力撰成《淮南子》传之后世，对中华文化的贡献，就更非信陵君可比了。在刘安眼中，他纵然是一介新贵，其头顶的光环会弱似先秦六国的“旧贵”吗？
较之于旧贵，刘安们幸乎，抑不幸乎？优乎，抑劣乎？
汉代自刘邦开始，就不再分封世袭的异姓诸侯，像先秦那样世代相传的贵族自然更少，能入贵族之门者似乎享有更难得的幸运。“物以稀为贵”，无疑是普世铁律，贵族头衔亦不例外。就此而言，刘安之辈应当深自庆幸。
然而，这种幸运却要打很大的折扣。首先，贵族必定与国运共沉浮，先秦时代那种千年贵族永远绝迹了。且不说王朝总有寿终之日，贵族门庭也未必能支撑到王朝末日。刘安的子孙就没有那份幸运；刘安虽然侥幸逃过了平定吴楚七国之劫，但随之而来的削藩，不能不触动其子孙之利益。其次，即使王族们拥有贵族头衔，多少还拥有一块养身之地，但被彻底地从国家治理事务中切除。与在其封地上拥有完全治权的先秦贵族相比，新贵们几无权力可言，除非拥有政府中的实职。水浒中那个十分可爱的柴进，作为帝王后裔固然备极尊荣，但除了他那小小的庄园之外，岂有一星半点权力？
如此种种，致使王朝新贵幸与不幸的问题竟无从定论。
先秦就是贵族时代，传闻中的贵族的种种优秀品质，正是形成于那个时代。作为那个时代的孑遗，我宁可相信关于古代贵族的种种幽远传说都真实无误。至于王朝新贵，连这一类的动听传说也不再有了——他们几乎完全退出了历史的大视野，如同平民一般淹没在世俗社会中。这于他们毋宁是一种幸运；在完全不具有治权的情况下，他们不再有太多为非作歹、表现劣性的机会，因而在历史上少了许多负面的记载。
这样，关于新贵优与劣的评判，也只能存而不论了。
近代会有新贵吗？从共和的旗帜升起的那一天起，严格古典意义上的贵族就无存身之地了。一个以平等为宗旨的社会，不可能接受任何世袭的贵族头衔。但这并不排除，社会中仍然存在身处特殊地位的人，仍然有少数供人仰视的人。没有任何法定的条例将这些人界定为贵族；如果仍然被人以贵族来打量，那么不妨称为疑似贵族，他们是民国年代的新贵。
民国新贵不包括满清遗老。那个君临中国近三百年的满族，在共和之后仅苟求安身而已。实际上，多时以来，满人就退出实际的国家治理了，在外族皇帝之下，治理这个庞大国家的，乃是长于“当奴才干实事”的汉族官僚。北京城头易帜之后，原来的官僚队伍几乎原封不动地接管了国家的管理。这些人自然就成了民国年代的新贵，至少其中的上层官僚是如此。
民国时代的新贵当然不只是这些，此外还包括孙中山的亲近追随者、乘势而起的各路军阀、辛亥前后崛起的代议机构中的政客、赶上了新时代潮流的实业家、掌控了新式学堂的知识精英……。他们之中确有不少受人景仰的响当当的人物：黄兴、宋教仁、蔡锷、唐绍仪、张謇、蒋百里、蔡元培、梁启超……；也有一些色调模糊、口碑不一的显赫人物：徐树铮、冯玉祥、章士钊、杨度……。他们多半出自旧时代的显赫家族，但也不乏从草根中崛起的布衣之士。
不同于锦袍玉佩的古代贵族，民国新贵没有御赐尊号，没有不受法律撼动的特权，没有封妻荫子的尊荣，没有足以维持奢华生活的超常俸禄，通常也没有傲视民众、颐指气使的派头。没有了这些，新贵们就没有了区别于大众的显赫标志。但是，任何稍具眼力的人，都不难从芸芸众生中将新贵辨认出来。最主要的是，新贵必定在某方面具有非同寻常的能量，足以支配特定的人群，或者在某个领域引领潮流——要么是货真价实的权力，或者是某种影响力，可称之为软权力。正是在这一点上，新贵与传统贵族无别。因此，新贵被认为是有势力的人。势力者，合势与力的能力也；势来自某种特殊地位，力来自某种实力，包括权力与影响力。
那么品味呢？最被人们看重的，不正是被历代传颂的那种贵族品味吗？或许很令人失望，在杨度这类新贵身上，实在难以看到贵族品味。幸而，并非所有新贵都是杨度。
就大多数新贵而言，即使没有保留人们所期望的那些传统贵族特质，其操守风貌似乎仍在一定水准之上。其所以如此，两个最主要的理由是：首先，其时离旧时代不远，传统贵族的那些素为世人珍重的品性，还以某种难以阻遏的惯性延续下来，此可谓古风犹存也。其次，辛亥之际，被人们当作圣世迎取的共和，建基于自由、平等、人道、文明这样一些诱人理想。这些东西纵然并未真正落定于现实，后来也备受奚落，但起初还是不乏导人入善的力量。新贵们纵然无意洁身自好，作世人楷模，也不能不看重舆论的风评物议。
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振臂一呼之后，民国新贵就被扫入了历史的垃圾堆。红太阳所普照的，不正是一个普遍平等的新时代吗？这样的时代岂能有贵族存在！
确实，无论古典意义上的贵族，还是民国新贵，都不再有立足之地。但因此而断言一个普遍平等的时代来临，却无异于梦幻。恰恰相反，新时代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强调人的阶级与身份；只要有身份的划分，就必然有身份格外优越之人，正是后者构成又一代的新贵。
现代新贵主要包括被称为革命干部的各级官僚，他们是新时代的真正主人；而且如斯大林所言，他们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仅此，新贵就不再是俗体凡胎，就不能与芸芸众生鱼目混珠，其贵族身份就近于血缘了。当然，新贵中同样不免有各色人物，如学界名流、文坛巨星、艺界翘楚……，但这些多半仅供应景而已。
“特殊材料制成的人”有特立独行的卓越品味吗？这正是人们特别关注的。能肯定的是，较之于传统贵族、民国新贵，现代新贵确有一系列卓尔不凡之处：朴素的平民装束、绝对的循规蹈矩、几乎全面的自我约束、对于形势变换的高度适应……。但这些——或者说恰恰是这些——不构成贵族品味。
贵族品味中素被看重的那些元素——忠挚、执着、风骨、信义等等，在阶级斗争的时代已不见踪影，它们已被视为旧时代的遗毒被清除掉了。在康生、李井泉、柯庆施、郭沫若一类显赫人物身上，新贵的奇葩品味表现得最为典型；这些人不再看重“操守”一类的字眼，他们的人生使命，似乎就是专门为着衬托领袖的神圣，为着嘲讽、颠覆古已有之的贵族品味！
天真的人不免会想：郭沫若辈也算才高八斗，何必将其人生活剧演到那种地步，让自己史留污名、子孙蒙羞呢？
或许，今天的人完全错怪了上一代的新贵。或许，他们确实是身不由己。郭沫若纵然绝顶聪明，他能演好自己的角色吗？人们依常识所期待的角色，只能存于适当的舞台，而这种舞台恰恰被拆除了！
我们称之为现代的那个时代，当然并没有过去；现代新贵也依然处于世代更迭中。尽管新贵的形象记录不佳，人们出于本能的对于贵族良好品味的期待，并未消失，实际上历久弥坚。倘非如此，倒不如干脆废了“贵族”这一词汇！
这就值得关注：今天的新贵怎么了？
在当下，还有新贵吗？岂止有，更加器宇轩昂、不可一世了呢。
就其构成而言，当下新贵与上一代新贵并无太大区别，只不过增加了一些土豪而已。
但毕竟已有一些重要变化，即使从表面上也能看出来。变化的缘由与内容集中在“财富”二字。
贵族概念当然不可能无关乎财富，但两者的关系在不同时代的表现却很不相同。
古代贵族的地位联系于一定的封地，其物质利益得到保障，称为“富贵”，“富”与“贵”岂能分家？但贵族的财富仅仅让其优裕度日而已，他们不会指望富甲天下。像汉代蜀郡卓氏这样富甲天下的豪富，完全与贵族无缘，也不会有哪个贵族有意去攀附他们。贵族在土豪面前永远不失骄傲，而土豪在贵族面前则总不免自惭形秽。
被陈伯达的著作塑造出来的一代人，对于民国新贵的想象几乎成了模式：贪污腐败、挥霍无度；蒋宋孔陈就是典型。但自从陈立夫1950年代在美国靠养鸡艰难度日的故事流传至大众之后，陈伯达的“四大家族”神话就自然消解了。民国正当草创现代经济年代，创业敛财并非贱事；加之吏治谈不上清明，追逐财富的新贵应不在少数。但以为新贵中无君子，精英中尽小人，就未免太过了。
在另一个极端，近年来左派文人塑造了一个乌托邦年代的太平盛世，那时所有官员都奉公守法、廉洁自敛，似乎新贵与财富绝缘。幸而还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在，他们知道事实并非如此。在那个“万户萧疏鬼唱歌”的年代，即使是新贵，当然也不可能挥金如土；但他们与底层百姓的实际差距仍然触目惊心。那时，食不果腹的小民，哪里能够想象，一些大人物的享受远远超过杨贵妃，他们最心爱的特供食品是专机空运的！李井泉位不过省督，在四川饿毙一千万人的时候，仍然不忘命专车为他运送他所喜爱的某种鲜鱼。
至于今日新贵之财富，那么此前所有贵胄甚至帝王的财富与之相比都黯然失色了。用不着去搜索事例，审判大老虎的官方公报中提供的数据已经够用。对于这些人来说不幸的是，他们掠取财富的气魄与能力并不被人看好。我听到许多人说：这么多年的高官，几千万元算什么！不知是嫌其贪得太少，还是抱怨官方公报打了埋伏。
新贵们敛聚财富的触目惊心，完全窒息了人们对于其他事项的思考，新贵品味的其他方面似乎成了不值一提的事情。新贵们如何看待社会、世界、人生与未来？他们持有什么社会理想与道德信条？他们秉持怎样的价值观？他们真正关心民众的福祉与国家的前途吗？他们能忍心看到雷洋们倒毙于途而无动于衷吗？面对弄虚作假、口是心非、假公济私等种种不仁不义，他们能心安理得吗？
别指望从媒体上看到答案，这将是一个长久的秘密，或许是一个并非无趣的秘密。无论这些秘密能否揭示一二，你我的宿命都是：在有生之年，总不免面对新贵们，随时恭候他们的教谕与训示。这将是对你承受力的严峻考验；与此相较，眼巴巴地艳羡着新贵们积聚奇迹般的财富，就不算什么大了不得的事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