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蒋经国所记取的乃父忠告，印象最深者就是：无论世事如何变化万端，不妨总以不变应万变！妙哉，以不变应万变！这一中国式智慧，已被人们传诵了几千年，今天还管用吗？
首先不妨看看，周边的一切及我们自身，哪些在变，哪些不变。
万物无不在变，不同的只是变化的方向、速度与规模而已——这并非来自哪本哲学书上的教条，而是每天眼见的现实。
说出这一点，并未道出什么新发现的深刻哲理。
如果以上表述是一个正命题的话，那么，同样重要的，是要知道如下反命题也是正确的：
万物都在抵抗变化，力图保持原状；或者说，万物都有惯性，只是惯性大小各有不同而已。特别，人们的思维是有惯性的，而且可以说，思维的惯性还非常巨大。
于是，应对那不断变化着的世界的，既可能是同样变化着的思维，也可能是因惯性而几乎静止的思维；前者可以说是以变应变，后者则是以不变应万变。
可见，思维对于变化的应对，可以有不同模式，并非一定要千人一策。
话说到这一步，并未现出任何有价值的结论。下面才是我们真正感兴趣的议题：
对于应对世道的两个选项：“以变应变”与“以不变应万变”，该如何两者择一呢？
或许可以说，应对那些缺少规律性的事项，“以变应变”不失为上策；而应对那些可以提纲挈领的事项，不妨“以不变应万变”。
但如此泛泛而论，还是无法作出任何明确的结论。
还不如干脆承认，并不存在两者择一的简单办法，也无法预定一个一般倾向：
主张“以变应变”，还是主张“以不变应万变”。一切均应依具体情况而定。
下面以三类事项为例来作说明。
“社会管理”无疑是人类不可回避的古老问题。应当选择怎样的管理方法，以有效应对不断变化的社会状况？两种典型的选择如下：
相机行事的方法
这有点类似于战场上的做法：不预设任何固定方案，只是依据情况变化不断调整行动部署，所有举措都决定于管理者的意志。
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人治，对于它的利弊得失，人们已说过很多，此处无需多论。
依赖于规则的方法
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规则治理，其内涵并不简单。
大概说来是：整个管理事务分解为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具有宏观性质的少量事务，由上层主管依据规则进行管理，规则依据一定程序产生，规则应同时具有监督与复核的功能；具有微观性质的大量事务，则由下层管理人员处理，其处理权限受到规则的制约，但在细节上他们有相机行事的很大空间。
尽管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依赖于规则的程度互不相同，但整个来说，规则起着主导的作用，因此这种管理方法实质上就是规则的统治。
考虑到主要的规则通常表现为法律的形式，也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这种管治就是法治。
迄今所知的人类经验表明，管理社会的规则是非常稳定的；极而言之，可以说它们是不变的。
在这个意义上不妨说，规则的管治方法，正是“以不变应万变”的方法。
这种方法的一些显而易见的优势可概述如下：
简便性
首先，相对于规则所管治的事务而言，规则本身是简单的，制定规则远比直接处理事务更省事。
其次，规则长期有效，这就免去了不断制定新规则的烦劳。
最主要的是，让宏观管理决于规则，这就解放了上层管理者的智能，使之能以更多时间去处理那些非程序性的事务，例如调整某些决策，那通常是对管理智慧的重大挑战。
公正性
相对于非规则治理而言，规则治理较少受个人成见的影响，这就避免了许多人为的干扰与争执，更容易获得广泛的认可。
稳定性
规则是可继承的，因而可在很长时间内发挥作用，这就保证了社会发展的持续性，使社会的文明成果得以积累。
上述优势何者更重要的问题，取决于观察者所面对的情势与他所取的角度，不宜一概而论。
为说明问题，此处不妨强调简便性。
一个规则统治的社会，它所具有的最有价值的文明传承、它的最高等级的智力资源，都被用于制定规则，而规则数量不大，一旦制定就少有变化，这就使社会最高等级的那部分智力活动达到最大的效率，而社会治理的成本则降到最低程度。
因此可以说，规则的统治，是最节省成本的统治；或者更简单地：
规则的统治是最经济的统治。
这是表明“以不变应万变”具有经济性的第一个例子。
现代法治社会可用作说明的实例。
美国或许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美国历史格外短浅，使一些人对其文明传承颇有一些不屑。但这丝毫不妨碍，美国宪政成为举世公认的典范。
美国宪法，无非就是美国社会治理的基本规则。
这些规则制定200多年来，除了因应施政情势而补充一些修正案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但这并不妨碍它成功地应对了美国社会的巨大变化。
这不是“以不变应万变”又是什么呢？
即使没有人去精确统计，因为有了一部成功的宪法，美国社会的管治节省了多少高智能成本，宪法统治的经济性都是不言而喻的。
只要想想，如果美国废弃宪法改而采用人治，要管理那样一个庞大的社会，还要管理覆盖全世界的庞大军事机器，它得每年制定多少红头文件逐级传达，办多少学习班训练干部，派多少巡视员不断到世界各地督察，编写多少学习材料教育各级干部，设立多少专门机构审批种种经济计划与投资项目，派多少大员去检察与惩处贪污腐败……。
且不说这一切的效果是否能与宪法治理相匹，仅仅估算一下上述种种事项的成本，也会使美国的纳税人惊恐万分。
毫无疑问，人治是最昂贵的统治方法。
因此，仅仅从经济性考虑，还不说人治的其他众所周知的弊端，要美国人改弦易辙，放弃法治而改用人治，也是极难想象的。
至少有两种情况是不宜“以不变应万变”的：
其一是那些仅出现于一时的事项，多半不服从任何已知的规则，你没法将其纳入规则管治的轨道；
其二是那些呈现出多个变种的事项，虽然每个变种服从一定规则，但不同变种所服从的规则彼此有别，并不能以同一条规则一用到底。在以上两种情况下，“以变应变”才是明智的选择。
宋代名将岳飞在第一次晋见他的恩师宗泽时，谈到他对所读兵书的理解，认为布阵行兵，只能相机行事，不可拘泥于兵书，“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这就需要“以变应变”，而不能“以不变应万变”。
岳飞的见解，似乎任何将帅都很难在原则上提出反驳。但各人的实际表现，则可能相差悬殊。
岳飞行如其言，在历史上已有定评。但更多的人却不善变通。诸葛亮的爱将马谡，未必不懂得应当“以变应变”，但在守街亭时还是死搬兵书，以致遗恨千古。
谈到“以变应变”而不提及已故领袖，那真是“应变”艺术资源的极大缺失。
如所周知，他是举世公认的权谋大师，在其乐无穷地与人斗的历练中，所积累的“以变应变”艺术之高超，绝对是无与伦比的。这方面的例证大多广为人知，毋庸赘述。
此处关注的是另一方面：如此高超的“以变应变”艺术，在最需要时却没有表现出来，在那些恰恰最需要“以变应变”的事情上，却往往“以不变应万变”，导致极荒唐的结果。这一类的事例之多，几乎可以随手拈来。
从内战中几次大会战的辉煌胜利，他记住的唯一经验，就是“大兵团作战”是制胜之道。于是后来就有了一系列的大兵团作战：大兵团作战种粮食；大兵团作战炼钢铁；大兵团作战搞创作……，其结果如何，实在羞于提起。
另一个类似的经典是“农村包围城市”，这一战略在中国的成功当然无可挑剔，但在世界其他地方是否适用，则是一个尚未证实的事情。
后来的历史证明，在北京受训的那些亚非拉战士表现不佳，几乎没有成功的例子。哥伦比亚的游击战士现在干着绑架与贩毒的勾当，据说最近要投诚了；秘鲁的游击队“光辉道路”成了恐怖组织，过去的老师已与之切割；津巴布韦游击战士打下了江山，但成为非洲最糟糕的执政者……。
这些例子显然不能证明，同一付药可用来包治百病。
在中国现代史上，5%是一个幽灵般的神奇数字，它真正创造了历史！
三反五反对象，5%；1957年抓右派，5%；1959年抓右倾，5%；1964年四清定敌我矛盾，5%……。没有什么比这种“以不变应万变”更省事的了，只是牺牲者无数，到何处讨回公道？
由此看来，对于那些本来应该“以变应变”的事情，误用“以不变应万变”，不仅无效，而且造成重大灾难。
个人的修身养性，似乎既不是规则问题，也不是谋略问题，但同样需要应对环境的变化。那么，在“以变应变”与“以不变应万变”这两者之中，应当选择哪一个呢？
似乎有充分的理由选择前者，因为每个人一生中要遇到无数各不相同的人和事，周边环境千变万化，岂可一付面孔亮到底，那样岂不成了机器人？
你总不能对君子与骗子都是：“对不起，谢谢！”对元老与稚童都是：“听着！让我教会你。”不过，对于为人处世最基本的那些应变之道，任何具有正常智力与起码人生阅历的人，是不会不懂得的。
因此，就“以变应变”的要求而言，过分强调并无意义。
恰恰相反，另一种选择也许是更值得强调的。修养之道，不正是为个人行为确立必要的准则，以达到道德上的完善吗？
那些有待确立的准则，将伴随着你的一生，它们绝不应当因你的境遇改变而变化。你将用来应对变化不定的环境的，除了人人都不可缺少的生活技巧之外，你的应对之策的真正核心，不正是那些你终身奉为圭臬的道德准则吗？既然如此，你所遵循的，实际上就是“以不变应万变”了。
这是一种很简单的人生艺术：从你的人生经验所提示的那些行为准则中，挑选少数几条你最欣赏、最珍视的准则，终身恪守不渝，作为应对世道的任何风云际会的不二法门。倘如此，你将永远生活在简单与纯粹之中，面对尘世的种种险风恶浪，保持心定神闲，有道是：
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世人都说痴，我自乐常在！
在这种心境中，你已将生活技巧降到了最低点。你将永远我行我素，超然物外，几乎完全省却了那些察言观色、曲意逢迎、反复权衡等等的苦心焦虑，让你体验到彻底的解脱，让你真正进入海阔天空之境，尽得天马行空之乐，这不是至乐人生的一种真境界吗？
“以不变应万变”的为人之道，就当如此。
如果你稍微留意，就不难注意到，一些很有影响的历史人物，正是秉持这种人生艺术的典范。
曾国藩一生的道德文章，在他的时代就备受推崇，后来同时为蒋介石与毛泽东所敬仰。
实际上，曾国藩所奉行的人生艺术简单至极，不过是一个“拙”字而已。
他一生的修养工夫都放在“守拙”上了；“守拙”就是以至诚至朴之心，应对一切人和事。在许多人看来，仅仅以“拙”应万变，怎能在乱世中安身立命？倘更多一点机巧，或许曾氏能有一个更辉煌的人生，但那就不是我们所熟悉的曾国藩了。
胡适无疑完全是另一类的人物，但其忽视人生技巧，则唯有过之。
胡适一生都守住一个“真”字，以之待己、待家、待友、待徒、待事业、待国家，至死不改初衷。
他固守“以真应万变”，不惜冒犯舆论，得罪上峰。1920年代，他甘冒毁掉“新文化运动旗手”的声誉，规劝学生从街头回到课堂。就在去世前夕，他竟然在会议上当面劝谏蒋介石开放政治；不能随机应变，与时推移，一至如此。
我们一开始就提到，蒋经国先生恪守父训，“以不变应万变”应对世道。观其一生，他那样特立独行，那样洁身自好，那样不为高官大吏的种种做派所动，他所固守的“不变之道”是什么呢？也许是“诚”，也许是“执着”，也许没有任何适当的词可以概括。但灵魂深处的那份坚守的价值，是没有人能低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