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几乎厌恶任何战争，更不说内战了。但实际上内战不过刚刚过去，内战期间流行的说辞，诸如“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等等，言犹在耳，仍然让留心世事者“三顾斯言”，感慨万千！在我们深感自豪的数千年历史中，有多少次即使外患当前，也不肯放弃同室操戈！此中唯有伤天害理，还是也有其特殊逻辑在呢？
要谈论内战，当然首先得合理地认定什么是内战。这件事并非不假思索地所想的那么简单。例如，你能说先秦列国之战是内战吗？北宋年间的宋辽之战是内战吗？照今天某些文人的高见，中国人抵抗成吉思汗的战争都要算内战了！当然，至少有一些战争属于内战应无争论。例如，秦汉之际的楚汉之争；两汉之间的群雄争天下之战；三国时代各路诸侯的逐鹿之战；民国年间的军阀混战，等等。
或许，下面就是一个可行的定义：
内战就是在同一国家之内，各派势力为争夺国家控制权的战争。
据此，北宋与辽国之间的战争就不是内战，因为那时战争双方并不属于一个统一国家。先秦时代的列国之战是否属于内战，则颇成问题，因为那时华夏尚未统一。不过，考虑到华夏这个文化共同体早已具有国家的基本特征，而且“天下意识”也深入华夏人民的心理，将列国之战归于内战显得颇有道理，实际上也是被广泛接受的。
中国历史上内战几乎烽火不断，且绵延近三千年，其血腥惨烈，致使神州大地尸积如山、血流成河，不啻为人类奇观。这样的灾难性战争，还不值得正义之士的一致谴责吗？
我们的先人，从孔夫子时代开始，就厌恶内战、谴责内战；被广泛认同的“春秋无义战”这一评断，足以表明古人对于内战的态度。以文明、人道、正义相标榜的现代人，至少不应从孔夫子的立场上后退。对历代内战，在原则上，我不能不持批判态度。如果是现代人评价过去时代的内战，或者局外人评价利益上无关的内战，对内战的批判性取向看来也无问题。但如果作为胜利者评价当代内战呢？
1960年代，领袖在会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时，指着在座的陈毅说：他可是消灭了百万国民党军队的统帅啊！然而，他从客人那里获得的只是淡淡的回应：我们西方人不愿意回顾内战。这种回应是否使领袖扫兴，不得而知。至少，对于内战的看法竟然如此判若霄壤，在沉浸于“打天下”思维的东方人听来，恐怕是无法理解的。
在东方，赞颂内战的岂止是胜利者，也包括深受战争文学影响的大众。在许多人眼中，被流行思潮肯定的那些内战，就是辉煌！
不幸的是，甚至有某种“学理”上的论证，支持“辉煌”之说。
首先，正是内战造就了无数英雄。从历史传统看来，内战岂止出英雄，实际上历史上的大多数英雄就是出自内战。武圣关羽就是最著名的内战英雄之一。主要的内战英雄还有：项羽、韩信、曹操、司马懿、周瑜、李世民、李靖、李勣、常遇春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古人在看待内战英雄时，大体上平等地对待胜败各方。例如，对失败的项羽、关羽就给予了足够的敬重，就如同美国人对内战中失败方的英雄李将军，给予了最高的赞颂一样。
其次，正是内战成就了许多伟业。现代的盖世伟业就不说了。就是从内战的废墟中崛起的盛世王朝，例如文景盛世、贞观盛世，就不能不说是由楚汉之争、隋末内战催生的。王朝在其鼎盛年代所展示的那种辉煌，无疑会使催生了这些王朝的内战蓬荜生辉，谁还会去谴责这些内战的血腥、不义呢？
况且，王朝的伟业，也并非仅仅是盛世的光彩而已，或多或少还有一些制度创新、文明演进、社会进步等等。或许，就是因为这些历史进步，使得孕育了盛世王朝的那些内战，展示出某种辉煌，至少是“与有荣焉”。
还有，内战或许还培育了中国的军事谋略。正是列国之战产生了兵家之祖孙吴；尤其是“孙子兵法”，为其后数千年的军事学术奠定了基础。楚汉相争尤其具有标志性意义，它成了两千余年来“争天下”战争的样板。在某种程度上，楚汉相争是一个流氓战胜贵族、弱者反败为胜的故事，这个故事后来成为反复上演的历史大戏的脚本。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三国时的内战，它几乎浓縮了中国数千年的军事谋略。此后的内战，无论声势多大，在奸诈权谋上，都不过是袭三国英雄的故智而已。“武圣”恰恰出在三国时代，实非偶然。这就不奇怪，甚至国共内战时期的许多战争脚本，都可以追溯到三国时代！
历代精英都高度肯定内战、崇尚内战。大量的社会资源，包括人力物力资源、智力资源、精神资源等等，都不计代价地投入内战。这样，内战就成为受到最大重视的事业；争天下或者坐天下者最大的本事，就是打赢内战；最大的英雄，就是内战英雄；最大的伟人，就是内战胜利者。
即便如此，即使内战有种种“业绩”，而且在历代都受到普遍推崇，我还是不能从根本上肯定内战，尤其不能认可“内战辉煌”。在道义上，我仍然不改批判内战的初衷，且毫无例外地，将那些内战参与者视为一帮抢夺天下的强盗！即使一些最强悍的强盗，戴上了皇冠且进入了正史设立的“圣贤殿”，也不必撤回对他们的道义谴责！
然而，这不过是从功罪利弊的考虑评判内战，并未触及“内战内行”这一话题。谈到后者，或许你已准备了顺理成章的问题：什么人内战内行？他们何以内战内行？但我根本不打算去论证或者回答这类问题，因为只需要一句话，就足以说明一切：
内战胜利者天然地内战内行，不内行者都被淘汰于内战了！
内战即使不辉煌，总有某种正当性吧？此处的正当性，可理解为某种历史合理性，无论是在黑格尔的意义上，还是在黄仁宇的“大历史观”的意义上。不过，中国的传统信仰并不重视什么历史合理性，更看重圣帝明君；为了明君胜出，不值得打内战吗？
在《唐宋传奇》中有一篇《虬髯客传》，讲述了虬髯客促成李靖投靠李世民争天下的故事。故事对李世民的着墨不多，却极成功地表现了李世民的真命天子形象。从此，此文就成了编造真命天子传奇的样板。
争夺天下的潜在竞争者无数，他们都不过是一些更强悍、更流氓气的强盗；一旦其中某个人成功，天下就不乏文人给他编造“真命天子”的神话。李世民或许是史上最成功的皇帝，自然有人乐意为他编造神话。正是这一类的神话，将争天下的优胜者包装成了“奉天承运”的天降圣人，同时也使得争天下的内战被赋予神圣的光环，成了“吊民伐罪”的正义之战；追随真命天子打天下的人，则成了开国功臣，本人及其子孙都配享“坐天下”的福禄。这样，本来是强盗相争的内战，就成了外表光鲜的伟业。
现代人当然不必认同王朝时代的这种神话。但也不必另编一套完全相反的神话：似乎争得天下者全都是最大的恶棍，而其失败的对手则是占据道义的好汉！对于争天下的双方，固然可依具体情况作出一定的道德评价，但在今天，这种评价的意义十分有限；评价本身也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争天下与坐天下这样的事情，也并非是完全不值一提的王朝旧套，它们都可能具有某种正面价值，不过不是依据“奉天承运”，而是依据完全不同的理由。
简单说来，“坐天下”的正当性基于如下历史法则：人群为了避免在无政府状态下同归于尽，需要某种集中权力；而在一个尚未充分开化的时代，争夺这种权力的竞争，还缺少和平的方法，因而诉诸武力的内战不可避免。就是最厌恶战争的人，也只得承认：内战固然是恶，但或许还是一种不可避免的恶；要完全避免这种恶，只有依靠文明的进步，而不能像孔夫子那样，仅仅依靠对仁义的说教。
只有在这种意义上，内战才是可接受的，才具有某种历史正当性。如果有人因此而大发雅兴，一定要对这种正当性赋予光环，认为争天下是天理所在，是“历史的选择”，而曾经的对手则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势力，那就是自我神化的无稽之谈了。
历代的内战胜利者，固然普遍自我神化为“奉天承运”的真命天子，但也没有走到极端，没有彻底矮化对手、将对手判定为恶徒。古代内战当然免不了杀戮，有时甚至是血腥的杀戮，对尚具现实威胁的竞争对手尤其如此。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内战的善后处理都倾向于优待对手，所体现的文明水平甚至胜过当代。例如，司马氏家族在三家归晋之后、赵匡胤家族在一统天下之后，都礼遇故国之君，而敌方的降将则或用或放，几乎不存在杀戮的现象，与20世纪出现的那种大规模的血腥报复，形成鲜明对照。
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文明竟然出现了如此严重的倒退，实在是非常不幸的事情！
如上所述表明，内战既不辉煌，也仅有很有限的正当性。实际上，即使是最具合理性的内战，终究是悲剧，是某种难以避免的劫难。
内战的悲剧性，至少基于如下三重理由。
失败者的悲剧——这一层悲剧似乎最少价值。任何内战参与者，一开始就应当考虑到可能的各种后果，包括失败，甚至身首异处、家破人亡。当然，有许多内战参与者是身不由己。不管怎么样，内战参与者的失败及失败后的种种苦难，毕竟是战争的恶果之一，不应简单地斥之为咎由自取。
国民的悲剧——与涉及千千万万人的国民悲剧比起来，失败者的悲剧就不算一回事了。国民的悲剧至少包括如下三个部分。首先是那些未必自愿介入的参战者，无论身在哪一方，都是战争风险的直接承受着，他们中的许多人不可能安全回家，要么为某个枭雄争天下命丧疆场，要么在身体残缺之后，回乡承受终生痛苦。其次是交战地区的人民承受池鱼之殃，或家毁人亡，或备受凌辱。自古以来，兵灾之惨烈，都是嵌入民族记忆中的永恒的痛楚。经明末的大兵燹，人口骤减数千万，以致促成规模空前的“湖广填四川”。祸首并非入侵的满清人，而是朝廷与张献忠等人之间的内战。太平天国所引发的14年内战，更导致人口减少达1亿！这不只是一个干巴巴的数字，而是无数家庭的家破人亡、甚至断子绝孙！就是在上述两种情况之外，其他人也不可能躲过战争之劫：国家的残损、河山的破碎、因战争所致的沉重赋税、徭役，都将使国民不堪重负。如果不是这样，就不致历代有那样多控诉战争——其中许多是内战——苦难的诗词歌赋流传下来。
后代的悲剧——内战无论如何让国家灾难深重，都总有终结之日。一旦战火平息、重现太平，岂不天下安居乐业、休养生息，或许一代人之后，国家就恢复到繁荣富庶之境。那么后代的悲剧究竟何在呢？对于内战后果的最大疏忽恰在这里。实际上，内战的最大祸害，恰恰是多少代人的精神与心理损伤；与这种祸害相比，前述的两种悲剧或许都不算什么了。但精神性质的悲剧是隐蔽的，人们难以察觉，因而其危害更加创巨痛深。
简而言之，内战的精神危害就是：它整个地改变了社会的文化基因，扭曲了民族心理，在全民心中植入了由内战带来的仇恨、暴戾、残忍、好斗等等恶劣习性。
由内战导致的这种可怕的精神与心理后果，牵涉极广，其消极作用实难少量文字足以尽述，下面仅仅例举数条而已。
内斗恶习——经多少年的文明积累建立起来的社会和谐、宽容、互助气氛，迭经内战之后荡然无存，代之以仇恨、互斗、互损；孔夫子所理想的那种“温良恭俭让”，更是无处可寻。日本人与犹太人都以内部互助著称于世界。我们呢？广为流传的一个说法是，一个中国人是一条龙，三个中国人是三条虫！是多少内战的锤炼将我们变成了虫呢？“同室操戈”、“兄弟阋墙”都是好词汇，能为汉语增色，其代价却是无数内战牺牲者的鲜血！
漠视生命——这绝不会是炎黄遗下的基因，而是内战惨剧改变了先人的DNA!我们是这样一个创纪录的民族：在隋末内战消灭了大多数国民之后，国人最钟情的只是隋唐英雄！在上世纪空前的内战结束之后，人们津津乐道的只是大会战！在庄严的国际会议上，我们的领导人敢于宣示：只要能实现某某主义，不怕死掉四亿人！
蔑视同胞——视同胞如草芥，肯定不是炎黄遗风，而是黄巢、张献忠这类内战枭雄的遗泽。连屠杀都不在乎，仅仅蔑视算什么！慈禧就敢说：宁赠友邦，不予家奴。在她眼中哪里还有黎民百姓！就是现代，还有官员喊出：老百姓算什么！
被如此蔑视的同胞，恐怕连内战是悲剧都不知道了，岂不是更大的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