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悲剧
如果，某个枭雄功败垂成，下场凄惨，那么，他所能得到的最常见、最宽宥的评价大概是：这真是一个悲剧啊！似乎“悲剧”是一个最低廉的礼品，人们最乐意将其献给任何与之无深仇大恨的失败者。那么，真的任何失败者都够资格得到这份礼品吗？
本文的话题似乎应当从一般地解释悲剧说起。
顾名思义，悲剧首先是指某种“悲情的戏剧”，然后才扩大到包括任何故事、事件、过程。当然，所有这些一定是关于人、围绕人、以人的故事为中心的；有时，可能就说“某个人的悲剧”，当然，这意味着他的故事是一个悲剧。
问题的核心在于：悲剧之“悲”体现在何处？如果仅仅是简单的清苦，那么任何一个贫民都可作为悲剧的主角了。我相信不会有太多的人被这种悲剧所打动。
悲剧当然离不开悲剧人物。王实甫、曹雪芹、莎士比亚就塑造了很成功的悲剧人物。悲剧人物的主要特质是什么呢？他必需具有的元素如下：
他拥有并坚持某个理想，这个理想是人类普遍认同的，至少是人类的大多数对之赋予美好想象、从心里赞助对此理想的向往、追求与奋斗。
他的奋斗并不成功，实际上经历了巨大的、震撼性的失败。
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不可克服的矛盾：理想本身的内在矛盾、个人追求的内在矛盾、个人与理想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本身已经包含了失败的种子，而悲剧的展开则将种子培育成了真正的失败。
悲剧的核心还是理想；悲剧人物的失败，实际上就是他们理想的失败。不同类型的理想，决定了不同类型的悲剧。例如，爱情理想、创业理想、求学理想、家庭理想、肃贪理想、救世理想等等，可能导致相应的爱情悲剧、创业悲剧、学业悲剧、家庭悲剧、官场悲剧、社会悲剧等等。
人们对于悲剧的感受，可能呈现出巨大的差别：从震撼人心的巨大悲剧，到略具悲剧性的事件。不能完全排除感受者的个人鉴赏力、思想倾向这类主观性的东西，但更值得看重的，是悲剧本身的客观内涵。有种种因素赋予悲剧以显著价值。大体说来，悲剧所凭借的理想愈具普遍性，其失败教训愈富有启示，导致悲剧的那些矛盾愈深邃，悲剧的价值就愈大。例如，为什么自古迄今爱情悲剧都具有最大的影响力，以致被认为是“永恒的主题”呢？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对于美好爱情的向往与追求，是最具普遍性的人类理想，没有其他理想可与之相比。离开这一最基本的事实，去发掘其他似乎更高层次的理由，都是说不通的。
于1898年前后上演的维新悲剧，至今还在人们心中回响。或许千年之后，人们在回首历史时，依然会为谭嗣同等维新志士一洒热泪。
维新的主导人物无疑是康梁、光绪；但真正典型的悲剧人物，应当是谭嗣同，他的个人悲剧最集中地体现了维新的悲剧。
维新的故事固然曲折动人，但牵动人心的，还是让人内心沸腾的维新理想，那是一个至今都环绕在人们心头、挥之不去的梦啊。那些从中世纪的漫漫长夜中初次探出头来、眼观世界的人们，当他们发现古老中国能够在另一种秩序下焕发青春，能够与人类中的大多数共享自由、民权、宪政等文明成果，他们的震撼与向往，该会如何难以言表！能够说，维新理想仅仅是康梁、谭嗣同的理想，而不是所有先知先觉的中国人的理想、也是所有向往现代化的中国人的理想吗？
然而，维新却失败了。让谭嗣同等六君子抛弃头颅，或许还不是最大的悲剧；更可悲的是，“百日维新”中轰轰烈烈地登场的那些维新举措，都成了泡影，就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还不止此，维新的失败对于中华民族实际上是多重的悲剧。
首先，在世纪之交，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正值危急存亡之秋，最先醒悟者所深深寄望的维新，或许是使古老中国实现更新、汇入世界大潮的最后一次机会，而维新的失败却让这一机会擦肩而过。
其次，维新发生于甲午战败后仅仅三年。数千年来，日本都是中华文明的模仿者。但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成了西方文明的狂热追随者，迅速成长为远超中国的现代化强国。中国的维新党人就是从日本的明治维新得到启发，志在通过维新实现富国强兵，尤其要雪甲午之耻。而维新的失败似乎证明：日本人能做到的中国人却做不到，这使那些深怀民族主义情怀的国人不能不备感屈辱。
还有，维新理想中的核心目标“宪政”，不仅在晚清年间成了泡影，就是在其后一百年，都是一个可望不可及的幻影。光绪与慈禧都没有实现宪政就不说了；孙中山将宪政排在军政、训政之后，至少在他生前只能有一个“宪政之梦”；袁世凯更无意行宪政，他的目标是皇冠！蒋介石承诺了宪政，但兑现承诺的是其子，且已退到小岛上去了。此后，大陆就不再有“宪政”一说。而近年来则更猛批起宪政来了。人们不免会想，当初谭嗣同们抛头颅争宪政，究竟是何苦呢？
维新的最大悲剧，或许并不是它的失败，而是如后世的聪明人终于悟到的：中国根本就不要那种以宪政为目标的维新！
在现代中国的所有外来词汇中，要挑出一个人们应当最熟悉、而事实上又最陌生的字眼来，我一定会选择共和！共和能不是人所共知的吗？那是从数千年君主制下解放出来的中国人，第一次意识到天下属于所有人的一个词。
不必去请问理论家，也不必去查阅经典，不妨说共和的要义就是基于和平协商的共同治理。恰恰是因为，这种共和理想远远没有成为现实，它才仍然具有巨大的诱惑力，才被小心地冷藏，以致变得陌生了。
共和，曾经是辛亥前后那一代人的理想；又何尝不是今天那些仍然怀有理想主义的人们的理想呢？如果像共和这样最基本的文明价值，都不能成为我们普遍持有的理想，对于现代化就不必抱什么希望了。
然而不幸的是，共和并没有成功。
辛亥革命确实废掉了清王朝的龙旗，也搬走了皇帝的龙座，挂出了共和国——中华民国——的牌子，但它所建立的却不太像一个共和国：仍然是晚清年代就已经权势显赫的那些军事强人掌控着国家；更有甚者，北京舞台上军阀们频频换帅，兵连祸结，烽火连天，民不聊生。这样的共和国只能名誉扫地。
有志于改变世道的人们，又分别在1927年与1949年，对共和国进行了两次大幅度的改造；共和国的旗帜也更换了两次。今天，人们已生活在一个统一、强大的共和国中了。
那么，共和理想实现了吗？
在纪念辛亥革命百周年之际，影坛隆重推出了大片《走向共和》。孙中山无疑是其中的中心人物。别出心裁的导演，给孙中山准备了一篇慷慨激昂的演说词，借以表达人们的共和理想。恰恰是这篇演说惹了麻烦：抬出共和的招牌也就够了，仔细申明共和的理念就成问题。无论在当时还是今天，对共和有共识吗？持一种看法者认为共和已大功告成；持另一种看法者可能认为共和并未成功，这样岂不造成混乱、无法收拾？
无论孙中山在辛亥时或电视上说过什么，他的共和理想中不可能不包含“主权在民”这一核心观念。不必讳言，恰恰是这一核心理想并未实现。既然如此，就不能说共和已经成功。孙中山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或许就是指“共和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共和的失败，当然不是孙中山一个人的失败，而是志在共和的整个一代人的失败，也是指望通过共和实现复兴的中华民族的失败。这该是多大的悲剧！其悲剧性因共和在表面上的成功而加倍地扩大；更因今天刻意淡化共和理想、冷藏共和原意而十倍地加剧！为创建共和而抛洒鲜血的那些先烈：林觉民、秋瑾、徐锡麟、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焦达峰等等，倘地下有知，该情何以堪！
共和悲剧固然不是孙中山一个人的悲剧，但在他身上体现出特别的悲哀。他是比所有人都更虔诚的理想主义者，甚至被一些中外人士称为幻想家。还在共和前景十分渺茫的时候，在更多的人将“打天下”置于第一位的时候，孙中山就沉浸在美妙幻想中，详细地制定着未来共和国的蓝图，详细到巨细无遗。
或许是孙中山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国外度过，来不及仔细研究中国的传统与国民性，以致没有意识到，大多数人只能以自己的民族本能来理解共和、实践共和。如果洞悉了这一切，在展望未来时，孙中山还会那样信心满满吗？还会那样具体入微地设计出宪政的框架吗？
在一个千年古国发动共和革命，需要孙中山这样的幻想家；让共和革命最终步入歧途，也不能不缘于同一幻想家。
改革开放这个词，在今日中国不是说得太少，而是说得太多了，以致不再有人去想：改革开放的最终目标究竟是什么。被称为总设计师的改革开放之父邓小平，实际上以最明白的语言表达了他的目标，那就是：
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今天的人，对于这些已不再有什么感觉，因为他们似乎觉得已经拥有的这些，也不过如此啊。他们没法想象，在那个穷得响当当的年代，在那个一心想去解放别人的自我孤立年代，现代化、世界、未来对于开始睁眼看世界的人带来了多大的激动！
改革开放的理想就是现代化。“现代化”这三个字固然概括而又时髦，但实际上，它远不足以完全表现出人们的急切期盼。人们在一个顽固落后的封闭社会中已苦苦煎熬得太久，他们虽然对外界所知甚少，但明白自己状况之悲惨，明白距离文明之遥远。他们不只是指望好日子，也指望如同文明世界中的大多数人一样，享受到人的尊严与权利。
在那时，人们还不是奢望什么政治权利，只是可怜巴巴地盼望看普普通通的书籍、电影、戏剧等等的权利。只有了解文革幸存者在物质、精神上匮乏到什么程度，才能理解对现代化理想的认同普遍到什么程度。至于对现代化的麻木，那是后来的事。
现代化理想不专属邓小平，甚至主要不属于邓小平，而是属于所有人，尤其属于那些长期被边缘化、几乎一无所有的人。
改革开放失败了吗？不！它成功了，而且是辉煌的成功，远远超出当初预想的成功！要展示这种成功，既不需要文字也不需要数字。成功就写在大地上，在所有人的视线之内。成功就是高楼大厦、高速公路、地铁、私车的长龙、银行存款者的长队、去海外旅游者的行色匆匆……，成功就是锦绣繁华！
改革开放真正成功了吗？不！它失败了，而且是触目惊心的失败，是完全不能告慰改革先行者在天之灵的失败！要展示失败，也不需要文字与数字，失败就在人们的眼中与心中。甚至不必去边远乡村看贫困户，也不必去看没有课桌的乡村小学生；这些固然惨烈，但并非最难改变。但我们当初向往的如同所有文明人类一样的平等权利呢？我们看得比鱼肉饭更重要的人的尊严呢？选择思考、阅读、信仰的自由呢？这些不全都是现代化理想的应有内容吗？
如果说，这些东西在40年前还很抽象朦胧，但在今天那些走遍了欧美城乡的出国旅游者眼中，已经如此具体、鲜活，他们真的认为自己就不该有吗？他们真的全都认为，我们就是世界的另类，就该敬畏长官，就该让肩膀上那个脑袋闲着不管闲事吗？难道我们当初理想中的现代化就是这样吗？就该这样“面向世界”吗？
我们没法回避这一不幸的现实：改革失败了！
这当然是一悲剧。它或许首先是邓小平的悲剧，但更是最寄望于改革的那些民众的悲剧，同时也是真诚地关注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世界人士的悲剧。这个悲剧因其失望的人数量太大，而显得特别沉重；因它发生在某种巨大成功之上，而显得特别荒谬；因当初最支持改革的那批人士今天大多失望且消沉，而显得特别悲哀。
失败的原因多多，最主要者应该是改革设计者与主持者、尤其是邓小平本人的矛盾：他要将身子带到21世纪，却宁愿将头脑留在20世纪；他并不愿意像大多数现代人那样思考、设想与规划未来。这样一来，他不能不成为当代最具悲剧性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