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名言“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在1950年代是大批判的主要靶的，早已成了谬论中的谬论。不过，问题与主义的较量，似乎并未了结。就今日而言，是否应反胡适之道而行之，“多谈些主义，少研究些问题”呢？我们考虑的结果，却有点出人意外。
Hu Shi's famous quote “Let's study more questions and talk less about some doctrines”. In the 1950s, it was the main target of the Great Criticism. It has long been a paradox in public opinion. However, the contest between question and doctrine does not seem to have settled. As far as today is concerned, should we go against Hu Shih's path and "more talk about some doctrines and less study of some issues"? The result we considered was a bit surprising.
主义崇拜
如果对于“何谓主义”不甚了了，那么无论“多谈”还是“少谈”都没什么意义。但真要说清楚什么是主义，却也不容易。
“主义”之说，本不属于我们的文化，是一种典型的外来词语。在英文中近于“主义”的词是doctrine，其汉译是：教义、学说、主义。不过，“主义”更多地出现于后缀-ism。如果你爱翻古书，亦不乏遇到“主义”的机会。例如，“主义行德曰元。”（《逸周书·谥法解》）；“敢犯颜色，以达主义，不顾其身。”（《史记·太史公自序》）但所涉的含义，与今日所理解的“主义”几乎不相关，不必置论。因此不妨说，我们的先人似乎并未意识到需要“主义”这样的东西。但也不能说，古人就没有类似的概念，最相近者似乎就是“道”。你不妨琢磨一下：道与主义是不是有点像？
那么，究竟什么是主义呢？看来需要一个定义，下面就是一个：
对某些事物所持的系统的理论、观点或主张，具有足够影响力者谓之主义。
一个观点成不了主义，主义必需是一个观点体系；主义也不必包罗万象，只需涉及某些事物就够了。定义并不涉及对主义的价值限定，根本不管它是进步的、保守的、左倾的、右倾的。只要略举数例，就足以看出主义的形形色色：唯物主义、历史主义、专制主义、自由主义、货币主义、查韦斯主义、奥巴马主义，等等等等。
看到主义竟如此之滥，不要一时兴起，也在自己姓名后面加上主义二字！总得别人承认才能成为主义。至少，目前还没有金正恩主义之说。普京虽然强势，但他也没有暗示亲普京的媒体打出“普京主义”的牌子，看来他还不乏理性的克制。
也有人将主义诠释为“对突出强调价值的系统思考与表达”，就其主要精神而言，这与我们的定义并无二致。
主义之热兴起于上世纪之初。如果一开始就知道竟有如此多的主义，对主义大概也难崇拜起来。最初人们仅接触到不多的几个主义，如无政府主义、达尔文主义之类。十月革命之后，人们的注意力很快集中到一个主义：布尔什维主义。那时正逢乱世，国家的前途岌岌可危，热血青年眼观八方，普世搜索救国之道。恰逢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成功，这个老旧帝国突然获得新生，成了平等的“劳农社会”，或许就是中国古代圣贤所称的“大同”了，岂不让那些本来就有“治国平天下”情结的读书人兴奋莫名？此时不崇拜布尔什维主义还崇拜什么？既然布尔什维主义能救俄国，为什么就不能救中国呢？中俄两国相邻，都曾被认为是“封建、野蛮、落后”的老大帝国，其中一个革命的成功，正好为另一个提供了榜样。在那时，“以俄为师”不只是陈独秀、李大钊等少数几个人的看法，实际上是倾向激进革命的整整一群人的看法，持此看法者的最著名代表就是孙中山！
在1920年前后，社会的热潮就是崇拜布尔什维主义；而中国的主义崇拜，就是从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崇拜开始的。当然，在那个社会普遍躁动的年代，不断有少数人崇拜其他一些主义，例如孙文主义、罗素主义、实验主义等等。但客观地说，在那个年代最震撼人心、最影响深远的主义崇拜，还是左翼阵营的布尔什维主义崇拜，根本没有其他的主义崇拜可与之相提并论。
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崇拜达到什么热度，只要看看左翼阵营中，为主义赴汤蹈火、慷慨牺牲的热情有多高昂就知道了。1928年，湖南青年夏明翰在慷慨赴死时，留下的绝命诗至今都脍灸人口：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自有后来人！
宁愿付出生命以殉主义，对这个主义的崇拜，也就无以复加了。
在主义崇拜者的心中，所崇拜的主义，当然是至上的东西。在20世纪的中国，主义至上真正成了一种时尚与潮流。
问题无穷
中国人与主义的缘分之深，从上世纪中叶过来的老一代人体会至深。在那个年代，选择人生道路离不开主义；实际上你无须作什么选择，主义已经替你铺好了人生轨道。交友处世离不开主义，离开主义的处世之道很可能让你陷入危险境地。科学技术活动离不开主义，你的科学思维只能服从主义的引导。文学艺术创作离不开主义，你的创作想象力的活动空间，早已由主义规划好了。任何文章都离不开主义；即使是一篇有关微生物的文章，如果不引证一大段主义，就入不了题！总之，主义至高无上，它统领一切，管辖一切。到张春桥时代，又进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就使主义的威权登峰造极了：它准备让几亿人享受草的待遇！
到了这种地步，就不再有路可走了。主义至上终于陷入泥潭。
不过，只是稍后，人们才大体看清，主义至上如何误国误民。
首先，一个主义解释不了世界。我们曾经崇拜的那个主义，是几位至圣至贤的老先生在一百多年前发明的。它固然博大无比，但与更加博大的世界相比，仍然只是一隅之见，并不像初看起来那样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从根本上说，集全人类之力量，也锻造不出一个“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主义来。20世纪给人类最大的教训就是：永远不要指望用一时的智慧看透全部世界、看透过去未来！21世纪的人似乎不那么抱负非凡，但由于学会了谦虚，实际上比上一代人更聪明了。未来的希望，恰恰有赖于此。
其次，整整一个世纪的过度的主义崇拜，彻底毁掉了任何研究的真正内容，也毁掉了人们的生活内容。既然主义至上，这一逻辑运用到极致的结果就是：主义成了一切，主义统治下的一切变得可有可无。在那个时代，学术论文成了语录的堆砌，其中就没有任何学术了；艺术作品成了主义抽象术语的抄录，其中就没有任何艺术了。人们老埋怨那个时代没有科学大师、没有文学诺贝尔奖，这肯定不是科学家与作家的错！那时，他们抱负太大，不满足于耕耘属于自己的那一小块土地，而要去操弄非自己所长、且大而无当的主义，升入主义的天国而脱离凡尘了，可惜天国里却没有世间的科学与艺术。
而且，主义也欠公道。创立主义的老先生或许很公道，主义本身也许不失公道，但谁能保证运用主义的现代人也公道呢？主义至上的结果，竟然伤害人类精英无数。主义的故乡俄罗斯或许还算好的，那里虽然也将亲官方学者李森科的竞争对手送进了监狱，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伦尼琴送进了劳改营，但毕竟厚待了大多数科技、文艺精英，使苏俄时代的知识界仍然群星灿烂。中国的知识界就远没有这样幸运。在极左年代，知识界精英几乎没有人能幸免于难，就不必去列举受难者了。有些人——例如沈从文——一辈子与世无争，几乎无涉政治，更谈不上抵牾当道，仅仅由于从主义的高度看来色调欠红，就坐了一辈子冷板凳，文革中还不免遭劫。
以上所述并非主义至上的全部后果。例如，完全没有谈及国计民生，那正是主义大显声威的领域，其后果是众所周知的。
孰重孰轻
如果以为，20世纪的问题就在于主义的错；一旦选择了更正确的主义，就能消除所有社会弊端，那就陷入另一个误区了。真正的教训要更深刻些。
20世纪的“当红”主义，肯定不是终极真理；对于遍布欧亚两大洲的社会灾难，主义未必要负全部责任，但也不能说毫无责任。对于这个主义的全面评价，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复杂的任务之一，恐怕不是当代人足以胜任的。这件事当然不宜在这里讨论。
此处的兴趣完全在另一方面：可以用另一个主义取而代之吗？
自由主义如何？自由主义亦不足以解释全部人类生活；而且，它在当代遇到的批评已经不少，根本不具有那种唯其独尊的权威。社会民主主义如何？它在欧洲已流行一百年之久，被一些热心人士当作社会实验的主要武器，因颇见成效而大受欢迎。但它亦未必是人类的最终依托，今天欧洲左派的普遍消退，对它或许已不是好消息。欧洲尚且如此，更不必说将社会民主主义用于世界其他地区了。那么，被某些人特别看重的GDP主义呢？我不知道，这是否是一种众所公认的主义；它多半是一种登不了大雅之堂的东西。其他诸如保守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等等，其可接受度更低；至少，其中没有任何一种已达到值得独尊的地步。
因此只能得出结论：依靠另一个主义来重演20世纪的故事，毫无希望可言。
没有一种主义足以取代20世纪的当红主义，作为新的崇拜对象，对于人类完全不是一件可悲的事情。实际上，人类根本就不必崇拜什么主义。这不只是因为无主义可崇拜，更因为人类的核心兴趣应当在现实生活本身，而不是某个主义。拜倒在某个主义面前，认定历史的脚步就止于该主义，实在是一种可悲的误判；它恰好反映了人类的幼稚与肤浅，是人类文明处于原始水平的标志。该跨越这种状态了。
有了20世纪的经验之后，今天人们已能掂量某些事物的轻重：
现实世界重于理论教条；实际生活重于意识形态；解决问题重于崇拜主义。
这样一来，似乎又回到了胡适的格言：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但是，有了一个世纪的血泪教训之后，现代人的思想蕴含了比胡适多得多也深刻得多的体验与理解，因而也将有更丰富的正面效果。
现代人借鉴了胡适，也继承了胡适，进而跨越了胡适！
主义隐退
如果你注意一下西方政要的演讲，就会发现，其中主义一词的出现频率极低。没有任何人会以引用什么主义来显示自己的理据充足与博学；即使演讲者想这样做，大概也少有可达此目的的主义可用。
在学者的文章或演讲中，主义会出现得多些，但也不会太多，而且不会专宠某一个主义，多半是对许多主义兼收并蓄。
这就表明，曾经一度统治学界与政界的主义，已经退隐了。主义退隐到了它们应呆的地方：谦逊地呆在人类理论知识的仓库中待命，随时供“政学两界”自由选择。
可见，主义并没有被人类踢出现实生活，仍然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只是，与上世纪相比，主义发挥作用的方式将有很大不同，主要的区别在于：
其一，主义将只是人类手中的工具，而不再是高踞于人类之上、冷酷地统治着人类的暴君；主义至上的时代将永远成为过去。
其二，社会将平等地对待各种主义，容忍人们按自己的意愿信仰不同的主义，各自用于解决自己选定的问题，无论这些主义出自哪个时代、哪个地域、哪个派别。不同主义的重要性将随时代而变化，这都将成为所有人习以为常的事情，根本不致像在20世纪那样激起滔天巨浪，让全世界沦入腥风血雨。
其三，国家将逐渐去意识形态化，不再与某个特定的主义捆绑在一起。
21世纪将仍然发挥主义的作用，但只是将其作为人们可以自由选择的工具，而不是作为统治社会的武器。21世纪将仍然有主义崇拜，但那只是个人的自由选择，不再是某种强势社会力量统制的结果。21世纪仍然可能有主义至上，但那多半是旧时代在某些人身上留下的遗迹，不会成为普遍流行的社会倾向。
以上变化将塑造出一个完全不同的21世纪，由此迎来人类文明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