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生性怯弱的人，也不免崇尚勇武、颂扬战神。由此似乎能够确信：人类就是一种好斗的动物。诚然，无论古今中外都不乏明智的思想家，愤然指斥战争之非人道。但直至近代，那都仅仅是零星而微弱的声音，几乎完全被湮没在鼓动战争的震天喧嚣中。尤其置身于某场群情激愤的“圣战”中，公然非战，简直是触犯众怒的背叛。那么日趋成熟的现代人，在非战与主战两者之间，该如何选择呢？
人类在任何时代都不会处于永无休止的战争中；否则，人类早就灭绝了。当然，迄今也谈不上什么永久和平。可见，战争与非战的交替，必定是自古已然的常态，或许非战状态持续的时间更长一点。在这种和战交替中，智慧的人类一定会从比较中作出判断：非战或许是一种更可心的状态。这样，非战思想就自然出现于人类的意识中。非战作为一种主张，古今中外都在流行，至少为人类的一部分所认可，且在其流行中发展为某种系统的理念、伦理与哲学，成为人类精神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无论东方与西方，都对形成非战的理念作出了贡献，只是表达的方式各有不同罢了。
In any era, mankind will not be in a never-ending war; otherwise, mankind will be extinct. Of course, so far there is no permanent peace.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alternation of war and non-war must be the normal state of affairs since ancient times, and perhaps the non-war state will last longer. In this alternating battle, the wise humans will certainly judge from the comparison: the non-war may be a more pleasing state. In this way, the non-war ideology naturally emerged in human consciousness. As a proposition, non-war is popular in ancient and modern times, at least for a part of humanity, and has evolved into a systematic concept, ethics, and philosophy in its popularity and has become part of the human spiritual heritage. Both the East and the West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formation of the concept of non-war, but they have expressed different ways.
在殷商文化遗址中展现的累累白骨，表明了那个时代战争的频繁与残酷；这也得到了文献记载的印证。取代了商王朝的周王朝，在文化上未必有什么特别优势，但它毕竟实现了较长时间的和平，至少在西周时期战争记录较少。这种时代正好为非战理念的形成提供了行为习惯与思考的时间。孔夫子出生晚了一些，无缘享受西周的太平，却有了机会对比春秋时代的诸侯混战与对以往和平的历史记忆。非战思想的明确表述，首先出现在孔子的言论及儒家经典中，是很自然的。为了使自己的主张更有力量，孔子从不忘记求助于周代先王，尤其是文王与周公，于是这些人就成了鼓吹和平的圣人，历代儒者都深信不疑。当然，实际上文王周公岂能真正是和平圣者？倘如此，他们也不可能颠覆殷商了。不过，这一点对于后人已不重要。
由孔子奠基的儒学，其基本思想被浓縮到几个字：仁、义、礼，其核心则是“仁”。在孔子的信徒中，主张仁最力者无疑是“亚圣”孟子。在孟子看来，在仁的概念中，非战是自然应有之义。在孟子的时代，实际促成非战具有更大的现实性与紧迫性。因此，孟子就成了当时最著名的和平主义者，他周游列国，出入宫廷，到处鼓吹非战，其用力之勤、论辩之激烈，超过了孔夫子。至于其结果，与孔夫子不会有什么两样：诸侯们只能依据现实的理由来决定和与战，不可能唯儒者之言是听。孟子的郁郁不得志，可想而知。
其后两千余年中，孔孟之徒至少在思想上坚守着非战的理念。至于在现实政治中，儒者发挥作用的空间就更小。在面临和战决策时，儒者可能在朝堂上引经据典，慷慨陈词，但他们的论据不过是书生空谈，就是对于文臣也未必有什么说服力。帝王们肯定更听得进较现实的理由。于是结果只能是，只要战争能经受住利益与风险的权衡，就不太可能由抽象的道义理由所制止。
非战并非儒者的独家主张，墨家甚至是更坚定的非战论者。而且，在非战的实际鼓动上，墨子之徒似乎也比孟子更有办法。墨家本来就是多才多艺的行动派。不妨对比一下儒墨两家的非战理念：儒家强调的非战理由是，依靠德治而不是武力，能更有效地治国平天下；而墨家则强调，人类应当遵循兼爱原则，只有非战——墨家称作非攻——才符合这一原则。可见，儒家的理念实质上还是功利的，而墨家的理念则符合现代的人道价值观。这就无怪乎，后者更加曲高和寡，其声音后来就彻底消失了。
在轻易地诉诸战争这一点上，东西方不会有太大的区别；因此，对于西方的非战，同样不应有过高的期待。西方的历史，首先就是战争史，而不是和平史。例如，古希腊历史的主要篇章，就是两次希波战争与伯罗奔尼撒战争；古罗马史中的三次布匿战争，亦有类似的地位。欧洲从未实现大一统，在列国林立的状态下，列国之间的战争几乎是常态，这种战争更难被一般的理由所制止。战争双方愈缺少密切关系，战争被制止的可能性就愈小。在波斯兵临城下时，谁能说服希腊人罢战？
这就不难理解，西方的非战思想，首先产生于有某种特殊联系的国家群。古希腊的诸城邦、中世纪和战相间的西欧诸国、文艺复兴前后的意大利诸城邦、近代欧洲的诸王国等等，就是这样的国家群。国家群内部固然冲突不断，但并不缺少某些一致的利益，在面临共同外部敌人的情况下尤其如此。因此，国家群内部有实现某种和平的强烈意愿。例如，面临波斯威胁的希腊诸城邦、被匈奴人入侵的西欧诸邦国、组织十字军的基督教国家等等，就是如此。国家群的内部和平，起初只是一种不可预测的非常态；后来逐渐成为持续较久的常态，而且其局面由一定的和约保证。这类和约，正是后来有巨大意义的现代和约的雏形，支持这种和约的就是形成中的非战理念。
和约的出现源于两个因素：其一是国家群内部对于和平的不约而同的要求甚至渴望；其二是文化传统中恪守规则的诚信与习惯。在西方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和约的著名例子是，结束欧洲“30年战争”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结束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的亚琛和约、结束一战的凡尔赛和约等等。利用和约保证和平，并非西方世界所独有的机制；中国历史上自古就有盟约概念。不过东西方还是有一些区别。首先，西方的和约机制，密切联系于自古罗马时代以来的法治传统，对于和约约束力的信念更加强烈。其次，西方的和约多半涉及一个多边体系，而中国通常只需要双边和约，也许先秦列国时代是例外。
和约与其他国际条约一样，是以法律形式固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与和约密切相关的西方非战理念，首先是由权利义务观念支撑的。这就决定了，人们之所以主张非战，首先是为了恪守和约义务，而不是对和约诸方人民的道义责任，更谈不上什么人类的普遍关怀。人们主张非战，与其说是出于对他人的人道，不如说是出于对自己声誉的关注，谁也不愿意被人责为毁约之人。至少，早期的非战理念，只能达到这种程度的认知水平。实际上，许多现代人的非战观念，也不过如此；同情与关爱，是更高层次的人类感情。
只有现代极具影响力的和平主义者，其非战理念才超出了尽义务的水平。今天，活跃于世界各地的和平主义者，甘冒风险，到任何战争的策源地去抗议。他们的理念是反对一切战争，认定战争不是一种应有的人类行为，只是不在乎同类相残的动物本能发泄，永远应受到最强烈的谴责；不参加任何战争行动，应当成为不可突破的道德底线。我不知道，这种极端的非战观点，是否有坚实的理性依据；也不能肯定，它在今天或者最近的将来是否具有现实性。但有一点似乎是清楚的：正是和平主义者的百折不挠的努力，大大地改变了现代人对于战争的态度，战争狂人受到愈来愈强烈的谴责。这当然受到欢呼；但岂能为好战者所容忍？已有一些政府将和平主义者列入邪恶势力了。
和平主义是否有理，关键在于战争是否是绝对的恶。
凡战必有恶，似乎尽人皆知，根本不需举证。但除非亲历战争之苦，对战争之恶多半谈不上什么真切感觉。对战争之恶的确认，对许多人来说，是认识与良知上的一场真正的洗礼，需要时间、体验的机会与真正的心智修炼。
让人们隔离于真实的战争之恶的一个重要障碍是，战争通常被区分为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凡认定为正义的战争，就只能免谈其恶了。且不说这种区分是否客观准确；就是所谓正义战争，能否“免恶”，也是大可讨论的。破除这一误区的关键在于，彻底明确战争之恶与战争责任是不同的两件事。战争之恶只是有关战争后果的一个事实，它不涉及制造战争之恶者的责任。例如，广岛的原子弹爆炸就是巨大的战争之恶，而原子弹的制造者与投掷者却未必应负责任。战争责任的界定，是一个复杂得多的问题，不是此处的议题。至于战争之恶，则首先是一个物理事实，它涉及生命、财产等的损失。
引用世称的所谓正义战争事例，或许更能彰显战争之恶。
二战中，盟军对希特勒德国进行了持续4年的战略轰炸，在德控欧洲地区投弹270万吨，造成德国100余万人死亡，750万人无家可归。你不妨算算，这相当于丢下多少颗广岛原子弹？1943年七八月间，仅仅对汉堡的4次夜间轰炸，就炸死10万人，炸毁60%的建筑。
1945年3月9日，美军的334架B-29轰炸机，使用凝固汽油弹对东京进行了2小时的地毯式轰炸，所产生的高温引燃了地面上的一切可燃物，甚至使中心区域的一段河水沸腾，造成10万人死亡，其中8万多人被烧死；1/4个东京被夷为平地，上百万人无家可归。此次轰炸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非核武空袭。
1948年5月23日至10月19日，解放军对长春的国民党军实行了5个月的围困，完全切断了对长春的补给，让城内80万军民吃光了一切可入口的东西。为使围困达到最佳效果，林彪在其下达的《围困长春的办法》中明确指令：为反对长春守军的人口疏散政策，对出城市民必须予以阻拦。这样，大量饿毙的现象就不可避免，具体数字有多种说法，从10万到几十万不等。
凡此种种，只能说明：
即使是正义战争，也同样会造成恶，至多被看作某种必要的恶。
这些事实足以让人们厌恶并拒绝战争吗？不幸！结果很可能完全相反。有足够多的证据表明，人类几乎本能地喜欢战争，赞美战争，从战争中得到快感与美感。如果不是这样，人们就不会若无其事地读着战报中的平民伤亡数字；人们也不会那样狂热地欣赏战争题材的书籍、电影、戏剧、绘画了。这只是有关部门与广告商宣传的结果吗？但解释不了儿童何以偏爱战争玩具与战争游戏。因此可以说：
人类在本能上不可能是和平主义者。
一方面是罄竹难书的战争之恶，另一方面却是对战争的歌颂与美化，再没有比这更荒唐的事了。战争曾经制造那样多的灾难，已足够可悲；人们对于战争灾难漠然以对，或许更加可悲。还有谁会竭尽全力去阻止战争之恶呢？这唯有使战争的风险更似利剑高悬。
此情此景，让我更感到非战之重要，更敬服非战论者高人一筹。
然而，不会有多少人相信，眼下非战有现实性。无论你如何强调战争有多恶、非战有多善，都不足以说服崇尚武力者放弃战争。你能说服乌克兰交战双方放弃战争吗？你能建议伊拉克政府放弃解放摩苏尔吗？你能阻挡阿富汗政府军清剿塔利班吗？你能说服中美两国不将核导弹指向对方吗？如果做不到这些，而且在最近的将来也没希望做到类似的事情，还谈什么非战！
确实，任何理智健全的人，都不会指望立即实现非战。不过要紧的是，可以确信非战终将实现。而做到这一点的最重要的一步就是，现在就要尽可能地达成共识：在所有可能的选择中，选择非战是最有价值的，这意味着非战至上！
认定非战至上，基于多个不同的理由。
首先，也是最直接的理由，非战可以避免战争之恶，让历代战争的牺牲者，在九泉之下补偿到一点安慰。
无论以上理由如何重要，它尚未超出现实的考虑，并不涉及精神层面。或许更重要的理由是，人类唯有在非战中，才能真正找回自己的尊严，不致堕落到不惜同类相残的牲口的境地、为了那点纷争而自相残杀。须知，这种丑陋荒诞的行为，即使在一些层级较低的动物社会中，也是十分罕见的。只有这种观念进入人心，人们对于战争才有发自内心的厌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