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偶尔问过孩子：“你写过检讨吗？”“怎么没写过，我都成检讨专家了！”“谁要你写的？”“小学班主任呗。”这真让我吃惊不小：没想到已过去多年的小学检讨，对孩子的伤害这样深！其实，我自己就有半生的苦难与检讨相连，对检讨的印象能不刻骨铭心！
仅从字面上看，检讨一词并非那样阴森可怖，它不过意指人们对于其过失的自省。在今天的台湾，检讨一词甚至具有完全不同的意藴，它意味着回顾、审察与讨论，几乎没有什么追责的色彩。即使是“自省”的涵义，也是很正面的，它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已成为我们民族精神遗产中颇堪珍惜的部分。
谈到“自省”，没有人不知道孔圣人弟子的名言“吾日三省吾身”，也就是每天三次检讨自己。当然，这种检讨只是一种内心默念，并不必像在文革中那样大声公之于众。既然历代士人乃至官员都服膺孔门圣人，他们的自省功夫自然也十分了得，而且也不会有人以自省为耻。
自省原不过是一种很平常的内心活动，并不需要太多的诠释，也不需要某位圣人就此讲许多的话。因此，要引经据典构成一个“自省理论”，看来是很难的。然而，孔门再传弟子中还是出了特类圣人，居然创建了这样的理论，它就是王阳明的“心学”。
当然，王阳明的学说不仅论说自省而已，它更加宏大，包括有关宇宙本源的描述，我们对这些不感兴趣。此处只是强调，在王阳明看来，世间事真正要紧的，只是个人内心的省视或内观，心外的世界反而是不重要的。至于对个人过失的内省，自然也包括在其中了。
这样一来，士人们就有事做了：内观其心。除了少数为皇上牧民的官员之外，大多数士人本来无所事事，百无聊赖；终日在自己心中转悠，冥思苦想，也就十分自然了。
王阳明的学说，岂不正好派上用场！于是乎，士人们就一个个自省起来，直至苦心焦虑！那些特别热心的，甚至不满足于独自自省，还组织了自省的民间学会，彼此交流心得。这在今天看来，可谓一大奇观。明末清初之际，浙东著名清流儒者陈确，就组织了“省过社”，将儒生集结在一起“迁善改过”，还出了《省过录》，将各人所犯过错记录其上，定期施以责罚。这不已具备后世“学习班”的某种雏形了吗？
在任何时代与任何地域的任何个人，都不能不频繁地回顾自己的往事，往事中当然未必没有遗憾。无论从利益上考虑还是从道德上着想，总会对某些早先的选择心存疑问或者反悔，这就陷入了某种自省。由此可见，自省是人人皆有的心理活动，是必不可少的心灵功课，是几乎不必思索的本能行为，在最低的限度上，既无关乎文化，也无关乎社会交往。
但是，这种近乎本能的反省只不过是心理活动的一颗种子，它还有待于在适当的土壤和气候下发芽生长，而随着土壤和气候的不同，它长出后的形态亦将千差万别。
如果说，自省行为源于共同的人性，那么，环境因素则决定了自省的强度、方向与效果。社会制度、文化教育、习俗风尚、伦理观念、宗教气氛等构成主要的环境因素，这些因素的作用十分复杂，难以作简单的描述。下面仅考虑一种环境因素——强制干预——的影响，至于这种强制干预来自于政治、文化还是宗教力量，则暂不置论。
试设想如下情景：你由于某种动机损害了某甲，但在看到受害者甲的不幸境况之后，良知触动，颇生悔意。此时，强制干预出现，它不仅强令你反省，规定你“作深刻检讨”，而且贬抑你的人格，致使你感到，你所受到的伤害甚至已超过你给予某甲的伤害。在这种情况下，你固然会遵命作某种检讨，但你原本真诚地具有的那份反省与内疚，却倏然而逝；干预愈强，内疚的消失就愈快且愈彻底。反之，轻微的干预对自觉反省的抑制作用不大，甚至完全没有影响。如果认定如上现象具有普遍性，那么就得承认如下“反比定律”：
诚心自省的程度与强制干预的强度成反比。
如果认可如上的“反比定律”，那么只能得出结论：对于启发与促进反省，任何强制干预都是有害的，至少是无效的。既然如此，那些口枯舌烂规劝人们写检讨、挖空心思诱使人们认罪的人，又是何苦呢？当然，如果他们所需要的，仅仅是形式上的而非出自内心的检讨，那又另当别论。但那样一来，就不要弹道义上的高调了。
在作了上述乏味的抽象分析之后，得见识某些现实中的检讨了。幸而，我们刚好经历了一个空前辉煌的检讨时代，检讨之多产与趣味横生都是史无前例的。
这个时代最值得载入史册的，是其高级领导人检讨之多创世界之最。不免检讨的三个最著名的领导人是刘周邓。
刘少奇在1953年、1964年的检讨并没有换来毛的宽恕，最终失去了副领袖的地位；而1966年8月与10月的两次检讨，则已无法挽回其注定毁灭的命运。
周恩来自遵义会议起就检讨不断，早已长于此道，终于让他保一生平安，尽管晚年的几次检讨让他身心俱竭、脸面全无，加速了其死亡的到来，却仍未获得毛的谅解。
邓小平的检讨不算太多，但可谓匠心独具，在关键时刻改变了自己的恶运：1966年10月的检讨使他免于像刘少奇一样死于非命；1972年8月发自江西的检讨（含于给毛的信中）则使他终于东山再起，为8年之后执掌乾坤奠定了基础。
以上三人的检讨都将长存史籍，成为昭示后世的经典；但它们均是在高压下的违心之作，因而不可能有什么伦理上的价值。
如果说，高级领导人的检讨一般仅使他们在小范围内备受屈辱，那么，知识界人士的检讨则让他们在大庭广众之中斯文扫地。1951年、1957年是两次检讨的高峰，张东荪、潘光旦、钱钟书、朱光潜、费孝通、冯友兰……，这些海内外负有盛名的大师级人物，都先后登台亮相，各自以其检讨奇文装点着1950年代那道奇景。潘光旦先生在民国时代是有名的硬汉，从不知检讨为何物。鼎革仅仅两年之后，他就奇迹般地被改造成了检讨高手，竟然一口气接连写了12份检讨。据他后来回忆，那不过是为了过关而已。
真正的检讨高潮当然出现在文革时期，那时不再论明星小角，整个知识界都不能幸免，写检讨就终于成了一种大众化的功课，检讨书百花齐放、奇葩迭出就不足为奇了。但在今天看来，检讨中的那些巅峰之作仍使人大开眼界。
作为例子，不妨欣赏一下原社科院副院长李慎之——他后来被誉为才不世出的启蒙思想家——的检讨：
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是根深蒂固的，我的资产阶级政治思想是十分反动的。回头检视，我自己也感到害怕。这次毛主席亲自发动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我明白了许多道理，特别是八届十二中全会以来，学习了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使我逐步看到自己由于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至少已经在思想上跟着刘少奇的贼船走得相当远了。如果刘少奇篡党、篡国、攒军的阴谋一旦得逞，我就会成为他的反动统治的社会基础，就将犯更大的罪行。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感召之下，我决心把我目前所能挖掘出来的反动思想和盘托出，并且继续挖深挖透。
引用这么一大段，当然绝不是因为它的卓绝，而是它的令人作呕的下作与无意义；你根本无法想象，如何能将这些文字与一个开明思想家联系起来。你只能想象，写出这些话的人并非李慎之本人，而是一个连李慎之自己也不认识的木偶。
更等而下之，就是那些连学者也算不上的芸芸众生了，他们写起检讨来，倒不见得更无趣。以下是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文革中一个仅4岁的孩子因污损了领袖像而登台挨斗，不免也要作检讨，当然只能是口头检讨，被某个有心人记录下来：
我干坏事了，我有罪，罚我做什么都行。我就是怕痛，请不要打我。我也不想当牛鬼，我最怕鬼，求求叔叔……。
最大的检讨作者羣无疑是学生，其中就包括本人。如果说，那个年代学生的功课少有可夸奖之处，那么写检讨是人人都会，而且个个功夫不凡。
我记忆中一个最突出的例子是一位大学同学，他曾是我们班的样板与偶像，还在我刚入大学的时候，他就已在阅读外文文献了。他是那种立志成为学者且矢志不移的人，而在那个年代，仅凭这一点就已属异端了——给这类人戴的帽子唤作“白专”。
开放年代的许多知名学者——陈景润可作为其代表——正是从“白专”出身的。任何时代都不乏书虫，我那同学是个地道的书虫并不奇怪。奇怪的倒是，突然有一天他醒悟了，不情愿作“白专”了，居然被树立为觉悟的标兵，在全校大会上作起检讨来，真使我吃惊不小。
他的检讨当然不能不随俗，免不了深挖猛揭，竭尽所能地往自己身上倒脏水。那时我很纳闷：一个书虫怎么也会这一套？令人扫兴的是，他终究没有检讨好，没过几天就依然做书虫去了。
大概是他的书呆子形象太出名，加上出身好，居然没有人找他的麻烦。在那个年代“白专”能如此轻松过关已算奇迹了。至于我自己，不幸也在“白专”之列，检讨写得更多，写检讨的技术也更高一筹，只是已立意秘守家珍，恕不外传了。
检讨源于自省，原本不坏，甚至可以说是人性的亮点。但经历史演进、尤其是经现代改造之后，竟然异化成今天这个模样，也不能不惊叹人世之无常了。生当今世，你还能平心静气地“吾日三省吾身”吗？今日人们之于检讨，不再甘之如饴，甚至也不只是厌弃，而是真正心怀恐惧了。
一件本来应该用于修身养性的好事，何以变得如此面目狰狞？这全是政治强制干预的结果。
在前面我们已经论证了，强制干预适足以抑制自觉的反省。而来自政治的强制干预，则特别有害于个人心灵的内省；专制政治的干预则更将这种危害推向极端。
专制政治的首要特征是垄断权力。拥有绝对权力的专制者，天然地得不到臣民的诚心服从，但他们却固执地要求某种貌似诚心的服从，这样的服从只能源于内心的恐惧，而维系恐惧的最好办法，就是让臣民觉得自己有罪，因而自惭形秽，唯有俯首听命。
让人检讨，正好是让人认罪的有效方法。由此看来，检讨之术，真是应运而生；检讨的发明者，实在不失为识时务的俊杰！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检讨契入之深，功能之强大，以致形成了某种可称之为检讨文化的东西，未来的历史著作必将写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检讨者会诚心认罪吗？权势者可能抱有这种幻想。但真正聪明的权势者并不指望、也不在乎检讨是否出自诚心，只要整治对象在猛击之下趴倒在地，不再抗辩就行了。
张闻天在延安、周恩来在南宁、彭德怀在庐山诚心服罪了吗？老人家自然心中有数；要紧的是他们都检讨了，缴械投降了！至于那些份量轻得多的检讨者，起初多半怀有程度不等的委屈；但在接连不断的强势打击之下，经反复检讨之后，往往会陷入某种幻觉，仿佛自己真的是有罪之人，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诚心服罪了。这就达到了检讨的最高境界，那当然是整人者求之不得的。
文革期间，在领袖像前的请罪者常常跪倒一片，其中未必没有诚心服罪者。但即使是这些诚心服罪者，在时移世易之后又将如何呢？
无论检讨文化如何煌煌大观，它绝不可能成为正面的文化遗产。首先，它是压抑人性的。在健全的社会中，人性支持自然的反省；在专制政治的强制干预下，虔诚的自省蜕变为言不由衷的检讨，这种检讨既悖道义，又违人性，毫无正面价值可言。
其次，畸形的检讨文化将人性所要求的平等社会分化为两个极端：一端是有问罪权力而无反省义务的整人者，另一端是仅有检讨责任而无问责权利的被整者。这种分化，毫无公平可言。而且，检讨文化的盛行，必然使社会弥漫口是心非、弄虚作假的风气，摧毁任何健全的道德风尚，让社会在沉闷窒息的气氛中陷于衰败。
即使是罪行昭著的贪官，将其依法治罪不就得了，何必一定要索取一纸言不由衷的检讨呢？那种至今被当作宝贝的检讨毫无价值可言；如果依据这类检讨的“深浅”量刑，就更加荒谬、于法无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