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年代最激动人心的口号，大概就是“为真理而献身”；有多少热血男儿，正是呼喊着这一口号冲向刀山火海。没有任何人能低估“献身于真理”这种凌云壮志的精神价值。但是，历史为决心献身真理者提供的机会越来越少了，在一个真理若隐若现的时代，轻言为真理而献身，很可能是一个可悲的误区。
没有人不能背诵司马迁的名句：“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古今中外都敬仰那些为真理而献身者，他们正是司马迁所称的重于泰山之人。当然，更多的人不过是轻于鸿毛而已；俗语所说的“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实此之谓也。
古往今来，舍身一搏、气冲霄汉者大有人在。他们或因感知遇之恩，不惜以身相报；或不堪暴政，揭竿而起；或不忍屈居人下，奋力争锋；或志在建功立业，不愿苟活惜身；或英雄末路，最后一搏。如此等等，都会引来后人一声叹息，但未必关乎真理。
就我们的文化传统而言，“为真理而献身”，是一件颇为陌生的事情。
能为真理作出牺牲，当然是因为你信仰它，而且是坚定不移地信仰。在这个意义上，“为真理而献身”，就是“为信仰而献身”。真理何以值得信仰，以致让人不惜以身相许，这是另一个问题，此处不论。
信仰的力量有多大，一些古今事例足以说明。
可供中国士大夫选择的信仰不多，“孔孟之道”无疑是最主要的信仰。正是这种信仰能驱使人们赴汤蹈火。孔孟之道的核心就是仁义礼智信。孔孟本人就明确地说，仁义等比生命更重要。
例如，孔子就说过：“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孟子亦说过类似的话：“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这样，“杀身成仁”与“舍生取义”，就成了历代士人心仪的最高境界，成了他们的至上信仰。
那个写了《正气歌》的文天祥（1236—1283），或许可算古今第一志士仁人了。谁不记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一千古绝唱！文天祥的人生选择，基于他对孔孟之道的坚定信仰。
他20岁即被皇帝亲点为状元，可谓少年得志，只要能稍稍圆通处世，何愁不官运亨通？但他自幼即以历代贤达为榜样，志存高远，遇事绝不苟且，以致几十年宦海浮沉，颇多波折。
南宋覆亡之际，文天祥以一介文臣，慨然统兵抵抗，直至兵败被俘。如果旋即殉职，他只不过是历代千千万万个死节者中的一个，未必会为后世留下什么特别的记忆。当时的元朝皇帝忽必烈如此看重文天祥，以致给了他整整3年时间来思考选择，但他还是弃绝了高官厚禄，断然选择了舍生取义。
死后在其遗物中发现他留下的绝笔，称孔子说成仁，孟子说取义，只有忠义至尽，仁也就做到了。读圣贤之书，所学的是什么呢？自今以后，可算是问心无愧了。
这种气节，可谓千古传奇。换一个角度看，文天祥求仁得仁，兑现了自己的信仰，不是死而无憾吗？
在今天看来，对于文天祥英勇献身的价值，应给多高的评价呢？作为现代人，我们有多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待文天祥。
首先，不妨对比一下其他那些也被誉为民族英雄的人：岳飞、于谦、袁崇焕等等。这些人也都赔了性命，但他们并未被给予选择生死的机会。因此，如果他们面对如同文天祥一样的局面，将何以自处，后人无从得知。后人只能从已经成为历史的事实作出评价。
我们看到的是，唯有文天祥在深思熟虑之后，还是认定信仰高于生命。因此，不妨说，文天祥是真正舍生取义的古今第一人。
其次，文天祥所信仰的孔孟之道是真理吗？在文天祥看来，孔孟之道至真至理绝无疑问，尽管他不可能有现代的真理概念，他心中与真理相当的概念不过是“天道”而已。文天祥当然认为，孔孟之道就是天道；不仅是文天祥，直到清末的两千年中，几乎所有读书人都会这样认为。因此，以历史的眼光看来，文天祥“为真理献身”，无人能反对。但身为现代人，就难以认同孔孟之道为真理了。因此，就别对现代人说什么“文天祥为真理而献身”了。
既然现代人并不认为文天祥是为真理而献身，那么文天祥的牺牲价值几何呢？至少，你不能反对，文天祥是为气节、为信仰而献身吧？即使你并不认同文天祥的信仰，但是，他忠于信仰的那种坚贞、他在舍生取义时的那种决绝、他临危不惧的那种浩然正气，与任何献身于真理的现代人相比，并没有什么两样，或者唯有过之。
在这个意义上，对文天祥所给予的崇高评价，不应因时代变迁而有什么改变。文天祥所表现的是一种精神价值，它应当超越民族、地域与意识形态，因而也超越时代。
在这一点上，什么“厚今薄古”毫无意义。一些自鸣得意的现代文人，在偶然恩赐古人几句好话之后，总不忘立即补上一句：“当然无法与今天的英雄人物相比。”，那种睥睨千古的豪气，直透纸背。
他们不懂得，无论文明的进步有多大，人类的某些精神价值，古今区别是很小的。
如果说，看重气节、舍生取义这样一些价值，乃古今所同，那么，在信仰真理、崇尚正义这样一些全新话语下坚守气节，则完全是一种外来时尚，并非我们的祖传遗产。这些新时尚源自清末的西化潮流，从戊戌变法起，达到了可观的热度。
戊戌变法造成了第一批近代殉道者，其中最杰出的人物就是谭嗣同（1865—1898）。
1898年9月28日，慈禧的屠刀在北京菜市口砍下了6颗头颅，也砍下了志士仁人心中的维新热望。
这件事恰好发生在日本明治维新开始的30年之后，它注定了后来中国的厄运；只是因为中国朝野大多数人依然昏睡不醒，才不觉得千年古国大祸来临。
居戊戌6君子之首的谭嗣同，正是痛心于国家的危殆与国人的不悟，而决意抛下头颅的。如同文天祥一样，谭嗣同完全可以选择一条生路。在变法失败之际，好心人劝他出走避祸，他的回答是：“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这种气概，岂不胜似文天祥！
谭嗣同的年代，是一个“千年未有的大变局”的年代，是千千万万国人睁眼看世界的年代，与谭嗣同持有类似或更激进信仰的人越来越多，其中也不乏效法谭嗣同的人。正是这些人的出现，使中国近代史的舞台格外多姿多彩。
在一大批试图或终于以身殉共和理想的人中，不能不特别提到两个人，并非他们格外优秀，而是他们的故事特别奇特。
陈天华（1875—1905），读过近代史的人不会记不住这个名字，他太独具一格了；能够挺身而出为创立共和而献身的人，大概就该是这样。
这个新化人，华兴会的创始人之一，共和革命的最杰出的鼓动家，其共和信仰激烈与坚定到什么程度，只要读读他的《猛回头》与《警世钟》就知道了。
1903年，陈天华赴日留学，此期间他是“拒俄运动”的积极组织者。1905年，为限制中国留学生的革命活动，日本政府颁布了《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中国留学生奋起抗议。为了激励人心，陈天华留下了万余字的《绝命书》，就在12月7日那一天，来到东京大森海湾，慢慢走向大海深处，似乎那里有什么在召唤他，那里竟成了他的最终归宿地。
他的如此惊世骇俗之举，让这个尚未完全醒来的古国经受了多大的震动！
汪精卫（1883—1944），这不是一个光彩的名字，正因为如此，他早年的举动更加令人称奇。
汪精卫出生于佛山一客商之家，1903年赴日留学，1905年参与组建同盟会，是孙中山的亲近助手。1910年，汪精卫竟然义无反顾地来到北京，决心干一件惊天动地的事：行刺清廷的摄政王载沣，他未必不知道，这是必死无疑的举动。他一介书生，哪里精于此道？谋刺未成，反将自己弄进了死牢，他在那里留下了有名的诗作：
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可惜，命运并没有成就他“不负少年头”的壮志；否则，载于史籍的就是“烈士汪精卫”，而不是“汉奸汪精卫”了。
谁料那个办汪精卫案子的肃亲王，竟然对汪颇为欣赏，居然免了他的死罪。无论汪精卫后来如何，他在放炸弹之际，那以身殉革命理想的决心，却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在法庭上他与同时被捕的同伴争为主谋的那种豪气，也不是每个人都具有的。
谭嗣同、陈天华、汪精卫三人经历不同，命运各异。但将信仰置于自己生命之上，却是共同的。不过，他们所信仰的宪政或者共和，是真理吗？他们对于自己所信仰的东西，已有清晰的认识与彻底的了解吗？他们深思过在这个古老国家实现自己理想的前景吗？
这些人都已或早或迟地进入历史，再不可能思考这一切、回答这一切了。作为后世人，我们所关注的，不应是这些。无论如何，他们自由地选择了自己的信仰，虔诚地认定自己所信仰的就是真理，且不惜以自己的生命献祭于各自的信仰。这种精神，与文天祥并无不同。
我们这个民族，从来都不缺忠臣猛士、侠客好汉。但以身殉真理这种事情，却从来都是稀世珍奇。须知，我们是一个几乎没有宗教的国家；这意味着什么，许多深思的现代人已经想过很多了。
恰恰在出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的时候，在“西学东渐”的时候，我们突然拥有了一大批献身真理的人，尽管这都不足以拯救国家，但毕竟为我们那老迈暗淡的文化，增添了一点亮色。既然如此，夫复何求？
如果以为我在鼓吹现代人去学习谭嗣同们，那就大谬不然了。
恰恰相反，我一点也不欣赏那个殉道者辈出的“英雄年代”。真理固然很好，但干嘛一定要吞噬人的生命呢？我没有任何想贬低谭嗣同的意思，只是希望那样的年代永远成为过去。
试想，如果社会稍稍多一点自由，谭嗣同们不至于仅仅因为发表了不同于慈禧的政见，就得献出头颅；如果当时的清廷多少能接受一点现代文明，能容许某种政策辩论，那么，即使不能很快实现宪政，国家与谭嗣同们不都会有一个更好的前途吗？
在21世纪的今天，尤其不要让人们去学谭嗣同；如果那样，将是一个巨大的时代错误。
我们的时代所需要的不是舍生取义的英雄，而是让那样的英雄再无用武之地的文明环境，是得以告别谭嗣同的制度保障。
真理是什么？真理无非是某个未被证伪的意见而已，显然，它文弱至极、谦卑至极，没有任何吞噬生灵的狂暴与胃口。即使像“没有臭氧层抵挡的宇宙线杀人”这样的真理，似乎凶神恶煞，实际上是满怀慈善，提醒人们保护臭氧层。就是真理这种全无武装的东西，只要不合时宜地拥有它，就可能蒙杀身之祸，这不太荒谬了吗？
还是让我们回到眼前的现实世界中来吧。关键问题在于，个人能否判定真理、选择真理、拥有真理、坚守真理。
要能做到这一点，只需要一样东西，它唤作自由。其实还可将范围缩小一点，首先需要的只是思想自由。一旦有了这个，你就能够自由地思考，当然也就会有判定真理、选择真理等等的权利。
仅仅只要思想自由！很低的标准啊。
但这是一种天真的想法，也不太有现实性。为了保证思想自由，就必需有更广泛的自由，其中包括政治自由；而要使自由得到保障，就必需有某种民主制度作为后盾；而要使民主能够稳定运行，就必需实行法治，如此等等。这岂不牵出来一大串东西；没有这些，你还指望奇迹出现？
其实也不算什么奇迹，它们全都写在“24字核心价值”里了，因而已经堂而皇之地成了主旋律！这不免使人充满乐观。至于什么时候真正实现，你总不至于比谭嗣同更没耐心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