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李光耀大力向全世界兜售“亚洲价值观”以来，对于东亚特殊的政治哲学与政治现实，世界就有了更多的关注。此处所说的东亚，不是一个正式的地理概念，仅指由日本、韩国、台湾直至印尼所构成的弯月形地带。
东亚的政治现实，却远不像李光耀极力要人们相信的那样光鲜。东亚人刚刚告别了专制的昨天。只是，那是东亚古老专制传统的延续，还是近代文明转轨所必需的一个过渡？
今天，东亚人并不讳言昨天的不堪。在一个简略的回顾中，我们能看到些什么呢？
日本 这个作为二战祸首之一让世人记住的国家，昨天之不堪自不待言。日本固然有其独特的历史，但在19世纪中叶，其腐朽、落后与黑暗，与近邻的满清并无二致。只是在此历史关头，它却与满清有完全不同的选择。
1868年，刚刚从幕府手中收复了权力的明治天皇，毅然启动了震惊世界的明治维新。此后，日本经历了一个暴风骤雨般的革新时期，疯狂地模仿西方、追赶西方，进而挑战西方，直至二战末为止，整整延续了70年！日本人惊人的模仿与学习能力，堪称世间罕见。它从一个微不足道的中世纪国家，一跃而成为工业化的世界强国，其变化之快，令人瞠目结舌。
但如果以为，日本人一开始就完整地移植了西方文明，那就过于天真了。
不错，从19世纪末起，日本就有了形式上接近于西方的政治体制。但是，神格化天皇的至高无上，根深蒂固的家族政治格局，植根于古代武士道的军国主义传统，都使日本政治打上了深深的专制烙印。20世纪上半叶，日本政变不断、内阁更迭频仍，几乎完全无视国际规则——仅此两点，日本就不是世人眼中的正常国家，更不说它在二战中的累累罪行。二战落幕之后，这一切也就烟消云散了。
韩国 现代韩国，是二战后那段畸形且可悲的国际政治的产物。朝鲜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1910年就消失于日本的魔掌之下。1919年成立于上海的“大韩民国”流亡政府，在战后未能接管整个半岛，因在苏联的操控下，北方已另有主人了。
三年血腥的朝鲜战争，留下了两个破败不堪、彼此对立的朝鲜；此后的60年，它们维持了不战不和的局面。让全世界震惊的是，韩国远远甩下了对手，奇迹般地进入发达的工业化世界。
不过，韩国人也为此付出了代价，那就是经受了30余年典型东亚式的、血腥的专制统治。
为了对付桀骜不顺的国民，“民选的”独裁者李承晚、朴正熙、全斗焕等，不惜采用战争手段！1980年的光州事件，大概将长久存留于韩国人的记忆中。韩国连续60年的经济飙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浸透着牺牲者的鲜血。
台湾 一个分离岛屿的存在，是近代中国不幸历史的产物。在内战中惨败的蒋氏父子，在平静的台湾岛上，有机会理性地检讨近半个世纪的奋斗，而这就为创造台湾的经济奇迹准备了条件。
或许，正是蒋氏在大陆的惨败，孕育了使台湾大获成功的那些构想。这一戏剧性的结局，实在是全体中国人的幸运：正是这个奇迹般地繁荣起来的岛屿，为1980年代大陆的改革开放提供了样板、激励与动力。
台湾的经济成就，完全可以与韩国比肩；在政治发展上所付出的代价，也与韩国不相上下。蒋氏父子并没有从大陆带去贪腐、渎职与涣散，却带去了高压、集权与特务统治。228事件、美丽岛事件的余波于今犹存；蒋介石大概没想到，正是他的高压统治培育了今天的民进党！直到临终的病榻上，蒋经国才断然交出其独裁权力；这个终结了台湾独裁统治的最后一个独裁者，在世界政治史上，大概将占据一个特殊的位置。
印尼 二战后，印尼这个穆斯林大国，在个性乖张、行为吊诡的苏加诺总统的统治下，白白浪费了整整20年的大好时光。1965年，印尼共发动的那场未遂政变，给了后来的独裁者苏哈托将军一个绝佳机会。平息政变的苏哈托对印尼的30年铁腕统治，没有让印尼人少流血：西方情报机构估计，大约有50万—100万人死于军人统治时期，其中不少是华人。
不同于能洁身自好的朴正熙、蒋经国，苏哈托家族不仅垄断权力，而且也几乎独占了随军事统治而来的巨大经济利益，这就为自己的垮台准备了条件。1998年，在由金融危机触发的民众运动中，苏哈托被迫辞职，印尼进入大体稳定的民主时代。苏哈托时代没有什么可称道的政治遗产，但毕竟留下了远胜过苏加诺时代的经济成就，这就使得下台后官司缠身、2008年黯然离世的苏哈托，还是赢得了不少的同情者。
还有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大体上也可以加入这个弯月形地带，且在发展道路上亦不乏某些共同之处，但毕竟具有更多的不同特点，此处就不再谈及了。
东亚各地固然不尽相同，但我们更感兴趣的是其明显的共同性，主要之点是：
急剧工业化 依据急剧的工业化政策，东亚实现了经济上的高速增长。工业化政策既是学习西方的结果，也是一种追赶西方的策略；这种政策自然包含了一定程度的经济开放，这包括产权、技术、市场等的开放，尤其是对出口贸易的高度依赖。只是，这种开放远非完全，尤其是政府对于经济仍然有着非同寻常的控制。
政治垄断 除日本之外，东亚地区盛行统治家族长期垄断政治权力的历史：韩国的李承晚家族，台湾的蒋介石家族，印尼的苏哈托家族……。东亚地区有门阀政治的长期传统，其在近代文明包装之下的重新上演，是毫不奇怪的事情。掌权者多半是旧时代孕育的政界领袖——其中大多数是军事强人——，对于滥用暴力，从来就没有什么道德顾忌与心理障碍。
旧文化传统 整个东亚地区都有其强大的旧文化传统。即使是强劲的西化潮流的持续冲击，也并未从根本上动摇这种传统。无论是日本那十分独特的本土文化、韩国与台湾的儒家文化，还是具有强烈穆斯林色彩的印尼文化，都很少被完全异质的西方文化所替换。如果说，这种文化上的保守性，并不严重地妨碍经济的现代化，那么，它不可能不显著地阻滞着政治结构与政治哲学的更新。
文明包装 东亚地区政治上的保守性，有其“名实分离”的特点：尽管政治上的实质性进步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但即使在其政治最黑暗的年代，都至少在形式上，普遍采用了现代民主社会的制度框架、标准话语与象征性的符号系统，例如共和制国体、议会设施、选举程序、法律文本等等，只是，这一切都维持在可操控的范围内使用，因而终究实质性的效果少，装饰性的作用多。
具有如此多共性的发展路径，足以称为一种模式。在今天这个对各种模式的鼓吹甚嚣尘上的浮躁年代，东亚模式岂能不占一席之地！它毕竟培育出了名噪一时的“四小龙”与“四小虎”，在这个群雄竞逐的时代能不使人动心？
不管怎么说，东亚的昨天未出专制的牢笼。执着的自由主义者，不可能接受曾经盛行于东亚的专制制度。那么，对于这种专制是否应当给予完全负面的评价呢？如果是这样，所谓东亚模式岂不毫无正面价值可言？但谁愿意为一种曾给无数人带来痛苦的专制辩护呢？
然而，我们下面要作的，恰好就是这种辩护，它基于历史的与现实的理由。
东亚的专制并不可爱，但它势在难免，且其归宿不坏，足以一洗其原罪。
首先，在东亚能够从一开始就避开专制吗？历史无法假设，但可以作理性思考。在1868年的日本，在那个几乎整个亚洲都沉浸在黑暗中的年代，你想完全剥夺天皇的权力，将军人逐出政治生活，实行完全的议会政治，那你就是在做梦了。
或者，在1960年前后的韩国，不顾38线南北的紧张对峙，不顾金日成布置在南方的数十万支持者的蠢蠢欲动，以完全民选的文职政府取代强势军人，那就只有让金日成来收拾南方的乱局了。至于东亚的其他地方，就更不必多说了。
东亚地区几乎完全没有民主传统，如果要在一天之内完成民主过渡，那就只有从外部去请一支力量来维持秩序，就像1945年的日本仰赖美国占领军一样。但美国人未必愿意到处去承担这样的使命。
一句话：在当时的情况下，东亚的某种形式的专制势在难免。
其次，无论东亚的专制当初如何使人不堪，它最终还是下了一个不那么坏的蛋——继之而来的民主政体。实事求是地说，东亚的民主还远谈不上是优质民主，它那些不堪入目之处让世人熟记于心：日本走马灯般地频繁更迭的内阁；韩国几乎没有例外的卸任总统入罪；台湾议会大堂上连绵不绝的全武行内斗；印尼社会极端主义恐怖势力的猖獗……。
尽管有这一切，没有人怀疑，在今天的东亚民主体制业已确立；更没有人认为，新确立的体制输给了同一地区的非民主体制。例如，会有人认为，朝鲜半岛的亮点会来自金氏王朝吗？尽管金正恩的“支持率”远高于朴槿惠的支持率！
你能说，尽管最终下了“民主蛋”，当初还是应当杀掉那只“专制鸡”吗？如果以结果来反推原体制的合法性可行，那么就不能说，东亚昨天的专制十恶不赦了。
这番推理，大概会使全世界的专制者乘机大喊：谁说专制不好？
在这一点上，其他专制者未必有隙可乘。首先，我们根本没有说专制——包括东亚昨天的专制——很好，至多说它难免，可行于一时。最主要的是，绝不是任何专制都能够生下民主的蛋。那么，东亚的专制何以独能如此？这恰好是问题的焦点所在。
这是因为，东亚的专制有如下两个不容忽略的特点：
第一，由于历史的原因，东亚的后面站着美国这个强大盟友，以及与美国结为一体的整个西方世界。这个强有力的监护者，可以接受东亚的专制于一时，但绝不会接受这种专制于永远。恰好在这一点上，西方的左派批评者常常援引巴列维、沙特国王等例子来反驳。但他们忽略了：萨达姆、穆巴拉克等也曾是西方的盟友。
没有例子能够说明，一旦民主条件成熟，西方会固执地维护某个专制的盟友。西方确实维护过巴列维这样的专制国王，但你不认为，巴列维总胜过取代他的那个神权政府吧？在东亚，人们不会不注意到，李承晚、马科斯、苏哈托等独裁统治的终结，都有美国活动的影子；蒋介石当年就时时防范着美国人呢。
第二，如前所说，即使在专制年代，东亚地区至少在原则上已经接受自由民主的理念，不排斥民主的未来；而且，在制度构架上已经奠定初步的基础。这一切，为适当时机下的民主转轨提供了条件。
例如，台湾地区的制度之父孙中山，虽然终其一生也没有创建什么民主制度，但他认同西方文明，认识到“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恪守民主主义理想。他的三民主义未必是什么高明的政治哲学，迟早会被淹没在历史的波涛中；他的“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方案，也未必是其后继者恪守不易的圭臬。
在今天看来，这些都不特别重要；真正重要的事实是：在孙中山的言论与意识中，民主理想是毫不含糊、始终不渝的。这一结论，也可用于东亚其他大多数政治精英。如果没有面向西方的这一思想背景，韩国的军人总统卢泰愚义无反顾地开放政治、蒋经国决意终结国民党的独裁体制、苏哈托最终放弃武力对抗，等等，都是不可想象的。因此，不能将东亚昨天的专制，简单地看作古老专制传统的延续，毋宁说是近代文明转轨过程中的一个必需的过渡。
认识到上面这一切，对于东亚昨天的专制就不妨作适当宽评；而且也不会认为，东亚的民主转轨之路到处都可以复制；也不会认为，对于东亚昨天的专制的评价，可以不加区别地用于任何专制体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