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宝山记录着一代革命豪俊的名字，那里就是他们的纪念碑；秦桧夫妇的铁身跪在西湖畔已有一千年之久，那里就是他们的耻辱柱。
纪念碑和耻辱柱，未必一定是坚固的石砌建筑，也可能是放置书架的历史典籍，或者是世代口耳相传的民间传说，更可能是完全无影无形地存留于人们心中的历史评说。于世人的生活，它们重要吗？
就芸芸众生而言，没有多少人会对他们的生前身后事耿耿于心；他们不过是历史的过客，灰飞烟灭之后将不再留下任何痕迹。
有一官半职之人，颇著声望之士，可就不一样了。只要看看等待着见马克思或进八宝山的队伍之长，就足见人们对于身后荣辱之看重了。睿智透彻如一代名相周公，纵使无意于进八宝山，也不能不在意于骨灰洒向大海的那份哀荣，而这恐怕已在任何纪念碑之上了。
除了极少数混世魔王、无所畏惧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之外，对于是上纪念碑还是被钉耻辱柱，岂能毫不在意，岂能置之度外！像希特勒一类的恶魔或者枭雄，横行天下无所顾忌，“在我之后哪怕洪水滔天”，那毕竟是人类中的异数，并不在依常理考评的范围之内。
公众人物之关心自己的历史地位与名声，是十分普遍而又自然的事情。
古代帝王处至尊之位，依然念念不忘名垂后世。魏文帝曹丕有一段名言：“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对不朽之名的追求，是十分明白的。曾做过北洋政府执政的段祺瑞，别看他一介武夫，对于名节大义、身后荣辱还是很在乎的；否则，他对于3.18事件中警察枪杀学生的责任，就不会那样寝食难安了。
前国家主席刘少奇，本来已功成名就，名垂后世应不成问题。但面对1960年大饥荒的危局，也不胜焦虑，不能不对毛直陈：“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是以“人民救星”上书，还是以“饥荒祸首”上书，当然有天壤之别，凡对历史不失敬畏之心者，岂能不扼腕长叹！
还是毛气度非凡、勇高一筹，教训刘少奇：“怕什么，要顶住！”无怪乎林彪感慨万分，只认毛一个人才是“大英雄”。上世纪80年代，一位领导人在弃暴与保位之间选择了前者，固然是其执政理念使然，也并非没有名节的考虑：他决意不让自己将来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上述的历史人物多少表达了对于身后荣辱的看重。但他们的内心深处到底如何看待身后之事，却找不到任何详细的文字记录，也不太可能有这种记录。
位高权重者隐蔽于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并不容易窥见，他人至多作某些猜度。不过，从心理学的角度看来，仍有某些规律可循。每个人在其潜意识中，其实都有某种不可名状的“永生情结”；这意味着，每个人都会不经意地认定自己将会感受到身后的事，将会如同平常一样对于身后的荣辱际遇也有喜怒哀乐。
如果预知百年之后将蒙受羞辱，那么，即使在现在似乎就能想象那时的痛楚。古往今来，有多少人士为这种纠结所折磨，以致古人不能不喟然长叹：“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凡对世道人心有敏锐感受的人，怎能不在意身后的说长道短，怎能不关注自己终将名列纪念碑还是被钉耻辱柱呢！
无论是纪念碑还是耻辱柱，所载的人都不过是全人类中的极少数——大多数人与两者都不沾边。无论那些颇有建树者对于纪念碑如何期待，那些恶贯满盈者对于耻辱柱如何恐惧，这些人都不是我们的真正关注点。
真正令人感兴趣的主要是，纪念碑与耻辱柱将如何影响所有的人?或者说，纪念碑与耻辱柱能有什么样的社会功能？它们仅仅是分别作为奖章与刑具，起扬善惩恶的作用吗？人类社会当然需要惩恶扬善，即使在设计良好的制度之下也是如此。公正评价某个离世之人，也未必没有惩恶扬善的作用。
但这种作用难以抵消人们的质疑：人都不在了，还值得后人说长道短吗？在这件事上，中国人的智慧也独具一格：“宜粗不宜细嘛”。
此处值得引用一句俗语：“人在干，天在看”。上天在瞪着眼睛看着你呢，你能不唯恭唯谨、至真至诚地做人吗？
你能为非作歹、丧尽天良吗？那个盯着你的上天究竟是什么呢？它就是基督教信奉的上帝吗？或者是穆斯林所称的真主吗？或者是玉皇大帝、佛祖如来、太上老君、伏羲神农，或哪个未具名的上界神圣？到底是什么，没有任何人能确切地说出来，其实并不重要。人们只不过是在潜意识中朦胧地感觉到，冥冥之中似乎确有某种非人所能对抗的力量，在监视着所有人的行为。
如果不是这样，人类社会难道不会早就因互相残杀而毁灭，还能存续到今天吗？那个高踞于人类之上的，就是永恒的最高主宰，无论你如何称呼它，那都是无所谓的。敬畏超常主宰的，不仅是市井小民，也包括那些不致昏聩的帝王。唐太宗就说过：“朕每思出一言，行一事，必上畏皇天，下惧群臣。”
有这么一个最高主宰者照管着人类，实属幸运！
人们庆幸于最高主宰者照管着人类。但是且别高兴！今天，这件事越来越显得可疑了。人们越来越感到，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敬畏的了。宗教中的上帝或真主值得敬畏吗？虔信宗教者已没有那么多了。本来就不信教的国人会敬畏什么呢？鬼神吗？早就没有多少人敬畏鬼神了。无论是行善者还是行恶者，现在都真正是“半夜开门心不惊”了。
一种自诩更透彻的看法是：干嘛一定要敬畏什么呢！难道我们就不能仅仅凭自己的良知，凭自己的道德修养与先进理论，堂堂正正地做人，顶天立地地干事，不照样可建成一个公序良俗的理想社会吗？非常好，说得很痛快！不仅合符逻辑，而且似乎应当如此。人类岂能不自信独立于天地间，何必一定要某个最高主宰来管着！
可惜，现实情况却并非如此。人类已经奋斗了多少世纪，但今天依然是一个乱哄哄的世界。现代史上那场气盖山河的乌托邦实验失败得更惨，不仅所许诺的理想主义天堂最终成了镜花水月，而且社会已经如此溃败，竟至集人类败德行为之大成了。理想主义者寄以希望的良知呢，道德呢，理论呢，为什么一概不起作用？
这样一来，就只有回过头来求助于“天”了。天是什么，几种可能的主要解释已在前面说过了。最主要的经验是，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天的功能，而不是天的载体。天的功能无非是为人类行为树立某种价值标准，并让人们对于这些标准有所敬畏。因此，凡具有这种功能的力量就不妨喻之为天，不管它来自皇天上帝还是界外真人，或者仅仅是某种精神设施，或者干脆就是某种心理假设。
如本文开头所指明的，用来褒贬历史人物的纪念碑与耻辱柱，正好具有天的上述功能：纪念碑和耻辱柱既树立了价值标准，也足以让人们深感敬畏。好极了！纪念碑与耻辱柱——这不正是我们竭力寻找用来充当上天或上帝的东西吗？
不过，立即会听到两种批评。
其一是：纪念碑与耻辱柱，给人的观感不免显得太具体、太物质化了，甚至有点粗糙，不具备“天”这样神圣事物所应有的崇高性与神秘性。这倒也无妨，只要换个说法就行了：纪念碑与耻辱柱，不正是天意的载体吗？列入纪念碑的人，不正是其浩然之气感动及天吗？那钉上耻辱柱者，不正是应受到天谴的败类吗？
其二是：谁配纪念碑与谁上耻辱柱，由谁来裁定呢？如何能使这种裁定客观公正、不偏不倚，足以与天意相配？这种纪念碑与耻辱柱的配置，难道不会是又一场评功摆好的政治闹剧，就如同现代史中司空见惯的那样吗？这完全是一种误解。此处所说的纪念碑与耻辱柱，仅仅是一种象征性的比喻，并非“功德碑”一类的当代人的自吹自擂，而是多少年的世道人心的自然凝结。
岳飞与秦桧，在历代人心中已被掂量过一千年之久了，一千年的掂量所锻造的纪念碑与耻辱柱，还不够公正吗？如果说，酝酿千百年的历史评说仍然不足信，那么人类就没有可取信的东西了。即使千载定评还不足信，不是还可以寄望于文明人类的继续审视吗？人类历史还长着呢！
现在得回到本文的核心论旨。树立某些恒久的价值标准，让世人怀有敬畏之心，仅仅在这一点上，纪念碑与耻辱柱的说法才有意义。因此，本文所强调的只是一种价值取向，而并非重构什么历史理论。
对于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的精细评断，那是历史学家的事情；即使历一千年之久，也未必能完全理清某些历史悬案。这是学理层面的问题，非本文所关注。本文所强调的不过是：当道者对于世道人心应怀敬畏之心，应执着地仰望那身后的纪念碑，而时刻戒备着那无形的耻辱柱。这实际上就是要确立一种信仰。对于历史的透辟认知，当然有助于确立这一信仰；但信仰的确立并不依赖于系统的历史研究。信仰与学理，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牵涉完全不同的领域，尽管二者之间不可能不存在某些联系。
刘少奇成长于民国初年，所受的早年教育不在毛之下，不可能不读到很多史书，深知春秋之笔的厉害。刘在大饥荒年代醒悟到“人相食，要上书”，已是对民意、对历史、对天命的深深敬畏。有了这份敬畏之心，有了这种人人所不能缺少的信仰，他才可能在那个荒唐年月猛然反省，暂时置个人的现实安危荣辱于不顾，在七千人大会上说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那番掷地有声的话来；正是这番话让他后来惨死于囚禁之中。
当刘少奇明确表示“要上书”之可畏时，如果另一个人也同样觉得可畏，那么现代中国的历史也许得改写了。如果是那样，可真是国家之福。然而不幸！另一个人却从无畏惧，他不觉得“人相食，要上书”有什么可怕的。“哪怕身后洪水滔天”尚且不在乎，还怕什么上书！这样一来，千百万人的可悲命运也就注定了。那么，他所做的这一切，被天看到了吗？如果天在看着，天会有何反应呢？天所准备的是纪念碑还是耻辱柱？——所有这一切，他曾想过吗？对于最后一个问题，当然是永远不会有答案了。
在这件事情上，如果说人们还有什么兴趣的话，那就是希望解开一个谜团：一个饱读史书的人，一个希望超越唐宗宋祖的人，一个熟谙历代帝王荣辱得失的人，在事关千秋功罪的所作所为上，何以阴阳倒错到了如此不可理喻的地步？
答案只能是：他并无人们所期待的那种信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