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消听听《黄帝内经》一类的震耳之名，就知道中医远不只是一种医术，更肩负着传承古代圣王道统的使命。这样伟大的遗产，似乎不应遭到什么挑战。然而，就在最近一百余年内，中医却经受了三次严重挑战，今日颇有劫后余生的境况了。
“中医”之名出现，就表明遇到对手了。中医当然是古已有之，三皇五帝岂不需要治病？但直至近代并无“中医”之名，正如在近代之前，并无中学、中药、国画、国术之名一样。倘若只此一家，取名何用？到要取名的时候，就肯定至少有两家了，另一家就是来自西洋的西医。两家各立门户，分挂招牌，自此医界就不再风平浪静了。
近代中国恰逢“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西风东渐，国人遂眼界大开，传进来的岂止区区医学而已，还有天文地理、数理化生、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几乎涉及人类知识的所有领域。只是尽管传进了天文、地理、数学，这些学科的本土成果并未自立门户，也未挂起中天、中地、中数之类的招牌，为何独独亮出中医呢？
在世界学术大流通、大融合的时期，不同地域的同类学术发生接触碰撞，是很平常的事情。如果外来学术与本土学术接近，或者本土学术量小体微，不足抗衡，那么本土学术就会融入外来的主流学术，不存在独立门户的事情。
今日之世界虽然四分五裂，但绝大多数学科却已归于一统。世界有统一的数学、物理、生物……，没听说什么美国数学、英国物理、德国生物等等。唯有希特勒独树一帜，打出“德意志数学”、“德意志物理学”等等旗号，但这些早已成为笑柄。
但中国的医学确属特殊。首先，它与世界主流医学——即所谓西医——风格完全不同，无法融合；其次，中国传统医学也不是什么微不足道的偏方小技，而是理、术、药俱全的庞大系统；还有，本土从医者——旧称郎中——数量庞大，医道执着，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与文化影响力，对于外来医学的抗拒心理强烈，且获得朝野的强势支持，根本不存在自动融入西医的意愿。凡此种种，都使得中医不能不独立门户，而且至少起初还以正统自居。
独立门户并不容易。到19世纪末，愈来愈强劲的西风不仅横扫沿海通商口岸，也深入内地。
如果朝廷命官、硕儒士绅、富商大贾有病都去西式医院，而西医基于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细菌学、临床诊断学等等，其医术确实非同寻常，郎中们哪里还能坐得住？求医可不像穿衣戴帽，择医失当可是要送命的，没有人敢说绝不看西医。
使西医声誉鹊起的，尤其是若干权威人士的推崇，其中最力者不是别人，正是晚清头号重臣李鸿章。李从自己的亲身经历领悟到西医的优越，直言“中国医术如政术，全是虚伪骗人！西国机器兵法，固高出华人之上，即医术亦相悬甚矣”。曾纪泽、张佩纶等政界显要亦有类似的倾向。这样一来，西医的影响岂不大增！因此在晚清，人们可以拒绝西学、西俗、西教，唯独不能拒绝西医。眼看西医占有愈来愈大的地盘，中医的日子能不日益艰难？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虽无科技界人士的地位，但向来是尊重医者的。不妨说，医者之地位是医道地位的晴雨表。到晚清之际，你可曾听说什么名震海内的中医？中医的衰落，已经是一叶知秋了。
另一方面，西医则如初升之日。有志从医者入哪道门，肯定是西医中医均在意的。如果越来越多有影响的家族将子弟送去学西医，中医的景况就可想而知了。早就盛传近代中国“三大名医”：孙中山、鲁迅、郭沫若，其医术如何，不得而知；但肯定都是进了西医的门道。
从教科书中获得的民国印象，主要就是换了天下：皇帝的龙椅换成了总统的交椅，其他方面似乎变化甚微，还是官照当，老爷照叫。这实在是皮相之见。官府衙门或许变化有限，但社会方面的变化则是真正的天翻地覆。概而言之，民国年间的文化气氛几乎完全面向新世界了。新文化运动起来之后，旧秩序就失去了最后的抵抗力。私塾、秀才、四书五经早已退守到社会的角落，洋学堂、洋学生、科学、文明成了社会的主流。
中医与新社会潮流的关系，立即成了一个微妙的问题。
从中医方面看，它还是以不变应万变，我行我素。况且你也想象不出，中医能有什么重大的应对之策。整个中医界，似乎根本没有考虑作点什么，来适应新的文化气氛。中医太成熟了，太完备了，它已经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完整体系，不必动什么，也不能动什么，牵一发而动全身啊。
从新潮流方面看，既然新文化运动摧枯拉朽、所向披靡，没有哪个领域能固守旧局、拒绝图新，难道独独中医能够例外？新文化运动的那些激进人士，如胡适、鲁迅等，都是力挺西医的；就是前清名士如梁启超辈，也完全倒向西医一边。
梁启超的故事尤其特殊，将成为医学史上的典故。他患肾病进了北京协和医院，不走运的是偏偏主治的医生手术失误，有人认为就是这次医误送了他的性命。但笃信西医的梁启超依然不改初衷，手术后毫无怨言，继续依赖西医，直至一年后病故。
主流舆论的一边倒，使中医真的到了“危急存亡之秋”。1925年中医界谋求将中医纳入学校体制，受到西医界抵制而流产。从此，中西医关系迅速恶化，势同水火。西医认为中西医之争是新旧之争；而中医界则视为中西之争，这就成了意识形态的争斗。
1929年，国民政府卫生部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通过了由余岩、褚民谊等人提出的“废止中医”的议案。该议案提出中医登记，限制中医行医；不准中医办学，如此而使中医界后继无人，以达到中医自然消亡之目的。
议案透露出来之后，中医界岂肯坐以待毙？立即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抗议与请愿，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影响到社会安定与政府威信，政府当然不愿为这种非当务之急的事情承担风险。守旧官僚也不支持激进的议案，一些政界元老如谭延闿、于右任、林森、陈果夫等更出面反对。本来不持定见的卫生部长薛笃弼乘势表示无意实行议案。
这次事件表面上以中医界胜利而结束，其实并未结束中西医的争执，且此后中医仍处下风。政府依然有不利于中医的政策出台：教育部通令中医学校改为传习所；卫生部通令中医院改为中医室。要求中医科学化的压力则也愈来愈大，即使反对废止中医的人士，也大多主张中医科学化；足见当时的西化之风有多强劲。
1949年之后，盛世来临，它也会是中医的盛世吗？
在民国时代好不容易逃过一劫的中医，到毛时代不可能再遭这样的劫难了。
首先，新中国持强烈的民族主义观点，极力维护民族文化传统，具有极端的民族优越感与民族自尊心，当仁不让地保护能体现民族自豪感的一切，例如民间武术、竞技、艺术、工艺、特产等等，当然也包括中医；在所有这些方面都持极保守的观点，十分敏感于西方的竞争与批评。
其次，新中国的主要领导人来自农村，对于中医药有一种近于本能的信赖与偏好，而对于基于现代科学与西方理念的西医，则既陌生又不无疑虑。而且，民国政府的废中医失败，在所有人心中都留下了深刻印象，大家都知道中医未可轻碰，事关民族心理，并非是一个单纯的学理问题。这一层道理，深谙民族主义秘诀的新中国领导人岂能不懂，岂会重犯民国政府那种触犯众怒的错误？
在毛时代，对于中医岂止是不废除而已；恰恰相反，而是要大力发展。标准的口号是“中西医结合”，而这意味着首先要使中西医平起平坐。但经过民国年代近半个世纪的发展之后，西医的规模、实力都远远超过中医，要使两者能够平起平坐，岂能不优先扶植中医？
现在，中医真正来到了它的盛世，先前根本不敢梦想的好运，不断从天而降。在民国时代，中医竭力挤入学校体制而不得，中医学校与中医院都不能挂牌；在毛时代，岂止有了中医学校，中医大学都遍地开花了，据说还有中药大学！在民国时代，中医院降到了可怜的中医室；在毛时代，中医院堂而皇之地与西医院比肩而立。总之，凡是西医能有的东西，例如研究所、研究院、诊所等等，中医一样也不能少。
如此幸运，何劫之有？有的只是福星高照啊。
既然如此，中医就应该迅速崛起，不应仅仅是始终受照顾的宠儿，而应是真正与西医比肩而立的现代医术；应该比任何时候都更有能力救死扶伤，真正成长出现代的华佗、张仲景与李时珍；就应该有更符合时代要求的进步，能够弘扬理论、创新方法、研制新药，让自己面貌一新……。如果是这样，就会让那些竭尽全力支持中医者为之欣慰，也让那些曾経主张废止中医者无颜。
然而，你今天眼中的中医是这样吗？
恰恰相反，今天的中医是真正的衰落。即使是挂着巨大招牌的中医院，也没什么名医，有的只是带着听诊器的普通医生。在人们曾経的想象中，任何西医都看不好的病都找中医去；而今天的情况是，当任何西医院都排不上队时，就到中医院去。
除了拿脉一个保留节目之外，中医也如同西医一样是拍片、打针、输液……。尽管拥有数量不输西医的中医药大学、中医研究院、中医专家，中医理论仍然原封不动；中医学的最大的人物仍然是黄帝、张仲景、李时珍。人们仍然竞相寻购进口的港澳台、新加坡、日本的中成药，而自产的中成药则江河日下。关于中药毒害的信息，似乎在从传闻变为现实；一些中药严重损伤肝脏的研究，或许将成为中医界的真正梦魇。
如此惨况，还不能算是真正的一劫吗？就是让中医差点被废止的那场民国之劫，实际上也未必如此惨烈啊。
但是，这一劫却发生在中医备受保护、弘扬的年代，是谁造成了如此劫难呢？
使今天的中医蒙此大劫的，确实不是歧视、打压、排斥，而是不适当的追捧；追捧是无可比拟的利剑，即使没有捧杀，也已经捧伤、捧衰、捧倒！
当今世界，无论是工商巨鳄还是技术精英，无论是微软苹果，还是阿里华为，谁不面临生存压力，谁不拼死求生？“置于死地而后生”，这不再仅仅是中国的古训，而是所有当代人的生存法则。然而，却有一个例外，它受到特级保护，永远没有生存之忧，永远没有求进取的压力——这就是今天的中医，这样的特保儿，它还有求变求新的动力吗？处在一个高度竞争的世界中，一旦完全没了进取的压力与动力，等待它的是什么呢？
今天的中医，大概根本不会再想到民国年代的前辈——那些在生存压力下苦苦求生的可怜虫，他们差点成了社会的弃儿。但正是他们卧薪尝胆，奋力自强，发掘了自己的职业潜力，也维护了中医职业的尊严。今天的中医还珍惜那份尊严吗？
维护中华文化传统——曾経是坚决捍卫中医者拿出的、似乎最不容争议的理由。这些人仔细研究、揣摩过名中医的医道吗？名中医的光环、权威与神秘来自何处？难道这不是他们的古道、涵养、眼光与文化底蕴的综合表现吗？
我始终深信，一个飘飘欲仙的老中医的目光扫过你的那一刹那，你的病就已经好了一半！今天像工厂生产线一样大规模生产的中医大学，能够“生产”出这样的中医来吗？
要么你就别谈文化，只谈技术，但技术却不是中医的强项；要么你就彻底承认：中医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现象；它的生存希望只能是：保持“名师授徒”的古老传统，让为数不多的“活神仙”传承这门古老艺术，让其作为国宝长久流传；让现代的华佗依然流转不息，继续为那些不幸罹患绝症的人带来生的希望。如此岂不足矣！
但今天中医的鼓吹者不这样想。他们并不真正理解中医的特色与优势，不了解中医的文化本质，只是鼓动政府投愈来愈多的钱，办愈来愈多的中医大学，让中医去与用现代技术“武装到牙齿”的西医竞争，让他们变成西医一样的中医。
这是真正的取败之道。不，这是取死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