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八世“不爱江山爱美人”，已成为世人津津乐道的传奇。不过，除爱德华八世之外，不爱江山者还大有人在，只是其所爱则各有不同而已。这就给世界留下了另外一些或许更有趣的传奇。
1797年3月，美国东北部的费城还只有淡淡的春意，一辆四轮马车载着一对老年夫妇从城内驶出，奔向远在弗吉尼亚州波托马克河畔的弗农山庄。
马车上的绅士已年届65，饱经沧桑的脸庞略显老态，却不掩其内心的欢欣。老人已不是第一次从远出中返乡了，但唯有这一次特别轻松，因为终于了无牵挂，可以归隐林下、颐养天年，不必再出外劳累奔波了。
老人的眼中，仿佛已显现出故园那绿草如茵的牧场、硕果累累的葡萄架，他开始盘算着来年的拓殖与收成……。
这个老者就是大名鼎鼎乔治·华盛顿，刚刚卸职的美利坚合众国首任总统，享誉世界的美国开国元勋。此刻，他清楚任何显赫头衔都已成为往事，今后他将只是一个农民，就如同40年前他未任公职之前，不过是一介农民一样。
但是，谁都知道，他这个农民非比寻常。在他逝世时，国会悼词称颂他是“战争时期第一人，和平时期第一人，同胞心目中的第一人。”其实还应当加进一句：退职后他是美国第一农民！从农民到国家元首，然后从国家元首复归于农民，这大概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人。
当然，华盛顿首先是为国效劳的第一人。他21岁任少校民团副官；22岁即因战功卓著而被提升为中校；23岁升任上校，担任弗吉尼亚民团总指挥；31岁投身于起于波士顿的抗英斗争；43岁任大陆军总司令，组织并领导了长达6年的独立战争，直至获得胜利；55岁作为制宪会议主席领导制定了美国宪法；1789年当选为美国首任总统，连任一届直至1797年退休，这就有了本文开头所述的那一幕。
一个拥有如此多的光环、处处受到欢呼的人，真的会情愿归隐山林、不惮寂寞吗？他真的不可惜抛却那人人心驰神往的至高荣誉吗？
实际上，华盛顿十分珍视荣誉，甚至可以说酷爱荣誉，也未必轻视权力。但正因为他视荣誉如生命，才特别看重他以一生的付出所换来的美誉，绝不肯让其毁于因贪权而招来的谤议。
1782年，一批高级军官不满于当时政府权力薄弱、效率低下，强烈要求华盛顿义不容辞地承担起国王的重任。这一违背共和精神的鲁莽建议，受到华盛顿的严词拒绝。笃信共和而又珍惜荣誉的华盛顿，岂能接受一顶王冠而断送一世美名？
华盛顿本来就欣赏无拘无束的田园生活；6年领军征战、戎马倥偬的紧张劳累，从政生涯中劳于繁杂政务的疲惫，更使他归心似箭。华盛顿早已没有留恋高位的意向与理由。
1783年，英国正式承认美国独立，华盛顿立即功成身退，辞去大陆军总司令之职，亟亟乎奔回他那朝思暮想的弗农山庄。
此后，华盛顿在国家召唤时不能不数度出山，继续承担重任，特别是履行了长达8年的总统职责。但那给予他少时欢乐与幻想、凝结了他的家庭亲情与田园遐思的弗农山庄，才是他真正心向往之的归宿。
第一农民的生活，既平凡而又惬意，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会让许多人羡慕不置。
华盛顿如此度过他的一天：他晨曦微露时即起床；7点早餐，通常吃三块涂黄油的玉米饼，喝三杯茶；早餐后骑马外出，照例巡视农场，仔细观察依他筹划种植的每一颗小树，直至将其一枝一叶的枯荣记录在案；下午两点吃正餐，通常只吃一份菜，饮半升葡萄酒；饭后与亲朋好友或来访者叙谈，倘若说话投机，历两小时也兴趣不减；晚餐常常招待客人，如果是好朋友来访，则畅叙痛饮，直至夜深。
如果华盛顿不是这样打发人生，他完全可以在纽约（当时的美国首都）的总统宝座上呆至生命的终点，就如20世纪不少打下江山的枭雄一样，尽享其“坐江山”的乐趣；只要他稍多一点贪欲与狠劲，未必不能再捞一顶王冠。但这都不是华盛顿的志趣与境界。
他偏偏不爱江山而爱田园，让全世界追求平等、民主的理想主义者敬仰至极，而让那些孜孜于抢夺江山的枭雄们大惑不解。
对于统治者平民化的理想追求，历代思想家曾写过千言万语；只可惜，现实社会中却少有人真正践行。而华盛顿所树立的榜样，则已超过了历代思想家的期盼。仅仅这一点，华盛顿对人类的贡献，就无人能及；他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也就无人能匹！
在这个并不特别追求崇高的世界上，华盛顿必定是曲高和寡。要打江山的人情愿不坐江山，除了华盛顿，这样的人到哪里找去？
不过，若将标准放低一点，仅考虑不贪恋权位的超脱之人，那么还是代有所见，他们也为人类树立了榜样。
中国历代官场竞争十分激烈，官位资源稀缺，主动弃官之人必定是世间异数，向来被尊为贤者，其中的隐士尤其被历代推崇。
尧舜的禅让，伯夷的隠遁，迹近传说，姑且不去说它。与文种一起辅佐越王勾践成就霸业的范蠡，功成身退，浮海而去，其中不无避祸的考虑，人们在赞其高风亮节时不免有所保留。
至于那个替刘邦“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传奇之士张良，不以侯爵为贵（张良被刘邦封为留侯），在功成身退之后飘然而去，真可谓不乏道骨仙风，最让历代士人倾倒。
魏晋六朝盛行佛道之学，也是盛产隐士的时代。最著名的竹林七贤，虽并非全为隐士，其中倒是确有弃官如敝屣的怪杰。稍后的陶渊明更留下千古传奇，成为历代名士的标杆。自此之后，“采菊东篱下，悠悠见南山”，就成了隐退者的理想境界。
隋唐以后，科举成为士人进身的正途，隠身林下几乎等同于科场失意、文思枯竭，丢弃功名之人自然少之又少。至于朝中大吏，往往官位为其身家性命所系，岂敢轻言引退，挂冠归田的人就更少了。
暴君朱元璋则干脆剥夺了士人当隐士的自由：“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岂容你幽处林下！苏州士人姚润、王谟只是“征召不就”，就被斩首了！
与长期处于农业文明中的东方社会不同，西方有着悠久的工商业传统，社会智力资源的配置呈现出明显的多元化。相应地，社会权力亦分散于政府、教会、社会组织及学界等多个部门，并不像东方那样独尊官府。因此，才智之士并不以从政为唯一选择。
在这种社会氛围下，弃官从商、弃官从教等等，并不少见，不像在中国一样被看作特立独行的非凡之举。尽管如此，那些已接近于权力巅峰却急流勇退的人士，还是并不多见，因而仍然能赢得普遍的社会声誉。
例如，19世纪意大利统一运动中的马志尼与加里波第，都是传奇性的人物；加里波第带着他那千人红衫军，转战那不勒斯、西西里，为意大利统一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更是被普遍传颂的奇勋。但是，在统一后的意大利政府中，这两个人都没有刻意追求什么显要位置。
戴高乐无疑是最具世界声誉的二战英雄之一，但他并不认为让其长期执掌国柄，是法兰西人应当给他的酬谢；他的适时引退，赢得了全世界的普遍尊敬。
处于一个完全不同体制中的游击战英雄格瓦拉，当然是另一类人物。姑且不说他所追求的理想是否被普遍认同，他毫不留恋哈瓦拉宫廷中的显贵尊荣与舒适生活，毅然去拉美、非洲丛林扮演现代佐罗的角色，最终献出生命，这既令他的政治局同僚汗颜，也使那些与他信仰同一主义却老死在龙椅上的金日成、霍查之辈黯然失色。
上述的这许多事例，无论如何让人心动，但都不能与华盛顿的特殊榜样相提并论。让我们细察一下华盛顿的卓绝之处。值得指出如下三点：
1） 华盛顿是对于“打天下”作出最大贡献的第一人；2）华盛顿继续“坐天下”并无重大障碍；3）华盛顿“弃天下”并无任何不得已之处。
在西方语境中，“打天下”一类带有强烈专制王朝色彩的词，是难以受人欢迎的，用在此处只是为了便于与东方传统相对照。
如果以上述三条标准来衡量，在东方不仅不可能产生华盛顿，而且随处所见的，将多半是恰恰相反的人物。况且，运用东方的思维与语言来评判华盛顿，也有点不伦不类。
首先，“打天下”的概念已不再适应现代的法治理念。在现代法治理念下，主权在民，并不是任何强势集团可以随意抢夺的对象。执政者的权力来源于民意的委托，而不是强势的夺取。
华盛顿的一生事业，并非如从东方眼光看来那样一直在打天下，而是分成截然不同的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从英国手中争得独立，姑且参照东方说法称之为打天下，但并非为某个人或某个党打天下，而是为全体美国人民打天下；
后一阶段是获得最高权力并实行统治，这是人民通过选举授权的结果，不仅不能称为打天下，而且与含夺取之意的打天下无法相容。因此，即使认定华盛顿任总统的8年是在坐天下——西方人大概不会认同此说法——，也不能认为这是他劳苦奔波打天下的结果。
就是说，华盛顿一生事业的前后两段，并无必然的因果关系，恰好这一点是我们中国人最不能理解的。
其次，“坐天下”这一说法，带有强烈的享受所占有的产业的意味，根本不能与现代的执政理念相提并论。
在一个法治社会中执政，既谈不上在沉湎于“坐天下”者看来的那种美好的肉体享受，也没有传统官场中那种颐指气使的权力享受。
华盛顿在总统任内的8年，不仅苦心竭力，实际上是焦头烂额；既无身体上的舒适感，更无威风八面的快意感。他不仅为政务上的无穷无尽的难题所困扰，而且为来自各方面的责难、攻讦、谤议而苦恼。在他的体验中，中国皇帝的那种八面风光，是一星半点也不会有的，否则他也不可能那样心急火燎地要返回弗农山庄了。
再者，在法治条件下依据法定程序放弃权力，是一件既获美名又很安全的事情，任何倦于执掌权力的从政者何乐而不为！与此相反，在专制政体下的“坐天下”者，势必骑虎难下。
失去权柄所面临的高风险，让任何有意弃权者都不能不三思而行。这就使得“坐天下”者弃“龙椅”而去这种事情，在专制政体下几乎闻所未闻。
回归弗农山庄的华盛顿虽是一介平民，他所受到的仰慕与尊敬并不下于他任总统之时，更不可能受到任何伤害。至于匈牙利的改革派总理纳吉，伊拉克的军事强人卡塞姆，捷克布拉格之春领导人杜布切克，失去权力之后落得什么下场，世人都已看到了。
这不正是萨达姆、卡扎菲、金正日及巴萨尔之流，在任何殆势下也要拼命硬挺下去的坚实理由吗？对于这些人来说，“坐天下”这件事，还真不是想不坐就不坐得了的。
功成名就，急流勇退，在任何时代都是值得称道的明智行为，似乎无关乎社会制度。但是，唯有在专制社会中，这才被看作是大德大勇的崇高之举；而在法治社会中，这虽不失高尚，但终究是一种并不惊人的自然选择。
华盛顿的“功成不居”与东方传统中的“打天下坐天下”，不仅是两种不同的境界、不同的逻辑，而且也相伴于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形态与历史背景。
醉心于“坐天下”者，无法理解华盛顿的急流勇退，总不免要挖掘出某些另类理由来证明，华盛顿似乎有其难言之隐而不得不退。另一方面，彻底厌弃恋权者之人，更无法理解“坐天下”的不可理喻：天下者本为天下人之公产，怎么能由先占者一坐到底呢？上述两种看法毫无交集，就只有各说各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