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对于人体一样，人们也经常谈到社会的病症。不过，社会的“诊断师”们殊乏长技，难以准确地判断社会的常态与病态。如果社会的某种非常态骤然而起，是作为“新时代的曙光”而欣然欢庆，还是认定为恶性病症发作而急起就医，无疑是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那么，那些自负的“医国手”们已成竹在胸吗？
“新常态”一词骤起于朝野，理论家们的相关文章也源源而出。常态一词并不偏僻，其含义一望而知。常态的反面就是非常态，而非常态的特例就是病态。
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如何区分常态与病态？
人们对于常态并不会介意，而病态二字却不易出口了。说一个社会呈现病态，岂不是惊天动地的大事？随便聊聊，或许无关大局；公之于媒体，就可能惹出麻烦，甚至后果严重。
有人宣称房市就要崩盘了，或者说，房市即将从常态进入病态，人们岂不惊恐万分？就是政府也会坐不住。但谁又能肯定，那个乌鸦嘴真正说准了呢？
还有比这更严重的事情。政客们一感到自己的宝座不稳，就爱祭出一个法宝：宣布国家处于紧急状态。委内瑞拉的马杜罗最近就打这个主意了。如果社会未到病态，岂可轻言紧急状态？今天的委内瑞拉确是病态，似乎全世界都看到了。但一般说来，对一个国家下此结论是很困难的。
如果泛泛而论，似乎问题并不复杂。社会如同任何事物一样，在其运行过程中，总是呈现出常态与非常态的不断交替。在常态下，社会稳定运行，其中各种要素及其数量指标，不可能毫无变化，但其变化都保持在某种正常范围内，或者说没有超过临界值。如果某些主要指标超过了临界值，那么社会安全指示器的红灯就会亮起，这意味着非常态、甚或病态来临。
问题恰恰在于，你如何去选定表征社会安全度的主要指标？决定一个指标的临界值就更难了。
社会是一个巨大的综合体，其安全性必定得由多个方面来衡量。至少，得考虑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环境安全等等。最近被特别看重的“网络安全”，倒未必有所宣称的那种重要性。
说到政治安全，最受关注的自然是社会的稳定了，以致“维稳”成了压倒一切的事情。但以什么指标来衡量稳定性呢？世界通行的一些指标，诸如民意支持度、犯罪率等等，未必到处合用。
萨达姆与金正恩，都很轻松地拿到了百分之百的支持率，但即便是他们自己，也明白这种支持率没有多少意义。萨达姆就从未感到自己是安全的；否则，他就不会那样行踪不定，在遍布全国的70个行宫中与对手躲迷藏了。
至于经济安全，全世界的经济学家都在关注，观察的办法也更多一些。主要的经济指标是：通胀率、失业率、负债率等等。
我们这里第一看重的GDP增长率，固然受到关注，倒未必是头等重要的。即使有了这些指标，也未必容易界定经济安全。
默克尔看到德国4%的通胀率，就会睡不着觉；而津巴布韦的通胀率到了300%，那个高龄92的穆加贝总统，“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却依然镇静如故，又宣布要争取连任了。如此等等，岂不使你一头雾水、毫无头绪，哪来判定社会病态的有效方法，让你百验不爽？
不过，人们毕竟有了一些参考指标：支持率、通胀率、失业率等等，只要合理地使用，未必不能说明问题。至于执政者是否真当一回事，那当然是另一个问题。
所谓合理使用，关键在于务必综合考虑时间、地域、历史与制度因素。例如就失业率而言，对于发达经济体，8%就已难以承受，而在突尼斯这样的国家，20%也不在乎；在今天的德国，6%的失业率就该发出警报，而在1920年代的德国，这样的低失业率简直纯属梦想。
只是，说自家的事情难啊。而人们最关心的却恰恰是：今天我们的社会怎么了？乐观的人永远要说形势一片大好，或者风景这边独好；悲观的人则感到有点不对劲。倒不是我们的经济指标不好——你永远别想看到经济上的坏指标，除非统计局长的脑子出了问题。就是以其贪污罪死有余辜的郑筱茰，你还不能说他是不称职的统计局长。
我们的问题不在数字，而在表象，而表象是最难把握的。对表象作出描述与判断，不会比中医依靠望闻问切诊病更靠谱。
目前，有目共睹的最突出的问题是，萧条成了既成的事实：纷纷关闭的民企，疲软不振的市场，胶着状态的房市，溜出国门的企业家……所有这些表象都在顽强地对抗着统计数字。
这些东西并不意味着，写《中国即将崩溃》一书的章家敦就说对了，但足以催人警醒。且不说，目前的社会已进入病态，至少你不能说它的健康状态良好如常。况且，这只说到经济一方面，还有社会稳定、环境污染、健康卫生、道德风尚呢？如果所有这些方面都警报齐发，就再也不能说风景这边独好了。
今有某人总感到自己身体不对劲：容易疲倦，昏昏欲睡，食欲不振，心情抑郁……似乎大难来临。一旦医生告诉他（她）：身体一切正常，只是因手机玩多了致使精神萎靡，或者正在更年期难免有点异样。这才使他（她）得以释怀。
可见，视常态为病态，这种误判可能坏事。如果某个庸医将健康人诊成了癌症，那就坏了大事。在当今世界上，这样的事例时有所闻。
但如果是替社会诊断呢？有时，社会会显得危机四伏，警报频发，但很可能依然不脱常态，并无大碍。如果轻信了某个社会庸医的误诊，视常态为病态，那可能就麻烦了。
1980年代初，首先由万里在安徽发起所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然后逐渐波及全国各地。尽管后来万里获得了“要吃米找万里”的美誉，但起初并不顺利。
在改革开放之初，几十年思想禁锢的遗毒仍在，保守空气依然浓厚；最初北京方面甚至没有一个大佬——包括总设计师——挺身而出支持万里。就有一位高官当面质问万里：你还要不要社会主义？万里的回答也很干脆：我要老百姓！
不过，要让老百姓得到实惠也需要时间。在起初看起来倒更像乱象百出：一夜之间分了田地，处置集体财物设备，岂能不生事端？
当时万里区区一个省委书记，也没法出来整齐步伐，他头上还坐着一个管宣传的中央领导王任重呢，此公曾是毛特别宠爱的大才子，尽管文革中吃尽苦头，但坚持意识形态教条的初心不改，第一个站出来反对包产到户。
正在农民“分田分地真忙”的紧要关头，王任重指令人民日报出来说话了。今天我还清晰地记得，1980年的某日清晨，广播里传来了人民日报记者采写的新闻：单干风吹遍华北，各地农村乱象一片。
在保守人物看来，当时的社会真正是患病了。而在万里及其支持者看来，岂止一切都属常态，而且完全是一片生机勃勃。当时，尽管有王任重等的干预，但毕竟没有逆转局势，其中当然不免有邓小平的作用在。
上述案例或许琐碎了一点，但颇能说明问题。不妨注意如下几点。
首先，一般来说，处于变革中的社会，常常不免呈现出某种非常态的景象，以致容易被倾向保守的人认定为病态；而实际上，它不过是一种仅短期存在的伪病态。
伪病态与病态的明显区别在于，前者不可能持续存在。从集体经营到个体经营的过渡期乱象，就是一种伪病态，它显然不可能持续存在；否则，曾为常态的几千年个体经营，就完全不可理解了。
其次，将常态诊断为病态，既有受到伪病态迷惑的误判，也有排斥变化的思维惰性。在判断农村改革这件事上，一时的农村乱象，肯定会使那些缺乏主见的人乱了方寸；经历了文革恐怖的人，更缺少担当风险的勇气。至于王任重，以及吴冷西、熊复等保守的文宣官僚，则根本不愿突破意识形态教条的思维习惯。
最后，将常态判为病态的“误诊”，是否能被众所公认并造成危害，强烈地依赖于诊断“医生”的权威。判定包产到户为“资本主义复辟”的人，只是文化宣传部门的几个官员，他们根本不具有掌控全局的权威，不足以让席卷全国的农村改革陷于夭折，这真是改革开放之幸！
与“视常态为病态”相反，也有人有意无意地忽略自己的病症，对于医生或他人的提醒充耳不闻，坚称自己健壮如牛，即使到了病态凸显的时候，还不可理喻地讳疾忌医，直至铸成大错。
可见，视病态为常态，所包含的风险一点也不小些。同样，在诊断社会时出现这样的误诊，其后果也很严重，其危害或许比将常态诊为病态更大。
自上世纪以来，人类社会有两次特别严重的误诊，二者都与社会主义有关。
第一次误诊发生在前苏联，在前苏联因制度弊端凸显而病入膏肓的时候。这一诊断是由苏斯洛夫这类理论权威作出的。
诊断的起因是前苏联巨大的躯体渐趋僵硬，“四肢”麻木，深感不适；诊断结论是：只是体内循环失调，尚属常态，并无大碍；所开处方是：政治上加强苏维埃国家体制，经济上实行贯彻利润原则的改革，外交上奉行缓和的方针。
如众所周知，这些举措未能拯救苏联。关键的问题是，前苏联所患的并非小恙，而是重病；它的衰亡已经成为历史。
依据某些理论家的权威裁定，完全是戈尔巴乔夫一人致苏联以重病，以致一病不起。至于戈尔巴乔夫为何有如此神力，则至今没有任何解释。
实际上，苏联的病症由来已久，还在斯大林时代就被不少明眼人看出了。苏联制度的最大弊端是，由于政治经济权力的高度垄断，社会内部完全失去了活力，每个人与每个部门都无所用心地等待着上级指令，不能也不愿采取任何主动行动。
即使一种产品在仓库中已堆积如山，企业仍然照令生产，然后将产品搬入仓库。尽管许多消费必需品商店货架上空空如也，购买者排成长龙，习惯了的民众仍然安之若素，社会平安无事，大多数人并不感到国家已经疾病缠身。
而在军备竞赛与航天科技方面，举国体制的优势依然在结出硕果，让苏联人的自豪感达于极致，完全忽略了，这些“大手笔”正在快速耗尽苏联的国力。这等于给一个病体注射麻醉剂，让举国上下更彻底麻木，毫不感到大难来临。
如果前苏联的统治精英早一点醒悟到病症之严重，至少实行若干根治措施，而不是听信理论家的误诊，或许国运还不致嘎然而止。等到戈尔巴乔夫时期，一切都为时已晚。无论说戈尔巴乔夫能摧毁苏联还是能拯救苏联，都是无知的昏话；这样的话出自信仰唯物史观的“马克思主义者”之口，则更有故意辱没祖宗之嫌。
第二次误诊发生在当代中国。推行“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三十年来成就辉煌，是举世公认的。但渐渐贪腐横行，沉疴遍地，有识之士不胜焦虑。
如果说，直至上世纪末，庙堂之上依然毫无反应；那么，近年来报警信号频发，未必完全不达于高层。上层精英不能不进行“会诊”，诊断结论是：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毫无问题，只是受西方病毒侵入之害，局部病灶有溃烂之势；所开处方是：力挺三个自信，坚持五不搞、七不讲，抵制西方思想文化的入侵，突击整肃一批老虎苍蝇。
当然，这些都是治标之策。是否有希望根治贪腐，仍然在未定之天。
英国思想家阿克顿（1832—1902）的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近年来在中国朝野广为流行。
此言对于中国思想界启迪之深，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如果这句话没错，那么，贪腐泛滥乃源于权力不受监督；而权力得不到监督是因为制度不认同监督机制。一个没有监督机制的社会，对于贪腐当然不可能有免疫力，社会岂能不病？而贪腐横行，正表明这个社会已经病得不轻。将病态诊断成了常态，岂不误国？
如实承认缺乏监督机制的制度绝不是健全的制度，遵照邓小平的遗愿，坚定不移地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健全的监督机制——这绝对是国家之福，而不是某些理论家耸人听闻地宣称的，是什么“不能搞”的邪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