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早已习惯的一件事是，国际社会对于朝鲜的任何批评，都会招致朝鲜官方怒不可遏的痛斥：谁冒犯朝鲜的最高尊严，谁就将受到最严厉的惩罚！这种警告或许会吓倒一些人，因为朝鲜的“最高尊严”无处不在，随时可能触犯，甚至包括在平壤的广场上对领袖塑像腰弯得不够。世界其他国家，捍卫尊严的决心未必不大，只是不见得随时将“尊严”一词挂在嘴边。至于其尊严是否属于最高，他人就更难确知了。
现在全世界都知道，最高尊严在何处了：在鼎鼎大名的朝鲜，而且就在平壤的某个广场上。这大概是，自发明尊严这一词汇以来，人类的最伟大发现。不过，我不免联想到某个山大王，他有权威将任何开罪于他的人推出斩首。我不知道此人的尊严是否比朝鲜更高一点？文明人类都知道，这不叫尊严，这叫做凶暴！
尊严与凶暴似乎都是强势而不宜冒犯的东西，该如何区分呢？
就不去做大段文章了，仅仅指出一个简单的识别方法：在凶暴者的权力范围之外，最文弱之人也能指斥凶暴之无理；有尊严者可能没有任何抵抗力，但其本人及其同道，都明确意识到他内心之强大。以此衡量，气壮如牛的金家人并无尊严可言；而被人砍了脑袋的谭嗣同，却有极高的尊严。金正恩能懂这种道理吗？
这番议论不失高超，但总不如以下说法来得直白：
尊严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被迫弯腰的硬气。
这确实不失为一个朴实而中肯的解说。依此理解，在平壤广场上被迫弯腰的人，当然很没尊严。那么朝鲜自己的尊严如何呢？不妨让我们翻检一下历史。
自汉武帝时代起，朝鲜就与其强邻有着不断的瓜葛，或归入中原的版图，或受到中原王朝的册封。那时朝鲜的尊严如何，且置而不论。
离今天不算太远的一件事是：在满清入关之前，努尔哈赤不过是一个从山林中突然冒出来的强人，远远谈不上什么王者风范与帝王之尊。而近旁的大明王朝，纵然虚弱，但仍然不失大国风范。但远水救不了近火啊，朝鲜——那时它好歹也是一个坚守了数百年祖业的王朝——不失时机地选择在努尔哈赤面前弯腰了，做了满清的属国。那时的朝鲜，似乎还来不及考虑最高尊严的问题。
朝鲜有在大国面前弯腰的漫长历史，这种经历足以使它修改对“尊严”的解释：在大国之前弯腰并不失尊严。但在小国面前弯腰，就不能不备感痛苦。而朝鲜偏偏又命运不济，在努尔哈赤面前弯腰不说，从1905年开始，又得在日本面前弯腰。它哪里看得起小日本？两千年来，朝鲜似乎从不输于日本。但到20世纪，天下大势就不同了，堂堂大国中国都在对日本示弱，在日本面前弯腰似乎就成了不失尊严之举。后来朝鲜就干脆被并入了日本的版图，致使一代人之后，居然不少朝鲜人忘记了自己不是日本人！那时，就连“最低尊严”都没人提了，或许那个在哈尔滨炸死伊藤博文的安重根例外。
虽然朝鲜不以大国迫其弯腰为侮，但如果同时在两个大国面前弯腰，而那两个大国又不是能够和衷共济的主子，朝鲜的想法就不一样了：既然你们两家都扯不清，那乐得我当好汉，对谁都不弯腰！如果想当主子的大国多于两个，那就更别说了。这样的好机会真给朝鲜碰上了，那就是1950年之后，中苏争相讨好朝鲜所造成的局面。那时，朝鲜确实过了一段好日子。正是在这一时期，金家人滋长出“最高尊严”的念想，后来就成了他们的国粹，再也甩不掉了，即使不胜重负也只能硬挺着。
问题是，金家人居然将“要最高尊严”当作“有最高尊严”了，于是就有了“建设世界最强大国家”的雄心。这种话，就是听的人都会难为情，当然不会有好结果，真正“建成了世界最落后国家”！尽管尊严越来越高，危机却越来越重。金家人终于明白，已到了“危急存亡之秋”，保政权成了第一要务。不过，“最高尊严”还只能硬扛着。
这个维护“最高尊严”的故事，与其说奇葩，不如说很愚昧。无论如何精明盘算，都顶不上一个简单常识：当今世界大势已不同于以往了，没有人敢公然踹灭一个小国，在强邻之旁好好活了整整60年的古巴就是明证；败亡的小国都是独裁者妄自尊大、肆意折腾的结果，红色高棉、萨达姆的伊拉克、卡扎菲的利比亚、霍查的阿尔巴尼亚、西亚德的索马里等等都是典型例子，委内瑞拉大概也很想成为下一个例子。将自己的人民折腾得水深火热，还谈什么尊严！
谈到大国的尊严，又完全是另一种逻辑，朝鲜的经验已经不顶用了，尽管朝鲜极想以大国的姿态行事，不然何至于口口声声要“建设世界最强大国家”呢。
历史上与今天的大国多矣，但真正气盖宇内的大国却只有一个，就是堂堂大国中华。你想，除了中国之外，古往今来，还有哪个国家敢于或者想到自称“天下”呢？天下不是全世界是什么？与全世界打等号者，岂不是举世无匹的头号大国！
就实际而论，中国也确实幸运无比，在东亚一隅安安静静地当了数千年的头号大国，无忧无虑，酣睡不醒，以致让拿破仑尊为“睡狮”。敢在丛林中酣睡者，不是超级巨人是什么？当然，了解底细的人都知道，那种酣睡不醒的勇气，其实要大打折扣：那时，巨人之旁并无任何真正的威胁，至多有些偶然的例外。
这种连绵数千年的幸运，有一个影响深远的后果，那就是非同一般的“尊严”——又是这个难以纠缠的尊严！但大国尊严颇不一般，不能再用金家人那套说辞了，不是什么弯腰的问题。但也有一个直观的说法：
尊严就是令任何朝觐者下跪的傲气。
在礼仪已经现代化的时代，“下跪”或许只是象征性的；但在一两百年前，那可要求货真价实的下跪！就是那个英国使团的马嘎尔尼，竟敢与满清大臣讨价还价，坚持不肯给乾隆行三跪九拜的大礼，以致毁了自己的外交使命，怏怏而归。
即使在今天讨论马嘎尔尼行礼这件事，我相信，许多中国人还是会坚持认为：英国佬就该三跪九拜！并没有人邀请你，是你自己要到中国来，远道而来不是朝拜又是干什么？既然是朝拜，就得用主人的礼节。你也不瞧瞧，乾隆治下的中华，是何等声威远播的头等大国。当然，英国人根本不会认这一套；且不说，此时英国已是当时世界第一强国——乾隆当然不可能知道也不会相信这一点——英国人只会认欧洲规矩，哪里肯认东方规矩。没有当面说你是野蛮人，已算很厚道了。总之，双方的观念差距大到无法同堂共语。
现代人很容易批评乾隆妄自尊大，坐失中外交流的机会，酿成晚清年间的丧权辱国惨祸。这种批评有点过头。首先，即使乾隆破格礼遇英使，晚清的结局也未必有什么两样；用流行话来说便是：世界大势如此，劫数难逃！其次，乾隆自诩为古今第一帝，那种傲气直冲霄汉，事涉尊严，他能让步吗？如果他让了，其他外人反应如何，还在其次，更要命的是叫下面的臣子如何看待圣上的尊严？
如果注意到，百年之后的晚清朝廷，对于尊严的固守依然如故，对乾隆当年接待英使的做法就更能理解了。谁都知道，晚清的中国，就是一个元气丧尽的巨人，却勉强撑着不倒，威严犹在，尊严是一点也不能冒犯的。即使卖国条约已经签了一打，大国的面子还是小心地维护着。几千年的智慧依然顶用：只要面子在，就有了一切；只要不在国人面前丢脸，输点真金白银给外国人，就当作了赏赐好了。
既然有最高尊严，自然就会有“次高尊严”、“一般尊严”等等。这样一来，岂不可举出一个“尊严系列”出来，它们会呈现出什么不同面貌呢？
此处关注的是，三种性质与程度都有别的尊严。为了给其中每种命名，不妨借鉴五角大楼给军舰命名的方法，每个都冠以某个历史人物的名字，让人一望而知其意义。此处则采用国家的名字。
朝鲜级尊严——这种级别的尊严有多强悍，可看如下例子。
2015年12月，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学生瓦姆比尔随团赴朝旅游，他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一次死亡之旅。朝鲜从旅行团中抓捕了他，指控他试图偷窃朝鲜的宣传标语，或许其中有朝鲜的伟大领袖像，这就冒犯了朝鲜的最高尊严。次年3月，朝鲜最高法院以阴谋颠覆国家罪判处瓦姆比尔劳动教养15年！被关押17个月后，朝鲜以“人道”理由释放了他，此时躺在担架上回国的他，已经气息奄奄，不久就亡故了。该学生的家人指控，朝鲜用酷刑毁掉了受害者的健康。朝鲜究竟用了什么先进的虐待方法，至今都是一个谜。
这种闻所未闻的恐怖事件，想必会让美国人惊诧莫名。在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看来，这种事情就要好理解得多。老一代人都知道，与领袖像、像章、语录等等有关的一切，都属于最高尊严，任何有意或无意的冒犯，都是大逆不道！那个美国学生实在是找死，也不打听打听，你要去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度，以为如同家乡一般自由自在，就像把一次极地探险当成一次欧洲游了，至死都不明白是怎么送命的。
朝鲜级尊严，就是对任何轻微冒犯滥施淫威的尊严。
美利坚级尊严——美国人的一些惊世骇俗的表现，让人感到这个国家有时极没尊严，而有时又极具尊严。
在美国面前，委内瑞拉肯定是一个不足道的小国。但对于它的屡屡冒犯，美国却无可奈何。在联合国大会上，查韦斯恰恰被排在布什之后演讲。布什刚刚离席，大概还未离开大厅，查韦斯就开骂：刚才离去的这个魔鬼，他口中发出的恶臭还没有散去呢。要知道，这是联合国大会，而委内瑞拉还是与美国有邦交的国家。从任何标准衡量，上述话语都是无法接受的，它已经远远超出言论自由的范围。然而奇怪的是，无论布什本人，还是美国政府、媒体，都若无其事，没有任何人觉得美国的“最高尊严”受到冒犯。如果这种事情是针对朝鲜一类的国家，该有多少人摩拳擦掌冲上去，你不难想象出来吧？
谁要是认为美国佬真没尊严，那他就想错了。二战开始时，美国人本来想置身事外，对日德两国都算过得去。但在珍珠港事件中吃了日本人的亏之后，全世界就知道美国人是不是好惹的：美国举全国之力，务使日本人认输投降；它彻底胜利了！
美利坚级尊严，就是绝不放过任何滔天恶行的尊严。
德意志级尊严——你大概会首先想到，这不是条顿武士的彪悍威严吗？经过查理大帝、弗里德里希大帝、威廉皇帝等等历代君王培育之后，这种尊严之凛然不可犯，全欧洲都铭记于心了。然而，二战之后，这种尊严似乎奇迹般地销声匿迹、不见踪影了。现代德意志人所具有的，已经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尊严，它的已经成为经典的表现，就是德意志前总理勃兰特的著名下跪，那是真正震惊世界的一幕。
1970年12月7日，正在访问波兰的德国（当时的西德）总理勃兰特，在华沙参观了犹太人起义纪念碑。在纪念碑前，他突然双膝跪下，向死难者默哀。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华沙之跪”。以下跪来谢罪，并不是欧洲人、尤其是现代欧洲人的习惯；勃兰特的这一非常之举，在西方带来多大的震撼，可想而知。
东方人倒并不在乎下跪，我们经历了数千年跪拜的历史。但是，为自己先人的过失，在过去敌国的土地上下跪谢罪，在东方却绝对闻所未闻！罪行不比德国人轻的日本，其首相能来中国下跪谢罪吗？日本人能够理解勃兰特吗？就是中国人，也未必能理解勃兰特。
这样的非常举动能表现尊严吗？如果表现了尊严，那是一种什么尊严呢？这当然不服从朝鲜级尊严的逻辑，也不服从美利坚级尊严的逻辑，而是一种完全新的逻辑。不需要对这种逻辑去做什么理论解说，它的意义就包含在下述掷地有声的评语中：
跪下的是勃兰特一个人，却让整个德意志民族从此站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