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是绝代学者吗？陈寅恪是大思想家吗？季羡林是国学大师吗？钱钟书是学界楷模吗？如果都不是，而有人却硬要将这些桂冠戴在他们头上，我们应当出于对先贤的敬重而勉为其难，还是应当实事求是地将其摘下，还被误置的角色以本来面目呢？
1962年2月24日，“中研院”在台北举行院士会议。在接着的酒会上，胡适说到：“我挨了40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还欢迎之至，因为这代表了中国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说这番话时他笑呵呵地面对众人，直至突然仰面倒下，溘然长逝。
这正是胡适，永远的笑容，从北平到南京、到重庆、到美国、直到台北；他笑对所有的人：毛泽东、蒋介石、鲁迅、陈独秀……；对每个人他都从容不迫地说出自己的意见，对位高权重者绝不苟且，对位卑势微者绝不居高临下；在举世激进的时候，他力倡中道平和；在万马齐喑的时候，他如斗士般大声呼吁言论自由；在国难当头之时，他临危受命承担重任；在本应安享天年之际，他潜入斗室一心治学；在门徒如云、众星捧月之时，他静如处子，谦卑有加；在触犯众怒、骂声四起时，他安之若素，坚持所是，不改初衷。他那永远的“朋友式”的微笑，伴随着一生，最终将他带向天国。
他是“一代鸿儒”吗？是绝代学者吗？是不世出的大师吗？是众望所归的学界翘楚吗？这些对于胡适，既不重要也未必恰当。
究竟如何概括胡适，我只想起一个人，一个古人而且是洋人，他就是耶稣，那个被打了左脸却将右脸凑上去的人，胡适不正有点像他吗？在这个说及圣人已不合时宜的时代，我不便说胡适是圣人；真没有更好的词来概括胡适的为人。胡适本人在任何时候都不会以圣人自期；但他一生就如使徒一般地履行着启蒙者的职责，以他的笑容、真诚甚至天真，呼唤人们心向开放、自由、平等、文明、民主！他对于提振民心与改变社会的兴趣，实际上甚于钻书本的兴趣；他是一个活动家，一个组织者。
胡适是右派吗？他在五四运动中坚定地站在学生一边；在1930年代，他不惜冒犯蒋介石，公开反对“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在台北坚决劝告蒋介石不要连任总统。他是左派吗？他在“五四”之后，公开劝告学生进入课堂读书，以致遭左派痛骂；他在大多数人聪明地选择“光明”的时候，他告诫人们慎重考虑，选择“民主的多少”还是“民主的有无”。胡适这种份量的人，不是通常的标签能衡量得了的；他只忠于信仰、服膺真理，并不盲目跟随什么势力或者潮流。
胡适肯定是绝顶聪明的人；否则，他不可能慧眼识潮流，在一生中始终清醒地把握着时代的方向，从不随风摇摆。但胡适并非绝代学者，他不需要这样的桂冠。有哪位圣人曾被尊为绝代学者呢？像胡适这样放眼世界、心忧天下的人，恐怕也难成大学者，他能有多少时间钻研古籍？况且，他实在涉猎太广博了：他一生辗转周旋于文学、史学、哲学、心理学、文化学、政治学等诸多领域，要“业有专精”就难了。幸而胡适没有“一心向学”；如果是那样，中国不过是多了一个专家，还能有那个人们所期待的胡适吗？
如果要在众多民国知识分子中，挑出一个典型的民国学人，我不会选胡适，胡适太特立独行了，他是那种超出时代、超出群伦的人。至于“典型的民国学人”，则非陈寅恪（1890—1969）莫属。
坦率地说，在陈寅恪面前，我没有对胡适的那种肃然起敬。但是在我心中，陈寅恪始终有一种神秘感；胡适没有这种神秘感，他几乎是一个能一眼看到底的人。陈寅恪的神秘，不在于他在1950年代那种气氛下，公然宣称不以信仰马克思主义为研究史学的前提，那只能说明他的天真幼稚、不谙世事；也不在于他的名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今天几乎成了思想者的旗帜——那只是陈寅恪偶发的感慨，未必是他一生的核心追求。
真正让我不敢仰视的，是陈寅恪天生就不是凡夫俗子，他就是上天专门打发到凡间来专攻学术的天才。陈寅恪是一个天才是绝无疑问的，这与他有几本著作问世无关。只要看看他在几十年间两耳不闻窗外事、专注于其学术兴趣；看看他几乎不可思议的语言能力；看看他词典般的文史知识；看看他在双目失明之后仍然承担的巨量工作；看看他对中国与中亚历史的细微末节的透彻了解——看看这一切，你就能断定，他的智识能力不是我们凡人所能想象的。
在陈寅恪的心中，肯定有一个广阔的世界，那个世界是局外人甚至一般专家都不了解的；他就在那个世界中周游驰骋，自得其乐；他在其中采摘了多少鲜花、发掘了多少宝藏，远非凡夫俗子所易想象。他未必有太大兴趣将他的发现示人。他不是那种可以用发表物数量来评价的人。况且，即使他热心发表，当时有谁能给他机会呢？
无论以什么标准来衡量，陈寅恪都是无与伦比的大学者；这一点在学界似乎没有异议。但他不是那种以自己的思想体系来替现代史划时代的人物，上天没有赋予他这样的使命，那超出了他的职责。没有什么思想体系，根本不是陈寅恪的缺陷；如果这是一个缺陷，那么它是所有中国学人的共同缺陷。我们根本就不是一个生产体系的国度；你可曾见过什么国产的体系？在一个产不出体系的国度，居然有人端出体系来，那一定是贻笑大方的东西。
就不要以思想家来衡量陈寅恪了。在他自己选定的轨道上，他已经够辉煌了，不再差什么新头衔；强加的思想家桂冠唯有使他失色。
国学大师——人文学者
作为北大人，季羡林（1911—2009）是胡适、陈寅恪的校友。他在北大曾长期担任系主任与副校长，在北大师生中广有影响，在这一点上似乎追随了胡适。季羡林有着惊人的语言学天赋，据说通13国语言，尤其以通晓吐火罗语而国际知名，在这一点上他又颇类似于陈寅恪。但季羡林毕竟不是胡适、陈寅恪那一层次的人物；他们生活的时代就相去甚远，无论季羡林如何天资卓绝，历史已不再给予他成为另一个巨人的机会。作为一个人文学者，50—60岁绝对是一个黄金时段，正应是亮出宝刀的时候，但季羡林在干什么呢？他在北大受难，为他日后写作著名的《牛棚杂忆》积累素材；此外，他也不能不参与“革命大批判”，即既痛骂自己，也狠批他人，这些经历肯定不能给他的学者声誉增光。
尽管如此，仍然不可否认，季羡林具有一个天才学者的超群智慧与种种优秀特质。他的专长在语言学领域，精通英文、德文、梵文、巴利文，能阅读俄文、法文，是世界上少数几个通晓吐火罗语的专家之一。他的研究遍及众多人文学科，最主要者为梵学、佛学、吐火罗语。由于其学识广博、超人的勤奋以及少有的长寿，他的著述宏富且涉猎广泛。基于这些成就，“学界泰斗”、“国宝”一类的称誉并不过分。
至于“国学大师”这一头衔，就有一点微妙。首先，在今日之中国，“大师”已用得如此之滥，没有多少人真将它当回事了。其次，“国学大师”的队伍，就更加鱼龙混杂，其中当然不乏真才实学者，但更有一些欺世盗名之徒。冠以“国学大师”之名，未必算得上什么荣耀。季羡林拒绝这一名称，实在是明智之至。最主要的是，无需讳言，称季羡林为国学大师有点名实不符。当然不能说他毫无国学修养，但冠以大师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无论是研究还是著述，他的兴趣都不在国学方面，这种事可是不能信口开河的。每个人最终将面对历史，如果让季老先生戴着“国学大师”的桂冠进入史册，无论是他本人、其后人还是那些极力推举他的人，在历史上留下的将只能是遗憾！明白这一层之后，那些热心过度的好事者，能不饶过老先生吗？
与季羡林同时的钱钟书（1910—1998），也是一位令人敬仰的非凡学者，或者更加光辉夺目。如果说，要季羡林硬戴上国学大师的头衔有点委屈，那么，钱钟书则不失为名副其实的国学大师。就凭他那长达130万字的巨著《管锥编》，都足以使那些半吊子国学家吓得屁滚尿流。可能还有人不服：可《管锥编》只是一种笔记，不过是啃故纸堆罢了。这就是说外行话了。孔夫子定下的老规矩就是“述而不作”，谁敢违犯？国学的功夫就全在那“述”字上了，钱钟书不仅几乎将全部经典“述”了一遍，而且翻遍了历代注释，引证了4000多位著作家、上万种著作，且不说其中独具慧眼的阐释、订正，仅仅这种包罗宏富的气象，就足以让人折服了。
此外，说及钱钟书，也不能不提到《围城》、《谈艺录》等。钱钟书的多才多艺，中外都有定评，就不必细说了。
就才智与学问而言，钱钟书都不稍让胡适、陈寅恪。但在名气与影响力方面，钱钟书就不能不大大逊色了。可以说，他的大半生都是在默默无闻中度过的。这种冷清局面，对于钱钟书是幸事抑或不幸？这可是天大的幸运啊！你不妨看看，在钱钟书的年代，竟得大名而不再寂寞的是哪些人？是胡风，是丁玲、艾青、费孝通、钱伟长、束星北、潘光旦……，他们始终有批判者相伴，岂能寂寞？这些人的命运肯定不能让钱钟书羡慕。
像钱钟书这样的人，本来是应当与费孝通这样一些人为伍的，竟一次次地逃过了那样多劫难，实在是一个奇迹。然而，钱钟书的这种罕有的幸运，却没有得到太多人的庆贺，而成了不少人质疑的理由：钱钟书岂不具有常人难得的自保功夫？在那个时代，“自保功夫”岂不与八面玲珑、口是心非、投机钻营、卖友求荣等等联系在一起吗？或许，这些仅仅只是一些无端猜测，但也百口莫辩。在一段时间内，与此有关的争论几乎成了一件公案，很热闹了一阵子。我不想去评论其中的是非曲直。只是不能不感叹：在非常年代能够成功自保，是本事还是缺陷竟成了问题，能不令人啼笑皆非！
那么，若反其道而行之，因此而说钱钟书是学界楷模，就如在某段时间的“钱钟书热”所展示的那样；更有甚者，钱钟书还蒙上了某种圣哲光彩！这就大大地过头了。就是钱钟书本人，对于这种非其所望的命运翻身，恐怕也会唯恐避之不及吧。在他忍辱负重、委曲求全的那些岁月，他是否痛苦多于庆幸，有谁知道呢？
哲人逝矣，多少往事不堪回首！无论与这些先贤有无瓜葛，我们都应是他们的传火者。值此薪火相传之际，我不禁要朝天一揖，以谢天公！
首先，我得感谢天公于声震宇内的“抖擞”之中喜“降人才”，让我们在这个多灾多难的年代，得受惠于胡适等不世之才。上世纪的前五十年，杰出人物出现密度之大、层次之高，恐怕都创下了历史之最。真是国家不幸人才幸啊！但这值得庆幸吗？如果即便有如许优秀人才涌现，还是不足以救国家于患难，国家所逢之灾难该何等深重！
其次，我还得感谢天公，他毕竟运用自己的全知全能，给那些旷世之才的命运留了一线机会。胡适生逢乱世，不可能尽其治学之才，但给了他承担组织教育、学术活动的机会，一展社会活动家的专长。陈寅恪一生坎坷，心力交瘁，但在那个万马齐喑的年代，他毕竟远比他人幸运，可以说受到了特殊保护，至少在好几件事上得以遂平生之愿。季羡林与钱钟书都在极左年代虚掷了一大段光阴，但毕竟夕阳高照，晚年学誉双收。对于一个久盼甘露的学者，如此岂不足矣！
最后，我也得感谢天公，给高才们如此配置天赋，使每人恰好能各展其长。“月有阴晴圆缺”，自古势难全。胡适如果不是有卓绝的人格魅力，或许他既成不了大学者，也成不了杰出活动家；陈寅恪如果不是治学天赋一流，他就成不了国际知名学者，更别谈思想家；季羡林如果不是一流的语言天赋，很可能语言学与国学两者皆误；钱钟书如果没有非凡的文字能力与家学渊源，就成不了国学大师，何谈学界楷模？
但这一切难道不全在个人的一搏吗？这就别开玩笑了，没人敢夸口能左右命运！谁在主宰命运呢？没有人知道！就权且归之于天公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