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不少人反对资本主义化，质疑全球化，抵制西化，但似乎少有人反对现代化。于是，现代化就成了当代人的一种普世追求。但人们真正认真思索过，现代化意味着什么吗？人们所追求的现代化目标，何以如此令人迷恋？
1975年1月13日，周恩来在四届人大报告中重申了“四个现代化”（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它在三届人大上首次提出）的目标。两年之后，现代化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最响亮的口号。一个在字面上仅有时间特性的社会目标，怎么会成为一个高度革命化的国家的首要追求呢？
现代化的观念，起源于对人类社会需要决定性更新的认识。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化观念古已有之。公元4世纪时，古罗马社会的急剧基督教化，就是人类社会的一次决定性更新，它催生了一个拉丁词modernus，这正是“现代”一词的源起。
英文的modernization一词大约出现于18世纪70年代，它用来表达观念与生活模式的决定性更新。人类社会似乎永远摆脱不了被决定性更新的命运，因而现代化也就永远纠缠着人类历史，它并不属于某一特定的时代，更不属于某一特定的国家。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化是人类社会的永恒命题。不过，今天人们只在较特殊的意义上使用现代化一词，它与大约起于17世纪的全球性的文明更新联系在一起。
对于现代化，中国近代爱国者并未如此去溯本求源。实际上，一百多年前立志救国的中国人，只抱着一个极简单的想法：中国已经落后于西夷，必须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否则将亡国灭种。因此，当时推动现代化的动力就是救亡图存。最先推动现代化的杰出人物：林则徐、魏源、梁启超等，都是那个时代的著名救国者。
梁启超是使用“现代”（起初称为“近世”）一词的先行者，他在1901年将中国史分为上世史、中世史与近世史；他在1902年直接用到“现代”一词。陈独秀在1915年指出：“近世文明者，乃欧罗巴人之所独有，即西洋文明也。”上世纪20年代，出现了“近代生活”、“近代思潮”、“现代中国”一类的名词；梁漱溟、陶行知等人则明确用到名词“近代化”与“现代化”。胡适是在中国学术界普遍使用“现代化”概念的主要推动者。上世纪30年代，学人已普遍认识到，现代化就是向西方学习，而且应包括经济、政治、军事、文化诸方面。1933年，《申报月刊》发行了“中国现代化问题”特辑，较全面地展示了那个时代的现代化认识。
由此可见，现代化是近世几代中国人的共同追求与一致理想，只是，起初主要意在富国强兵，后来才逐渐意识到更需要文明更新。无论现代化观念在起初是如何简单幼稚，但在先进的中国人心中，现代化的理想一直保存下来，从未受到根本的质疑。
将“现代化”理解为文明的全面更新，并非近代早期爱国者的清晰认知。人们首先着眼于眼前的现实，由此意识到自身的缺陷与吸取外来事物的需要。因此，对于现代化的追求，一开始必定是片面的，而非全面的。首先提上日程的那些现代化议题，多半与“船坚炮利”的理想联系在一起，这就是军备现代化、技术现代化等等。然而人们发现，这些片面的现代化并不足以富国强兵，人们才意识到也需要产业现代化、教育现代化等等。即便如此，人们仍然不觉得需要某种全面的现代化，只是进一步延长那个现代化议题的清单而已，例如再加进交通现代化、金融现代化、财政现代化等等。
这样一来，我们就一直停留在“片面的现代化”阶段。就是让几代人心潮澎湃的“四个现代化”，终究也不过是一种片面的现代化。
“片面的”与“全面的”，无疑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不幸，我们的先贤——从张之洞到邓小平——都选择了片面的现代化。这是偶然的吗？他们是否可能有不同的选择？即使在今天，如果你面临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你会选择什么呢？
几乎可以断定，你还是会选择某种片面的现代化，至多选择面更大些而已。这就得承认，选择片面的现代化有其道理，甚至不可避免。最容易被人想到的理由是：一、优先的考虑总倾向于最紧迫的现代化议题——谁又不偏向能立竿见影的选择呢？如果大敌当前，你能不首先想到国防现代化，却高谈阔论“全面现代化”吗？二、较之全面现代化，实行片面的现代化难度更小，反对者更少，更容易取得共识。三、包括社会精英在内，对于全面现代化未必有透彻的了解与认知；人们不可能热心去追求一种陌生的东西，何况这样作必定风险巨大。
因此，对于选择了某种片面现代化作为国家目标的先贤，不应给予太多的指责。例如，你能责备周恩来在1975年仅仅提到四个、而不是五个或更多的现代化目标吗？确实，在今天看来，四个现代化显然远远不够。就一般的标准而言，今天完全可以说，周恩来设想的四个现代化已经实现了，但我们仍然觉得国家远未现代化。实际上，在许多方面，我们还几乎停留在遥远的旧时代。我们在新闻、出版、民间社会建设、社会自治、法治等等方面的现代化，几乎还没有开始。但这些任务能够在1975年提出来吗？试想，在那个阶级斗争气氛笼罩一切的时代，居然能将现代化提上日程，已经算是奇迹了。
我一点也不惊奇于周恩来仅提到四个现代化；恰恰相反，我十分惊奇的倒是，最高领袖竟然同意以现代化作为国家目标。
在逻辑上很显然，承认需要现代化，必定意味着承认自己落后，而这恰恰有悖于当时极端的革命意识形态。当时的主流舆论实际上认定，我们所建成的社会已达至善，在哪方面都是全世界最先进的，根本不存在落后一个时代的问题。而且，在实际生活中最高领袖也是不认可现代化的。在经济上，“一个粮食，一个钢铁，有了这两个东西，什么事情都好办了。”而用大跃进的办法，就可以解决粮食钢铁问题，还用得着工业现代化与农业现代化吗？
在军事上，早就说过“原子弹是纸老虎”，常规武器自然更是纸老虎，国防现代化就不再是紧迫的议题。1964年，对于热心于参观最新科技成就展览会的王海容，领袖训诫她：“你只对这些东西感兴趣，很可能成为右派，至多当一个中间派。”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还能容纳科学技术现代化吗？可见，他对于四个现代化并无真正的兴趣；在周恩来报告之后的两年中，除了比任何时候都更强调“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之外，也未曾表现出任何推进四个现代化的热情。在这种局面下，谈什么“全面现代化”，无异于白日做梦。
现在不妨就让我们做一个白日梦，看看那理想中的全面现代化究竟如何，尤其看看它是否值得我们去追求。
如我们一开始所指出的，现代化关联着社会的决定性更新。从地域上看，更新可分为全球的与地区的，这就有两种意义上的现代化。
全球意义上的现代化，意指自16世纪以来发生于世界范围内的社会更新的全球性过程，它以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为基本特征。世界各文明民族都或先或后地经历了或正在经历这一现代化进程，各自的目标纵然有十分多样的具体特性，但在基本目标上具有高度的共性，即朝向社会生产力、技术创新力与人性的全面解放，则是没有疑问的。这一现代化进程的原动力首先来自欧洲社会，而且一直以几个主要欧美文明大国为领头羊。
地区意义上的现代化，意指后进国家以欧美先进工业化国家为样板，追赶世界潮流而需要经历的社会更新过程。在这个意义上，整个世界就分成了两个部分：已经现代化的国家，它们主要在欧美或西方，因此也称为西方世界；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它们是西方国家的追随者与仿效者，通常称为发展中国家。我们的关注点当然在后者。
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目标，决定于它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这种差距无疑是全面的；发展中国家若要真正弥合差距，最终必须实现全面现代化，这无关乎任何个人意志。
全面现代化目标的内涵十分丰富，其主要方面如下：
经济现代化，包括生产手段、经济组织与经济结构等等的现代化，尤其包括工业、农业与服务业的现代化，也包括作为其直接后果的军备与国防的现代化。
政治现代化，包括政治架构、行政体系、治理模式等等的现代化，尤其包括政治民主化。
社会现代化，包括社会组织、社会治理、社会风尚等等的现代化。
精神文化现代化，包括精神价值的多元化、学术的自由化、文化的多样化等等。
人的现代化，包括人的心态、理念、思维方式与行为风范的现代化。
立刻发生一个问题：如此庞杂的现代化目标，如何能毫无遗漏地纳入执政者的思考，并形成某个系统的全面现代化规划？这不远远超出了政界领袖的知识与能力吗？实际上，现代化进程的任何启动者，对于自己的目标一般远没有一个完全清晰的、完整的概念，他所有的，充其量不过是一种朝向现代化的模糊意向而已。但这未必很糟糕。与其说，现代化是治国者们精心设计的一项社会工程，还不如说，现代化只是在仅有笼统认知的社会精英驱动下运行的一个自然进程。
现代化没有也不需要设计师，它在其行进中能为自己开辟道路。
对于现代化的追求，已成为一个具有全球规模的狂热运动，全世界几乎所有希望改善自身命运的人们，都被卷入其中。那么，这是祸还是福？它肯定具有正面的价值吗？
历史已经昭示，现代化潮流具有完全正面的价值！这无关乎现代化的推动者的最初动机与道德形象，甚至也无关乎究竟是谁在引领着现代化。
即使现代化的引领者并无哲人的智慧，对于他所推动的伟大社会运动的最终目标，至多只有朦胧的认知；即使热心推动现代化的人，只不过心怀富国强兵的宏愿，而在提升社会的人道价值一类的议题上是十足的保守分子；即使现代化的启动者的精神世界与行为操守，都与一个现代化社会的合格成员相去甚远……即使有这种种缺陷，现代化进程一旦启动且不致中断，那么，现代化进程的内在逻辑，就一定会将它引向那个早为远见卓识之士所憧憬的结局：一个被全方位更新的现代化社会。至于那样的社会是否足以令所有人满意，则是一个完全属于未来的议题，并不是今天的人们能够充分考虑的。
如果现代化的引领者本来就是心怀远见的理想主义者，那么，无论他所由之出发的起点如何粗陋不堪，也无论他的追随者如何境界低下，他所高举的现代化旗帜，都将成为一个最有吸引力的凝聚中心，成为引导社会运动所不可缺少的合法性的源泉。
在当今世界，要引领一个更新社会的伟大运动，大概没有比“现代化”更好的旗帜了。在字面上，“现代化”几乎完全是一个中性词，它既不关乎左派、右派，也不关乎东方、西方。以“现代化”作为旗帜，比竖起任何其他旗帜——例如“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无产阶级解放”等等——都更少争议，更易于被人们接受。立志改革的当代政治家，几乎不约而同地打出现代化旗号，是十分自然的；唯此，你才能最容易聚集起队伍，而这恰恰是所有事情中间最重要的事情。至于你了然于胸的现代化内涵，完全不必急于搬上台面。
那么广大民众呢？与身居庙堂之上的理论家所津津乐道的相反，民众其实最远离意识形态的教条。民众多半仅有一种最简朴的愿望：过上好日子！将现代化目标与“过上好日子”联系起来，当然是最受欢迎的事情，没有哪个引领现代化的政治家不懂得应当及如何做到这一点。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类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口号相比，“现代化”无疑更能赢得民众，更接近于民众“过上好日子”的理想。
这样一来，无论有志于社会改革的政治家还是民众，就不能不诚心接受现代化，热心欢迎现代化，甚而至于痴心迷恋于现代化。对于我们这个渴望更新的千年古国来说，实在是福莫大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