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克尔老太太治下的德国，无论在外交或内政上，都堪称当今世界的模范生。一些人将这归功于德国人的祖先：还是日耳曼人的基因优秀啊！但人们并没有忘记，仅仅70年前，希特勒德国陷全世界于腥风血雨。
那时，大概没有多少人相信德国人种优秀，更无人怀疑纳粹制度的累累罪行。同样一个德国，在相隔并不很长的时间内，竟有如此相差悬殊的表现，不免使论者犯难：制度与传统，究竟哪一个更强大呢？
今天的英国，远没有当年大英帝国年代的风光了。近年来则更加流年不利，麻烦事不断，以致梅首相及其继任者穷于应对。在英国内外，似乎都没有多少人看好英国。
如果因此断言，英国从此就将一蹶不振、降身为一个三流国家，那肯定是皮相之见，毫不足取。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英国将仍然在世界最重要的国家之列。无论是经济、科技实力，还是在国家治理、政治稳定、法治传统等等方面的优势，英国都将是大多数国家难以匹敌的。也无论硬实力还是软实力，英国的地位都将难以撼动。当下，英国人正在经受脱欧之痛；他们将有条不紊地渡过过渡期，则是肯定无疑的。
如果肯定对英国的这一估判，那么就有一个问题：英国的优势究竟基于其传统还是制度？
不妨首先看看英国的制度。英国无疑有高度成熟的产权制度、银行制度、货币制度等等，这些东西本来就是由英国率先奠定、然后逐渐推行于全世界的。英国的福利制度、医保制度等等，虽然并非全属首创，也未必完美无缺，但即使在发达世界也不乏优势。
但因此就认为，英国具有突出的制度优势，则并无充分说服力。至少，与欧盟诸国相比，英国并无制度优势可言。
在宪政、法治制度方面，尽管英国是“先行”国家，但因过于守旧而显得陈旧粗略。英国一向忽视成文法而依赖习惯法，甚至缺少一部成文宪法。这种状况对于英国的政治运作似乎并无大碍，但至少难为他国仿效的典范。
英国的议会制度古老而稳定，但很难说是一种有效率的制度。我曾颇为好奇地观察过英国的议会辩论，那种寥寥数人无精打采的场面，仿佛是在做戏，不知纳税人作何感想。
尽管如此，这些缺陷似乎并不妨碍英国的政治运转良好。其所以如此，就是因为有另一个强势地起作用的因素在，它就是传统！
其实，习惯法就是一种传统；不成文宪法的行之有效，所依赖的也是传统。议会政治看似拖拖拉拉，但终究有序运行，在特殊形势下尤其能够和衷共济、凝聚人心；所有这些，还是依靠传统。
近乎顽固的保守，则正是对传统的坚持。那种悠久的文明传统，已深深地沁入英国人心中，似乎已成本能，以致大多数人都不约而同地谨守千年规范，合力驱动英国这艘古老的船，让其平稳远航，不后他人。那些不看好英国前景的人，实在是杞人忧天。
另一个欧洲大国俄罗斯，似乎很难与英国相提并论。俄罗斯是一个庞然大物，恰恰又多次大起大落，每次都要在全世界掀起滔天巨浪。英国是欧洲文明的早熟儿，长期以其制度创新引领世界；而俄罗斯却似一个跛足巨人，不免落伍为差等生，但还算努力，总在随时跟上欧洲文明。
俄罗斯的幸运在于，在历史上的一些关键时刻，总有一些杰出人物应运而生，实现国家的制度更新，让俄罗斯跟上欧洲的步伐。这些人是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亚历山大二世、戈尔巴乔夫……。经过这些人的前后奋斗，俄罗斯的政治经济制度，似乎已相当欧化。在今天，如果某个外星人造访欧洲，他未必能看出俄罗斯有什么特殊。与大多数欧洲国家一样，俄罗斯有相对健全的议会制度与多党政治，有大体独立的司法体系，有独立于政治运作之外的军队与教会，国家不再被捆绑于某个意识形态……。
但一个外界观察者，稍长时间之后就会发现，俄罗斯终究没有跟上欧洲：它的议会主要还是一个顺从政府的表决机器；它的选举似乎中规中矩，却总显得在走过场；对于政府的议会监督与媒体监督，都很少发挥作用；长期坐在位子上的普京，就像一位俄罗斯大帝……。
一个几乎从欧洲搬过来的制度，似乎生育出了一个高度异于欧洲的怪胎。这是为什么呢？问题就出在传统：在传统上，俄罗斯实在太远离欧洲了。由拜占庭皇帝、蒙古可汗、历代沙皇合力培育的俄罗斯传统，既强大又顽固，它浑身都打上了专制的印记。正是这种传统，钳制且修正着任何外来的制度，使这类制度要么变形，要么不能像在西欧那样发挥作用。
英国和俄罗斯的例子似乎表明，传统比制度更加强势；好传统可弥补制度之缺，而坏传统则会弱化好制度的功能。
本文一开头就提到了德国，肯定了它的不俗成就。要表达今天德国治理之好，不妨用一句话：你几乎找不到它的缺点！德国人的惊人成就，既超出一般人的想象，大概也超出德国人自己当初的期望。
这就可能让人产生错觉，似乎德国从来都比别人好！
恰恰相反，德国并没有什么骄人的过去；甚至可以说，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德国一样有那样不堪的历史。建立了第一帝国的查理大帝，似乎给了德国历史一个辉煌的开篇。但他的子孙并没有将其辉煌维持多久，德国很快陷入动荡与分裂。在整个中世纪，德意志小邦林立，四分五裂；统一的王权要么不存在，要么衰弱不堪。以致直到1870年重新统一，人们根本不将德意志看作一个国家，而只是将它当成一个地区！德国的这一段历史，显然并不能为德意志人增光。
在1870年主导了德国统一的普鲁士人，继承了古代条顿人的传统，尚武而且专制，建立了在全欧洲令人生畏的军国主义国家。普鲁士专制主义政治之黑暗，对其德意志同胞之专横，致使许多德国人，在拿破仑时代宁可心向法国入侵者，其中就包括伟大的学者康德、歌德等人。德国人马克思终其一生都不爱自己的祖国；他早年那些最激烈的政评，都用于抨击普鲁士的专制。
普鲁士专制、尚武的军国主义传统，既被第二帝国——1870年统一后的德国——继承，也被第三帝国——即纳粹德国——继承。要说明前后两个德国继承的传统有多恶劣，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这两个德国先后发动了一战与二战，造成了空前的世界性灾难，同时也将德国自身推向毁灭。今天的德国人，从小学生开始，在历史课程中所学到的，首先就是他们的先人如何种下罪恶。
具有如此“坏传统”的德国得到了报应：二战结束时德国一片废墟，满目苍凉；几乎所有德国人一贫如洗，彷徨沮丧。德国会因此而一蹶不振、陷入永远的黑暗吗？
当然不是。德国赖以自救并重新崛起的，是一样东西——优越的制度。这个制度或许包含了德国人的独创，但主要得自欧洲文明的输送；而一片废墟的德国，则不再有抵制新制度的意愿与实力。
联邦德国完全移植了欧洲的议会民主制度，这就克服了德国传统中两样最恶劣的东西：专制与军国主义。被称为联邦德国经济之父的艾哈德，主导了颇具独创性的“社会市场经济”的建立，实现了经济的迅速复兴与重新崛起。德国经济制度之完善、经济管理之良好，可用一件事情说明：战后几十年，德国经济同时实现了高速增长与低通胀，物价甚至处于逐渐下降中，这简直是令人震惊的奇迹！德国的社会福利制度——这就是著名的“从摇篮到坟墓”的全面保护——之完善，已成为全世界公认的样板。
德国人终于依靠“好制度”克服了他们的“坏传统”，实现了复兴。或许，德国人对世界最大的贡献是：他们以自己的经验证明了：
一种好制度足以克服一种坏传统！
与德国有类似经历的日本，能够作为同样的例证吗？如果就口碑而言，当然日本远远不及德国。不过人们还是看到了，曾经给世界带来灾难的日本的专制与军国主义传统，已经被战后的新制度克服。这就不能不承认，好制度的力量终究无处不在啊。
德国与日本的例子似乎表明，制度还是起决定作用的。另一方面，英国与俄罗斯的例子似乎说明了，传统因素毕竟不可忽略，制度未必起决定作用。这样一来，我们就面临两难：制度的决定作用究竟是虚还是实？我们是否要摈弃“制度决定论”呢？
所谓“制度决定论”，顾名思义，就是主张“制度的优劣决定了社会的好坏”。似乎大多数人都持有这样的看法。难道不是这样吗？
对制度决定论者来说，一个颇为常见的不利事实是：一些制度相同或者相近的国家，在国家治理上有非常不同的表现，有时甚至相差悬殊。
朝鲜与越南，可以说是兄弟一对，几乎同时移植了苏联的斯大林主义制度。但在今天看来，两者的命运却相去甚远。
越南在二战后并不顺利，有近30年的时间处于战争中，曾先后与大国法、美、中交战，经受了深重的苦难。从1980年代开始，越南逐步调整了与大国的关系，改善了国际环境，开始专注于经济的复兴与改革，迅速跟上了世界潮流。今天，它已被视为一只新兴的亚洲小虎。
另一方面，朝鲜从1953年开始一直处于和平环境中，且享受着两个大国的慷慨喂养，但就是不争气，不仅在经济上远远落后于本为同胞的韩国，而且养不活自己的人民，直至连年饥荒，还要不断折腾，与全世界对抗，以致沦落为国际弃儿。
韩国与菲律宾，不便说它们是兄弟一对，但共同点亦不少：都曾被日本占领；都在美国的帮助下获得独立；都移植了西方的制度；都奉行亲美政策，等等。主要的共同点还是相同的政治经济制度。但结果却十分不同。韩国今天已是进入G20 的发达国家，其经济发展水平直逼日本，其GDP总量是朝鲜的40倍，人均GDP达31346美元（2018）。韩国的软实力亦不可小看，只需提到一点：今天全世界都在谈论“韩流”的影响。
相比之下，菲律宾的情况完全可以用悲惨二字：人均GDP仅3100美元（2018），排在第125位，就是在发展中国家中，也是落后的。国内秩序混乱，问题成堆。无论杜特尔特如何大话不断、牛气冲天，也无助于提升菲律宾低下的国际地位。
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不少。从这些例子看来，似乎制度并不起决定性作用。包括“传统”在内的许多因素，都有可能大幅抵消、扭曲、修正制度的作用；当然也可能保障、加强制度的作用。
如此看来，摈弃“制度决定论”，似乎就显得有几分道理了。
无论你对制度决定论提出多少疑问，都仍然会有许多人对制度的决定性作用深信不疑。更重要的是，任何致力于制度改革、倾尽全力引进新制度的人士，都是忠实的制度决定论者。面对这种状况，你能断然摈弃制度决定论吗？对于一个倾心于制度革新的人，难道你能不动声色地告诉他“即使有好制度，你的国家也未必有希望”吗？
在这一点上，我们关心的不是可互相对比的一对国家，而是具有相同或相近制度的一组国家。对于后者，理性的观察会发现：好制度将给其中多数国家带来福祉，坏制度则给其中多数国家带来厄运。这无疑是某种规律性的结论，尽管总不免留下少数例外。
例如，市场经济制度——当然应是真正的、健全的，而不是半吊子的——会给多数国家带来繁荣，战后西欧各国就是如此；集中管制经济会给大多数国家带来萧条，战后东欧各国就是典型例子。
对于制度起了作用的大多数国家来说，难道我们不能说，制度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吗？这样一来，前面对于“制度决定论”所作的否定性结论，就需要有所修正了。不妨这样说：
绝对意义上的“制度决定论”不免有些偏激，它不能用来解释某些例外；如果不算这些例外，制度的作用确实是决定性的，因而相对意义上的“制度决定论”并非不可信；而且，它将以巨大的精神驱动力，激励无数改革者去致力于制度革新。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依然需要“制度决定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