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人，终身都在与强大对手作殊死搏斗，始则反对大清王朝，继而反对袁世凯，然后反对蒋介石，接着反对斯大林，而且还反对服从斯大林的左派……，那么，你必定认为此人狂妄自大、自不量力，必致死无葬身之地！中国现代史上恰好有这样一个终身反对派，他就是鼎鼎大名的中共创始人陈独秀。
陈独秀1879年生于安徽怀宁县城（在今安庆），他恰好与有特殊缘分的斯大林、托洛茨基同一年出生。陈本名乾生，字仲甫，独秀一名可能出自其家乡的独秀峰。陈家虽非大族，也算世家，至陈独秀已在怀宁住了19代。祖上12世“业儒”，父为秀才，叔父是举人、官僚兼工商业者。深厚的家学渊源，影响到陈独秀一生的学术风格。陈独秀2岁丧父后，认叔父为嗣父；后因见解不合脱离已致巨富的嗣父，宁愿穷困一生，自称“不忠不孝”之人。
陈独秀最早涉及政治，可追溯到17岁前后，那时他正值刚中秀才之后，却被《时务报》吸引，成了康梁的追随者。他18岁时写了第一篇政论：《扬子江形势论略》，痛陈国势危殆。此后即违背家庭意愿，告别科举之途，投身救亡运动。
1897年，陈独秀就读于杭州求是书院（今浙江大学前身），开始接受西学。1899年陈独秀因反清言论而被开除。他继续从事反清宣传活动，1901年遭通缉，从安庆逃亡日本，入读东京高等师范学校。1903年回上海协助章士钊主编《国民日报》；1904年在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宣传革命。1905年组织秘密反清组织“岳王会”，任总会长。清政府的严厉镇压迫使陈独秀再度流亡，1907年入东京正则英语学校，后转入早稻田大学；1909年任教于浙江陆军学堂；辛亥革命后不久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
这份履历，已使陈独秀称得上是辛亥元老了。但陈独秀并未加入同盟会，这无疑影响到他此后的人生旅途。辛亥前，陈独秀最具光彩的活动要算组织岳王会了，那实际上是孙中山所推动的革命运动的一部分。岳王会本为成立于1898年的一个秘密反清团体，带有哥老会性质，后来趋于沉寂。主要由于陈独秀的努力，使该组织恢复元气，几乎得到新生，成为“光复会”一类的革命组织，后来其中许多成员成为同盟会以及国民党的骨干。岳王会在其存在的两年中，先后发动了两次起义，虽然均告失败，但影响巨大，为准备后来的辛亥革命作出了一定贡献。
陈独秀毕竟是思想深邃之人，岂能与那些扔炸弹之辈同样见识？他对同盟会中一些人限于排满革命很不以为然，更看重制度革新。具有这种眼光的人，岂能满意袁总统——更别说后来的袁皇帝——这样的旧式人物？在陈独秀看来，袁世凯实在不像一个共和制元首。这就注定了，辛亥革命之后，陈独秀仍然不脱反对派的角色——袁世凯政权的反对派。
辛亥革命后，孙毓筠任安徽都督。他系满洲贵族，追随孙中山，与陈独秀也有旧谊。他立即召陈为省府顾问，且赖其为臂膀。陈独秀岂是白吃官禄之人？在顾问任上全力推动改革，尤其力主改造旧官僚机构。当时的官场，能有几个如陈独秀一般较真的人？陈的主张自然得不到多少人的支持，就是孙毓筠也十分为难。后来，陈在岳王会中的老战友柏文蔚接掌都督，陈独秀成为秘书长，实际上承担起省长职责，行事较为顺畅，维持了约一年的愉快时光。
1913年反袁的二次革命一起，柏文蔚与陈独秀就义无反顾地站在最前线。柏、陈都是旗帜鲜明的人，已经破釜沉舟，再无退路。只是，人谋岂胜天命？当时的天命确实还不在反袁者一方，力量对比如此悬殊，讨袁军毫无胜算，几乎还没有真正交手，就败局已定。大多数革命党人又回到了辛亥前的境况，走上流亡之路。陈独秀则更不顺遂，一度被武人扣押，差点送了性命。捡回这条命后，又成为北洋当局通缉的首犯，只有流亡日本一途了。在日本，陈独秀协助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一俟形势变化，陈独秀便返回国内。
1916年，北大校长蔡元培三顾茅庐，请来了陈独秀作北大文科学长。蔡元培原就是陈独秀在反清时期的战友，陈入北大可算为知己者用。
陈独秀本是极独立的人，有了如此曲折的经历之后，更难屈身于某个势力之下。他既在寻求国家的出路，也在为个人闖出一条道路。
1915年，陈独秀几乎单枪匹马创办了《新青年》杂志（初名《青年杂志》，1917年改名）。当时陈独秀未必想到，正是这个杂志奠定了他一生的事业，也铸成了他一生的悲剧。正是《新青年》，发起并主导了掀起滔天巨浪的新文化运动，进而催生了中国共产党，后者后来成为现代中国的支配力量。这段故事史有明载，不必多说。
真是劫数难逃，陈独秀又要当反对派了。这一次，他反对的是后来主宰中国几十年的蒋介石；从1925年起，蒋介石就是国民党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陈独秀之所以不能屈从于蒋介石，当然主要是信仰不合，但也未必没有性格因素。陈独秀一生孤傲，从不肯轻易附人，对于他未必欣赏的武人，尤其不肯亲近。在1920年代国共合作的蜜月期，蒋介石灸手可热，一些共产党要人都趋之若鹜，一个个成了蒋介石的亲近同僚，或当宣传部长，或当政治部主任，或当国民党中央执委。作为共产党首脑，应该说，陈独秀最有资格在国民党中高就。但他就是离得远远的，宁可呆在上海的党务机关里坐冷板凳。或许是陈独秀早就看出国共的破裂终将不免，自己又不想公开反对国共合作，以免得罪斯大林，因此尽可能不深度介入国民党的活动；甚至在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他就单独公开退出了国民党。但无论他如何应对，到国共合作的天塌下之际，他都逃不了最惨倒霉鬼的命运：既在共产党中成了替罪羊，又成了蒋介石的头号敌人。
1927年，蒋介石揭去面纱，公开清共，陈独秀公开声明谴责蒋介石。除了他的许多同志蒙难之外，陈独秀自己的灾难也接踵而来：在斯大林的代表的主持下，中共撤换了陈独秀，不久又开除其党籍。他曾经是最不信任蒋介石的人，现在则被谴责为右倾投降蒋介石、唯一要为革命失败负责的人！他的两个儿子，当时已为共产党高干，相继被蒋介石杀害。此时，国恨家仇集于一身，陈独秀与蒋介石已经不共戴天了。
在20世纪的上半叶，有一个人是大多数中国人不敢得罪的，他就是斯大林，他是使全世界几乎一半人闻风丧胆的人物。中共不敢得罪斯大林自然不必说；蒋介石又岂敢得罪斯大林，至少在1937年之前他不敢，那时其大儿子还流连于西伯利亚荒原上呢，有什么事情是斯大林不敢做的！就是蒋经国回国之后，蒋介石仍然不敢惹斯大林；斯大林动一个小指头，就会使蒋介石吃不消。在世界三巨头会议上，中国吃斯大林的亏够大了。
就是对如此可怕的人，有一个人竟敢得罪，他就是猛汉陈独秀，那还想有好果子吃！或许是陈独秀已经豁出去了，即便是死无葬身之地，他也别无选择。
陈独秀之得罪斯大林，实在由来已久。还是在建党初期，对于自命不凡、颐指气使的共产国际代表，没有一副好脾气的陈独秀，就常常忍无可忍，拍桌打椅，弄个不欢而散。也不知斯大林接到过多少份报告，反正他知道陈独秀绝对不是好的党魁人选。
在1927年国共分裂之际，正好就势换马。如果随便找个体面的理由撤下已近50岁的陈独秀，那么也不是什么太出格的事。但斯大林一定要将他自己的全部失策栽在陈独秀身上。但以为陈独秀是一只顺从的替罪羊，那就找错对象了。陈独秀本来就是一头犟驴，蒙了不白之冤后就更加怒不可遏，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将老底揭个底朝天。这样一来，斯大林固然多少丢了一点颜面，但毫无抵抗力只待收拾的陈独秀就更惨了。幸好，他总算沉住了气，没有乖乖地应召去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否则，他就只有去古拉格群岛苦度余生、埋骨异乡了。那个1930年曾一度大权在握的李立三，失去莫斯科的信任之后，还不是在苏联挨过了十多年的铁窗生涯。
今天中国的年轻人想必怎么也不能明白：中国人在国内犯了事，怎么就得去苏联受惩罚呢？这就是不知道：中国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而共产国际实质上就是苏联！
被斯大林判为“投降主义”的陈独秀，总算没自投罗网，可见他毕竟不缺少智慧。
但即便是陈独秀这样有大智慧的人，也未必总有先见之明。例如，他并非一开始就看清了苏联模式的误国误人。只是经历了1920年代的大起大落、1930年代的命运无常，他才逐渐有所觉醒；而在其晚年终于大彻大悟，明白了人生、主义、至善理想的真谛。
一个如此才智非凡的人，却潦倒一生、不堪回首。在觉醒之时，他并非为自己孑然一身而痛楚，而是为那样多空怀理想、壮志难酬的人而悲哀。他并不懊悔自己对于自由、解放、平等、人道、文明的终身追求，只是痛心于那些垄断真理的人扭曲了人们的理想。在那个时代，他还找不到恰当字眼来表达这种迷误，只能用那时习惯的用语，将他已看清的丑陋，一概称之为左倾。
陈独秀对左倾的认识，最初来自列宁的《论左派幼稚病》：左倾或左倾盲动主义，就是超越客观现实，追求只有在未来才可能实现的目标，主观蛮干，不惜招致重大损失。从现象来看，陈独秀在1920—1930年代亲历的几次左倾盲动似乎就是这样。在这种认识下，左固然不好，也不过是性急而已，终究情有可原。但左倾者手握大权，压制异己，制造血腥暴行，就如1930年代苏联的大清洗，原来的认识就根本无法解释了。
只有到这时，陈独秀才终于明白，左派们的终极目标也是不可取的，他们以一种毫无理性的乌托邦幻想，偷换了人类对于真正文明价值的追求。左派所鼓吹的平等，原来是在革命外衣伪装下的新的等级制；左派推崇的“无产阶级民主”，原来是不折不扣的专制；左派视为革命核心理念的“无产阶级专政”，原来是对异己者的不受限制的清洗。左派的目标，不是什么“明天的美景”，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罪恶。
看透这一点的时候，陈独秀已经是四川江津乡下一卧病老翁，已经气息奄奄，再无回天之力了。即便如此，铁骨铮铮的陈独秀，依然不改其本色，最后一次演好他的反对派角色。只是，这一次反左，已不再是反某一个人、某一个派别、某一个势力，而是反一个主义、一种思潮。如果他判断错了，岂不会万劫不复，成为千古罪人？陈独秀毕竟是陈独秀，他没有这番顾虑，还是奋起他那病弱之躯，写下了留于后世的铿锵文字。
在不断的“反对”中，陈独秀度过了自己的惨淡人生，几乎死无葬身之地。他再无机会回首一生，反省自己的历次选择。
终生的反对派，而且每次都是失败的反对派！其选择能对吗？
满清皇帝还坐得好好的，你不去守住那份殷实家产，争点功名，而冒杀头之罪，聚众谋反，还能不负案潜逃，惶惶如丧家之犬？袁世凯已是当朝大总统，你即便心中怏怏，也应守国民之道，权且忍着，岂能说反就反，还能不通缉之下，亡命海外，甚至差点身首异处？在1920年代，谁不知蒋介石是盖世枭雄，与之争锋，岂不以卵击石？要不是蔡元培、胡适、章士钊一帮老友倾力相助，在南京特别法庭上还能落个轻判？1929年之后，你已是无党无派，何不图个清静，哪来的那股犟劲，一定要与当红的斯大林或者左派计较一番，那不是自不量力，甘冒身败名裂之险吗？
实在是一错再错，直至一错到底啊！
换一个角度，或许能教你一种智慧，使你每次都转错为功。组织岳王会反清是民族大义，没有什么不对；只是应当多潜伏些时，等到辛亥年再发动，岂不立了首功，更何罪之有？袁世凯老贼当诛，讨袁实属义举，但何必操之过急？应当等到云南护国军起，再举义旗，岂不也是护国功臣，哪需亡命日本？反蒋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但不如到蒋失势之时，再举起反蒋大旗。至于反斯大林与反左都不错，但最好的时机就到了几十年之后，可惜老天爷已不给你那么多阳寿了。
可见，做反对派并没错，只是没有选在合适的时候，老是“反非其时”。但有了选择时机的智慧，陈独秀也就不再是陈独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