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后一个皇帝退位一百年之后，说谁还有“帝都情结”，想必会贻笑大方。但你真的毫不在意人们津津乐道：上等好戏，赴京汇演去！上等物品，献给首都去！调动职务，最好当京官去！最好的学校，办到京城去……。没有任何外省城市敢与首都争平等地位；没有任何外地人敢与京城人平起平坐。这一切，不是帝都情结又是什么呢？
国之有都城，自古已然。就是传说时代那些胼手胝足、与民同劳的先王，据说也设了都城。据某些古籍所载，黄帝都轩辕城（今涿鹿），尧都平阳（今临汾），舜都蒲坂（今永济），禹都邓（今南阳），等等。
帝都真正显示出规模与气象，无疑从秦始皇大举扩建咸阳开始。阿房宫固然早已灰飞烟灭，咸阳古都的那份峨峨威严，仍然透过古籍的纸页，震撼着后世人。历代帝王，无论都长安、洛阳、金陵还是北京，都留下了帝都的宏伟遗迹，也留下了关于古都的种种传奇。
无论帝都如何辉煌壮观，都不应只看作一项物质成就。一个在两千多年前就能够建长城、修驰道、开运河的民族，早就具有修建巨大都城的技术能力。帝都更是一项政治成就与精神成就，它是至高无上的皇权的体现，也是天下归心、万邦来朝的象征。
帝都的全部力量就在于，它是天子所居之地，是有关帝国的所有神话的源泉。离开了那威严至上、无所不能的皇权，仅仅被一堵高墙围着的城池——现代考古研究表明，直到秦汉时代，像近代北京城一样用一堵坚固的城墙围住帝都，并不是理所当然的事——什么也不是。
你不妨看看史籍，东汉末年，皇权陨落之后的长安与洛阳；隋朝末年，社稷崩塌之后的洛阳，其破败凄凉几乎出现在弹指之间。
只要有皇权在，帝都就几乎能实现一切。皇权不过是专制独裁的代名词，其本质就是统制天下。只要帝王感到需要，他就会不顾一切地集中天下的资源于帝都。
集中天下财富 为了建造宫殿、楼阁、园苑以供帝王与贵族们享受，为了供养京城中巨量的文武百官、兵丁衙役，在漫长的驿道上，满载着粮草、金石、木料、奇珍异宝的车辆哪一天断过！
今天对大运河赞叹不置的文人们，可曾想过，至清末为止，它的主要功能不过是为京城输送江南大米！文人们大概也不曾细想，将云南的巨大楠木运至北京修建太和殿，那是多大的工程？
集中天下权力 现代世界盛行的那种分权制，在帝国时代简直闻所未闻。要看皇权集中到什么程度，只说一件事：所有县令的任命都出自皇帝的硃笔。
267年，晋武帝司马炎亲自发下诏书，征召远在蜀地边陲的蜀国旧臣李密（224—287）来帝都任职，虽被婉拒，留下了千古美文《陈情表》，但那无远勿届的王权，还是足以令人惊叹。
**集中天下英才 ** 在实行科举初见成效之后，唐太宗留下了一句千古名言：“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这可不是一时心血来潮的感概之言，实在说出了历代帝王的共同感受。
帝王们未必能人尽其才，但至少也要将天下英才笼络到京城养着，岂能放任其流落四海，以致成为图谋不轨的隐患？高等教育集中于京城就更不必说了：全国唯一的一所大学“国子监”（此前称为太学）就在京城。
集中天下宝典 凡体现皇权一统、天命神授的象征、机构与设施，都理所当然地集于京城，以便天子直接掌控。例如历代图书典籍集于京城；国家宗教大典祭坛设于京城；天子与上天沟通的钦天监设于京城，等等。
有了这种种集中，天子、帝都与权力就真正三位一体了。
随着帝国之退出历史，帝都的使命也随之完结。共和制既终结了帝国，也终结了帝都，取而代之的是共和国的首都。
或许，今天仍然会有许多人不清楚，帝都与首都有何区别呢，不都是那个最大的官儿的居住之所吗？那么，我现在就要告诉你，两者在性质与功能上都不可等量齐观。
帝都是帝国在所有意义上的重心，它不仅是皇帝老儿居住之所而已，而且是帝国经济权力、政治权力、精神权力——总之一切权力之中心。
至于共和国首都，它不过是政府所在地而已，此外就不再有什么别的含义了，至少在原则上应当如此。
首都应当集中全国的财富，或者应当是经济中心吗？不！例如，美国的经济中心就不是首都，而是纽约，这也不是法定的，没有谁能保证纽约将永远是经济中心。
首都应当是文化中心吗？不！西班牙的文化中心就不在马德里，更像在塞维利亚。
首都应当是交通中心吗？未必！而且，任何稍大一点的国家都未必需要一个交通中心；即使需要一个，也不必恰好是首都；例如美国的交通中心更像是圣路易斯而不是华盛顿，德国的交通中心更像是法兰克福而不是柏林。
在很多方面，首都似乎都降低到一个无足轻重的地位，这大概会让那些怀念着帝都辉煌的人深感失落。那么，这该怪谁呢？应当说，在任何国家都不会有人去刻意贬低首都、压制首都。问题在于，共和制不可能赋予首都以特权。
这样，除了是理所当然的政治中心之外，在经济、文化、科学、教育、精神生活等诸方面，首都不过是一个与其他城市处于平等地位的城市，它必须以平等的身份参与城市之间的竞争；至于在经济、文化等方面，首都能否成为老大，那就取决于它的努力与运气了。
当然，不可否认，由于历史、地域与心理上的特殊资源，首都即使在经济、文化方面也多少占有一些优势。但这与共和制国家的立法精神无关。
像伦敦、巴黎、罗马、柏林、雅典、开罗这类名城，它们都是公认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与它们是否为首都并无关系。它们的地位是历史地形成的，没有人也不可能以是首都为由去刻意扶持它们。
要知道，在共和制下，任何涉及首都特殊地位的行为，都必须通过议会立法，有什么理由可以相信，其他城市的民意代表会同意通过这样的立法？如果柏林以申办奥运会为由，要求波恩的纳税人为其出资，那么，波恩的民意代表在议会中只会说：自己去张罗你们的奥运会吧！我们这里的人很可能会倍感惊讶：能这样不爱国吗？他们根本不知道，在共和制下，可没有我们所熟悉的那种“举国一致”。
归根到底，这是一个权力划分的问题。帝国时代，几乎一切权力都属于宫廷，与宫廷联成一体的帝都，自然也获得了至上的权力，因而能毫无顾忌地集中国家的一切资源。
在共和时代，首都作为政府所在地，除了享有荣誉与道义上的优势之外，再无任何特权，它哪里能擅自到地方去拿一砖一瓦？将大国崛起视为头号价值的人，多半不会喜欢这种权力格局。无论这些人的主张如何有道理，但与现代价值及世界潮流都会格格不入。
且不要再说什么伦敦、巴黎了！那毕竟是在番邦，我们只关心北京！这座800年的古都，这座承载着光荣与梦想的城市，它才是我们永远的骄傲！
这个曾经的帝都，集中了全世界帝都的一切精华，比一切帝都，都更像帝都；它的金銮殿、它的龙庭、它的天安门，在全世界难道不是独一无二？每当看到我们的年轻人在仰望天安门时热泪盈眶，竟全然不在乎这是帝国的象征，我就不胜悲哀。先烈邹容、陈天华们的流血牺牲，所换回的难道就是对帝都的无限敬仰？
幸好，我们已经到了不需要帝都的时代，北京终于不再是帝都！
但是，它是共和国的首都吗？理所当然是！这已明载于共和国宪法了。北京作为共和国之都的法律地位当然不成问题；但其形象却更像一座京城。
北京的特殊地位，可不仅仅是一种荣誉与道义优势，而是实实在在的权力。这里正是那个集中了所有权力的地方，权力集中的广度与强度，都是那些古代王朝所无法比拟的。任何地方城市，无论如何财大气粗，也别想挑战北京的特殊地位；想与北京平起平坐，就别做梦了吧！北京首先是政治上的老大！
北京在经济上也要当老大！在历史上，这当然没有问题。但近代的工商业城市上海、天津等崛起之后，并无工商业优势的北京就难领风骚了。但一旦有了权力，就不难再造一个巨型工业城市北京。毛就说过：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要看到工厂烟囱林立就好了！
拥有无限权力的官员，很快就将这一训令变成了现实，北京的巨型钢铁厂、化工厂、炼油厂的无数烟囱竖起来了。与此同时，几乎所有国内超级大公司的总部似乎遵命般地迁入北京，不少世界大公司也很知趣地竞相落户北京。还有来自世界各地、心怀创业梦想的冒险家云集北京；成千上万寻找谋生机会的打工仔汇聚北京……。有了这一切，北京的经济地位还能不快速攀升？它已接近于成经济老大了。
北京在文化上是当然老大，谁还有疑问？只是，北京觉得还大得不够，继续大把大把砸钱建文化设施：大剧院、博物馆、美术馆……，反正钱永远不成问题。
北京在科学技术上早就是老大，就凭科学院在北京，谁还敢和它竞争？至于科学院下的蛋以及孵化的子孙，就更不可胜数了。但将如此巨量的科技人才，拥挤在一个狭小的地域内，是否能发挥效率，却不是那些身居要津的人们考虑的问题。
北京作为教育老大的地位，早就由帝王们定下来了，今天的事情不过是保持并加强这一地位而已。当然还是砸钱，砸无限多的钱！今天北京大学之多，规模之大，唯有使当年国子监的老先生们羞愧难当——只是这些人今安在？
北京要做医卫事业的老大，是理所当然的；仅就中央机关的医疗需要这一条，北京就该拥有全国最好的医院了，谁还能有意见？
即使有了这许多老大名位，如果北京老百姓不感到切身受益，那老大的光辉就不免为之减色。因此少不了最后一条：让北京居民过最受羡慕的生活，这就意味着要当“宜居城市”的老大。
或许这一桂冠还有待争取，但功夫是确实下足了。谁不知道，北京居民所享受的福利，当然地胜过其他大城市；谁不知道，烧钱数千亿的“南水北调”，就是要“让北京人喝上清甜的水”。不过，北京人最受羡慕的，还是子女升大学的那种完全中国特色的优惠待遇。
北京人要争这许多第一，难啊。当然你知道并非如此。有了权力，有什么办不成的事？
一旦戴上了这么多桂冠，人们就再也不将北京作等闲看了。今日之北京，已经不再是通常意义上的首都，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京城！
首都不过是中央政府所在地而已，不应该有这许多功能，尤其不应该有囊括所有第一的功能，那种功能天然地是属于帝都的。将帝都的功能移之于首都，首都就不成其为共和制下的首都了。
首都乎，帝都乎？人们该要哪一个呢？
还是留下一个问题：一个共和国的首都，为什么一定要处处去争当老大，以致将自己染上京城色彩？你可能会说，有权力啊。有权力只是说明了做成这些事不难，不能说明为什么非这样做不可。权力不是也可以不用吗？
这是一个不易回答的复杂问题。在多种可能的原因之中，我想强调那个基于文化传承的特殊心态，它叫做帝都情结。
其实，帝都情结首先是一种帝国情结。尽管最后一顶皇冠已于一百年前落地，但帝国并没有在许多人心中消失。
记得在我少时，曾亲耳听到一个老者问别人：现在谁谁还坐金銮殿吗？这可不是开玩笑，老人的询问是非常真诚的；即使回答是“还在坐”，料想他既不会惊奇，也不会反感。
直到1980年代之后，我还听到一个老人十分伤感：“如果谁谁的儿子没死就好了。”皇权在中国毕竟存在了几千年，许多人不容易接受它突然成了坏东西。
诚然，皇冠无人敢戴了；但人们却未必一下子就认为，戴其他什么“冠”与戴皇冠就一定不同。毛在延安时曾拷问别人：总统与皇帝有何区别？不待人家回答他就仰天大笑曰：还不是一回事！我相信会有许多人认同此看法。倘袁世凯早闻此言，不知作何感想。
既然没有帝国的帝国情结还在盛行，怎么能断然否认没有帝都的帝都情结呢？确实，在不少人的潜意识中，今日之京城，无非就是昔日的帝都。在那些战战兢兢地准备“赴京汇演”的人看来，在那些选择最好的特供品进京献礼的人看来，在那些虔敬万分地赴京接受接见的人看来，今日之京城不正是他们心中那个圣上所在的地方吗？
既然还是隐藏在心中的帝都，怎么能反对，尽举国之力来服务于它呢？于是，让京城成为每个方面的老大，也就顺理成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