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些知名人士对文革受害者的公开道歉，掀起了一次小小的舆论浪潮。这是多年来难得一见的景象。
能够道歉，是人与动物的重要区别之一。很多人类情感，诸如兴奋、悲伤、渴望、不满、厌恶、愤怒等等，一些高等动物也不同程度地具有。但你可曾听说过动物的道歉？可见，歉疚（或遗憾、悔恨）是人类独有的情感，真正属于人性，而且是人性中最深邃、最精微的部分之一。因此，说损人而不肯道歉者没有人性，并不为过。
在人际关系中，对他人的伤害应该有适当的抵偿，是人类在长期演化过程中形成的一种观念。
在人类历史早期，盛行的抵偿原则是“对等报复”，即以牙还牙：断人一手者亦应断一手；夺人一命者应偿一命。这种做法至今仍然被保留在一些半原始部落的习俗中。
不可否认，对等报复原则具有某种平等要素，且由当事人直接实行，并不需要执法者。但它毕竟太简单粗暴，纯粹基于原始观念，它的不受限制的运用只会导致人类的毁灭。放弃对等报复的权利，是人类迈向文明社会的非常重要的一步。这一进步避免了人类的互相残杀，其重要意义怎么估价都不为过。
然而，损人行为的受害者仍然需要得到某种补偿；否则，侵犯他人的行为就得不到任何约束，其最终后果将仍然是人类的毁灭。因此，以补偿原则取代对等报复原则，乃是人类文明演化的必然结果。补偿可取多种不同的形式，依据施害者所付代价的大小，主要有如下三种形式：刑罚、赔偿与道歉。
道歉无非是施害者对受害者的一种最低限度的补偿。
道歉既可以是自愿的，也可能是被强制的；既可以是唯一的补偿，也可能与赔偿或刑罚一起实行；既可以最轻微地略表歉意，也可能以最强烈的形式承担罪责，亦即谢罪。
可以说，谢罪是道歉的最高形式；一些极端仿效古风者，甚至以生命作为谢罪的代价。顺便指出，日本民族似乎不乏谢罪传统，至少经常将谢罪二字挂在咀边；这与它在侵华问题上拒不服罪的顽固态度形成强烈反差。
道歉尽管是对于罪错的一种最低程度的补偿，其社会功能却不可轻视，在某种意义上甚至高于其他补偿形式。
首先，道歉明确表达了施害者对于受害者所受痛苦的体认，这对于受害者是一种难以替代的精神慰藉。无论赔偿或刑罚，都未必能达到同样的效果。最真诚的道歉，甚至足以使受害者放弃赔偿或起诉，这种事例并不少见。
其次，真诚的道歉表达了施害者对于他所违背的那些社会准则的认可，而这就杜绝或减少了他重犯旧错的可能。与之比较，基于强制的赔偿或刑罚，则都未必能达到同样的效果，这为大量实际事例所证明。一个以消除冲突、增进文明为目标的社会，以鼓励道歉为要务，是理所当然的。
最后，唯有公开道歉，才能唤起社会对于反人道行为的普遍厌弃，唤起社会对于受害者的普遍同情。人类社会本来就极度复杂，加以种种意识形态的介入，是非曲直常常晦暗不明。即使杀人凶手伏法，仍然可能有人对否定暴行不以为然。对于伸张正义，刑罚的作用十分有限。道歉未必能完全澄清世俗迷雾，但其精神影响力是不可替代的。
最近一些原红卫兵的道歉，多少重新唤起了近乎麻木的社会对于文革罪恶的反思；而且，不正是这类道歉——尤其是高层人物与相关组织的道歉——太少，致使今日社会普遍缺乏对文革罪恶的认知吗？
一个对于内乱中的反人道罪行不能道歉的民族，在要求曾施暴于己的外族道歉时，能占据道德高地吗？
综上可知，对于伸张正义、弘扬人性、增进文明，道歉有其特殊价值，绝不是可有可无的事情。有充分证据表明，凡属倡导道歉的文化，其社会具有更高的文明发展水平；而忽视、排斥甚至弃绝道歉的文化，其社会不免陷入野蛮化而不能自拔。
人们不是对我们的古老文化充满自信与自豪吗，在是否看重道歉这一点上可不能含糊啊！
现实生活中既有大量真诚道歉的事例，也有大量拒绝道歉的事例，它们都足以震撼世人，引人深思，值得列入最动人的人类故事。
道歉的形式多种多样，其主要者有：个人对个人；个人对社会；国家对国家；国家对个人，等等。
个人对个人 在最轻微的程度上，几乎每个人随时都在准备着为自己不经意的过失道歉。你在车上不小心撞了别人，总该说句对不起吧。不要以为这微不足道，但这是文明修养的起点！如果连一声对不起都不肯说，怎么能指望你在大事情上具有反省精神呢？至于对他人的重大伤害，近年来的刑事案件报道表明，施害人应当道歉已逐渐成为一种社会共识。毫无悔意的施害者毕竟少见。
个人对社会 能够对社会造成普遍伤害的个人，当然不可能是普通平民。这种人要么是执政者、高级公职人员及商界领袖，要么是像毒贩、叛贼一类的社会公敌。此处不妨只说执政者。执政者并非圣人，岂能无过，只要其过失不超过一定界线，未必值得深责。民众对于执政者通常取宽容态度，在威权国家尤其如此。因此，执政者对民众道歉，似乎非同寻常。但是，执政者的施政一旦出现重大失误，造成严重后果，或者在私德上出现严重污点，执政者在是否要向社会道歉这一点上，就面临着艰难而痛苦的抉择。
对于一个现代法治国家而言，有重大过失的当政者几乎没有任何选择余地，只有道歉，或者干脆辞职。克林顿因莱温斯基事件而公开道歉，在美国根本就不是什么难以想象的事情；如果他拒不道歉而又不必下台，那么美国社会就离开法治轨道了。
而对于威权统治者，事情就没有那么简单了。威权统治者对社会的严密控制，高度依赖于下属与民众对他的无条件服从甚至崇拜，因此，统治者的颜面无比重要，甚至如同生命。
首先失去颜面继而失去生命的古代帝王，岂在少数！不到万不得已，威权统治者绝不会做任何有损于自己威严的事情。中国古代帝王也不时下点“罪己诏”，但只是针对地震、日食这类自然现象而发，其中并无任何实质性的自我批评。
这种作秀，与其说是道歉，还不如说是统治者借以表达自己替天行道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与王朝时代的皇帝相比，现代执政者不具有“受命于天”这种先天优势，更在意于自己的面子，更恐惧于颜面的丧失，因而更不敢轻易就自己的罪错道歉。现代史上一些败政昭著的执政者，没有任何道歉或自我批评的表示，是毫不足怪的。即使目睹数千万子民沦为饿殍，仍然声称“绝不下罪己诏”，其内心之坚定固然足以令人惊诧，但其固守权位之精明算计，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国家对国家 国家对国家的道歉通常出现在战争之后。胜利者无论其是否拥有道义，绝无道歉之可能；你听说过胜利者的道歉吗？至于失败者，如果它在战争过程中犯有严重的反人道罪行，例如屠杀平民，虐待战俘，使用违禁武器等等，则它对受害者道歉或谢罪，乃是情理中的事。
不过在实际上，作为胜利者的强国往往已经获得种种好处：领土割让、战争赔款、有利的战后条约等等，未必对失败者的道歉感兴趣。
二战之后，美苏两国会对日本的道歉感兴趣吗？而属于战胜国阵营的弱国或小国，是否能得到战败国的道歉，则取决于战后的形势与战败国的态度。
二战后的两个极端例子很能说明问题。德国采取了彻底反省的态度，对纳粹德国的受害者反复表示真诚的道歉，赢得了世界各国的谅解与好评。德国总理勃兰特在波南受害者纪念地的历史性的下跪谢罪，震动了全世界；那不寻常的一幕，将作为理性对于邪恶的胜利而永远载入史册。与此相反，同样是战败国的日本则很少表现出道歉的诚意，致使它与其邻国的关系一直麻烦不断。
如前所述，道歉表达了施害方对于所违背的原则的认可。日本之不能真诚道歉，恰好说明，它并不真正认为，用武力实现征服有什么不义；它也不认为，那些在南京、东北与华北等地死于日本军刀或枪弹之下的人，有什么悲惨与不幸。这就没法相信，一旦条件具备，日本不会再来一次“大东亚共荣圈”计划。对于这样的民族，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国家对个人 由于种种原因，国家可能伤害某个或某些公民，这通常由司法误判造成，即使在高度成熟的法治社会中，亦难完全避免。至于政治运动中的冤案受害者，例如胡风分子、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文革受害者等等，则并非司法错判，是一种完全中国特色的政治受害者。此外，因为公共事务的种种处置失当，例如公共工程失误、自然灾害救治失责，都可能造成一些受害者。以上受害者一经确认，国家就负有补偿之责。除了必要的赔偿、恢复名誉之外，也有必要由一定的机关代表国家对受害者作出道歉。
在我们的历史传统中，这种意义上的道歉文化是完全不具备的。在王朝时代，如果冤狱的受害者有幸得到平反，人们所能听到的只是“皇恩浩荡”！现代史上，人数最多的受害者莫过于57右派与大饥荒蒙难者了。这些人——无论是生者还是死者——大概不太有得到道歉的希望了。经常听到的倒是，被改正的右派如何表示感谢。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特色的一道奇异景观！
时代毕竟在进步。近年来，一些刑事错案的受害者除了得到国家赔偿之外，也能听到某种道歉了。至于对大规模政治事件受害者的道歉，至少在海峡对岸已有开端：对于台湾2.28事件的受害者，马英九已道歉过多次了。这或许是中国政治文明的一线曙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