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俺们大院的哥们”，该包含多少豪气与优越感！在现代中国，机关大院、总部大院、学府大院……，可别只看作一个聚居地，它多半是某种辉煌历史的凝结点。命运密切关联着大院的人，不免滋生出某种大院情结。这是一种诱人的好心态吗？
大院不能没有围墙，我们就从围墙说起。
围墙根本算不上什么富含智慧的人类发明，它无非是远古人类防卫本能的产物，其最初出现的历史，湮没在人类黎明期的朦胧晨雾中。不会有任何民族刻意争夺围墙的发明权；将这份荣誉归于最早使用篱笆的人，大概不算太离谱。而使用篱笆的智力，或许仅仅略高于动物本能而已。
有了这一点认知，就不致在无处不在的围墙之前，抒发什么民族自豪感了。
现代围墙所引发的，不仅不应是什么自豪感，恰恰相反，更应该是某种自卑感：我们太有愧于强悍无畏的先祖了。要知道，几乎直到秦始皇时代，古之都城是没有城墙的！秦始皇建造万里长城的不朽功业，至今都在世界史上留下辉煌记录。
但中外人士竟然都不在意，修筑万里长城的秦始皇，却没有为其都城咸阳建一堵城墙。雄才伟略的秦始皇会疏忽于此吗？这显然不合常理；合理的解释只能是，他根本不觉得有此必要！
有必要修长城，而没必要修城墙。可见，长城与城墙的功能是完全不一样的，秦始皇对此心知肚明，不可能有丝毫误判，而现代人却反而犯糊涂了。长城无疑用于防患外敌，在秦始皇时代就是阻挡北方匈奴的彪悍铁骑；长城是否真的能起此作用，那是另一个问题。
以中国幅员之广大，外敌直逼都城的威胁，大概通常不在帝王的考虑之内。唐太宗时，突厥人曾进犯至长安郊外的渭水便桥；北宋末年金兵竟然直取东京（今开封），掳去徽钦二帝——这都是反面的例子，说明都城也可能受到外敌威胁。
但那毕竟是千年一遇。从常识看来，城墙无论如何主要是用来防内叛的。不在咸阳修城墙的秦始皇，岂是不防反叛的人？那个尽收天下兵器、在咸阳铸12铜人的人，不正是秦始皇吗？不过，秦始皇还是有足够的自信，仅凭他拥有的无敌于天下的军队，就足以粉碎任何进犯都城的叛贼；他无需依赖于一堵城墙。对于秦始皇而言，这份自信的力量是实实在在的，尽管他的继任者滥用这种自信了。
因此不妨断言，遍布于中华大地上的围墙——包括城墙——都是用来防家贼的。
臣民的反叛固然不是常有的事，但在历史上还是不绝于书。无论叛民还是叛将，一旦聚集力量，以求一逞，其威胁之大，破坏之烈，熟悉历史的王侯将相岂能不知，岂能不防？水泊梁山那伙人的夺城犯州，固然是小说家言；但宋江36人横行州县，斩关夺将，却是史有明载的。
而在清代嘉庆年间，一小撮天理教徒竟然侵入了固若金汤的北京紫禁城，差一点夺走了大清江山，这一幕能不让多少年后坐龙椅的人胆战心惊！
叛贼不常见，而窃贼则随时有。围墙对于防患窃贼，还算是有效的设施，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成为修建围墙的主要理由。当然，围墙亦不足以完全抵挡窃贼。即使令人望而生畏的紫禁城，清末民初也被胆大包天的窃贼盗走了价值连城的国宝；其他被盗案件就不必说了。
官儿们依赖官府围墙来保护两样东西：宝座与财富。其实，需要保护的还有第三样东西：威仪，它不仅不被轻视，有时甚至是最重要的东西。
防止威仪被侵犯或亵渎，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将官员与小民隔开，而围墙正可起此作用。试想，如果阁下的厅堂之内，甚至宝座之旁，竟有外人擅入，目无尊长，大声喧哗，你除了大喝一声“无礼放肆！”之外，不会立即传下令去，着手下人切实管住围墙、门道，严禁外人闯入吗？
有了以上三项需要，如果还不明白围墙之重要，那就近于不可理喻了。
只是，现在即使官府之外的普通单位，例如学校、院所、企业、会馆、居民小区等等，也建起围墙了。正因为单位围墙的大量涌现，才出现了今天这种“无处不围墙”的辉煌景观。
这似乎不能从上述的三项需要得到解释。其实，单位的需要何尝不是如此。单位同样需要保护它的权，即某种权利，自然包括特权；任何突入其独占地盘的举动，都是侵权行为，而围墙正可用来阻止此种行为。单位也需要保护它的财富，无论是单位所有还是单位内个人所有，围墙通常就提供了有效的保护。单位还需要保护它的优越感——近于某种威仪；单位若没围墙，任人随意出入，体现优越感的那种神秘性岂不荡然无存？
此三者，与官府的三项需要恰相对应。
围墙圈定之所，在今日的话语下，通常谓之大院，这正是本文的主要关注点。
在狭义上，大院通常指某个国家机关、部门的专属院落，它常常集公务与居住功能于一处，在一定意义上，它正是历代官府的继承物。在广义上，大院包括所有由围墙圈定的单位地域，它通常也兼有工作与生活功能，例如（至少是旧的）大学校园就是如此。
不妨指出，真正体现大院的不凡与荣光、优越与高不可攀的，是机关大院。
这种大院起源于革命者进城时圈定的机关所在地。那时，分工精细的政府尚未成形，所有管理事务都集中在统称“革命机关”的各级总部。以干部相称的革命者仍然实行供给制，机关为干部们的衣食住行的基本需要提供后勤保障。
为使这种供给制便于实行，干部及其家属住于大院之内，几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这样，一个集办公与住家于一处的大院就遍布于国中；尽管后来工资制代替了供给制，但早已成为新政权细胞的大院，再也无法割舍，成为上下各得其便的永久场所，且随需要得到充分发展。
可见，大院原是革命的产物；甚而至于，大院就是革命的体现！
但革命并未到此为止。新中国的第一号格言就是：不断革命！革命从机关大院出发，一路势如破竹，很快就遍及社会生活的所有部门，并在其所到之处，让大院遍地开花。于是，起初的机关大院，发展为所有单位的大院。自此，一个以大院为细胞的高度组织化的社会成形，大院体制也就达到它的鼎盛阶段。
大院的围墙将社会隔离成两个截然有别的世界：大院之内与大院之外。
大院之内的人，很难不说大院的好话，而且也并非全无道理。说到大院的好处，有必要区分公私两个方面。对于“生于斯、长于斯、成于斯”的大院人来说，更易看到的好处，恐怕主要还是“私”的方面。
“前三十年”中，国人的生活并不轻松，大院之内也未必乐似伊甸园。但与大院之外相比，却不可等量齐观，这首先就有赖于所谓“特供”的好处——这无疑是供给制的遗泽在起作用。至于大院人在安全保障、医疗保健等等方面的好处，在大院内外都是尽人皆知的，就不必详说了。
说到“公”的方面，大院人很可能会强调：在居住地办公，让他们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让太太兼秘书方便了首长，从而有利于工作，等等。更多的好处似乎也说不上来。
综合如上两方面，可以说，大院人几乎本能地感到大院好处多多，对之不能不生出无限的挚爱与眷恋，而这就有了可称为大院情结的东西。是否应将这认作大院之“成”，那就只能见仁见智了。
至于大院之外的人，恐怕很难认同上面所说的这些好处。首先，对于大院之内的事情，大多数人通常既不了解，也无兴趣。少数关心社会而又客观理性的观察者，对于大院更可能持有负面的看法。
最大的问题是，一道围墙将大院人与社会隔开了，大院人再也不能而且也不愿平视围墙之外的大众，这就在根本上违背了平等原则，而实现平等原本是革命的初衷。
其次，正是一个堡垒般地封闭的大院，在大院人的意识中彻底消融了公与私的界线，让公共权力沦为权力者的家丁。
在最好的情况下，公共权力的服务对象可及于大院内的所有人，并不服务于一家一姓；而在最坏的情况下，公共权力就成了某个首长的家丁。
在任何情况下，理论上的“为人民服务”都成了空言。曾经显赫一时的重庆王，岂止是将重庆政府大院中的所有人——首先是王立军与张晓军——变成了他的家丁，实际上一度将全体重庆人都当作自己的家丁了。
还有，并非最不重要的是，封闭而又公私不分的大院生活，与现代法治社会完全不能相容。通行于全社会的法纪，一旦进入大院之内，只能降身为按大院的尺度量身定做的“院规”，甚至降身为某个首长家的“家规”。
如果某个首长偏爱“昼伏夜行”，白天不上班，任何会议得安排在午夜之后，全世界通行的那种公务作息制度，在这个大院内就行不通了。如果那个最高等级的大院也是如此，那么大院人就只有与万历爷打交道的福分了。
如果大院的弊端达于极致，那么大院之“败”就无疑义了。
大院人的孩子就在大院内长大，曾经是最被人羡慕的大院优势之一。
在龙腾虎跃的大院生活中，孩子们当然不是主角，甚至不是成熟的旁观者。不过，这些都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他们将是大院历史的书写者；大院生活对他们的塑造，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将如何书写大院历史，且不说他们将如何掌控或者改变社会。
将大院孩子作为一个特殊人群加以谈论，对他们似乎有失公平。问题是，正是他们自己执意要强调自己的特殊身份，并以此而自豪。
无论是当年的京城闻人苏晓康，还是那个大玩家王朔，以及娱乐界红人姜文、冯小刚，都不会不看重“咱大院哥们”这种身份，那是整整一个时代的耀眼标签。如果说，存在“大院情结”这种东西，那么它主要存于大院孩子的心中，与其父辈的关系倒少些。
任何“情结”都是难以描述的心态，遑论颇为特殊的大院情结。如果不究其细，仅取其粗，那么不妨将大院情结简化为某种特定的优越感。
值得自我肯定的优越感！干嘛不呢，难道还有其他什么群体敢与一比吗？仅仅是教他人别忘了，是他们的父辈打下了江山，就足以将自惭形秽的人吓退三尺！在上一代人的眼中，“根正苗红”是铁打的取人标准。
若论这个，就不会有任何人敢与大院孩子比试了。其实，大院孩子未必很看重这个，因为那至多只是一个过线的标准，他们的口气大得多：你爹是几级？说来也可怜，大院孩子得以自负的，不过就是这些东西。
大院情结本身也没什么，并不超出人的常情之外。更重要的是看它结出什么果实。很自然的一种果实就是抱负非凡。这完全是一个中性词，不含任何褒贬之意。
那么，抱负非凡的大院幼苗将长成什么参天大树呢？人们至少看到了如下三种类型。急功近利者醉心于将自己的优势转化为真金白银，在这件事上他们得天独厚，确实心想事成。这一类成功者不在少数。
眼光远大者则忧心国事，致力于“坐天下，保江山”，这事他们当然最有资格，行动起来确也风生水响。薄熙来就曾一度是这类人的典范。不过坐天下的交椅毕竟有限，没交椅者就只能跟着吆喝了。
最后还剩下一些死心眼的人，总觉得父辈们当初打江山时，毕竟对天下人承诺了自由平等民主的理想，现在真正实现这些理想，岂不正其时也？在需要维护大义之时挺身而出的女中豪杰马晓力，大概就是这类人中的佼佼者。
不过，一般而论，正是最后这类人，很可能最不受命运之神的眷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