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看重主权的时代，人们高度重视财产的主权、发明的主权，似乎也不应放弃思想的主权。这样，作为优质思想产品的真理，自然也存在主权归属的问题。那么，该由谁来主管真理呢？个人能自由地拥有真理吗？这无疑是值得高度关切的问题。
说到真理时，如果你心中不立即升起一股敬畏之心，那么，你与真理的缘分或许太浅了。如果你经历了那个天天谈真理、将无数为真理而献身的故事灌输到你头脑中的岁月，对于真理的感觉就会完全不同。真理该是何等神圣的东西啊！
尽管如此，我们却未曾学到一种本事，足以分辨出世间哪些是真理，哪些不是真理。“宇宙有始有终”是真理吗？“资本主义一定会灭亡”是真理吗？“人应为追求真理而活着”是真理吗？你未必能轻松地回答这些问题。
除了所涉事项的复杂性之外，更基本的困难在于，你甚至未必真正清楚：何谓真理？人类迄今并没有一个众所公认的真理定义，我不知道，这是否应算是文明的耻辱。那些为真理慷慨赴死的志士，能够死而无憾吗？
无论摆出什么严肃的理由，都无助于思想家们准确界定真理，因为他们面对的确实是一个非同一般的难题。如果人们一开始就抱负小一点，不以一个完善的真理定义为目标，而是满足于一个相对合理的定义，局面可能好得多。
我现在给出的，相信就是一个相对合理的定义：
对于一般事物的一个判断，在发现其包含错误之前，称之为真理。
此定义有三个关键词：判断、错误、发现，三者分别表达了真理的对象、真理的条件、真理的终结。对它们需要一个较长的解释，否则，定义的意义将不十分清晰，可能引起误解，而且也不便于运用。
真理的对象 它就是定义中的判断，也可称之为命题。后者更彰显出它在逻辑上应当是完全清晰的，其中所涉及的概念都应有准确定义，没有任何歧义。
例如，“资本家可恶”就不是一个恰当的命题，因为不知道“可恶”是如何定义的。在“判断”之前加上“一般事物”这一限制，意在排除对个别事物的判断。例如，“鲁迅姓周”是一个逻辑上合理的命题，但不涉及一般事物，将其列入真理之内并无意义。将这种情况排除在外是理所当然的；否则，真理将无普遍价值可言。
真理的条件 依据定义，真理需满足的唯一条件就是“不包含错误”。大概最使你惊讶的就在此处：怎么不直接点明“真理是正确的”呢？或许，你在所有教科书中看到的表述，都不会回避真理的正确性。这正是我的定义与同类定义的关键区别，这是特别需要解释的。
首先，“正确”与“不包含错误”，在逻辑上等价，这就无法从逻辑上反对我们的定义。
其次，就真理条件的验证而言，两种表述是很不一样的：要说清楚一个命题正确，通常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而说“未发现它的错误”，相对来说就容易多了。“市场具有经济效率”，你如何去给出完全证明？但指出“迄今尚未发现相反的事实”，就容易多了。
真理的终结 真理终结于发现其错误之日。可见，真理很可能仅有有限的寿命，未必一定永世长存。这一点想必会让崇拜真理者伤感莫名。首先给这些人一个安慰：许多真理还是寿命够长的，多半长于人的寿命。显然，真理之可能有终结，乃是真理条件的特殊形式的逻辑后果。从逻辑上看，以上表述已无问题，但其运用仍有一些疑问需要澄清。
首先，由谁发现错误，未加任何限制，因而任何人都可能充当发现错误的“真理杀手”。但对于发现的有效性需要可靠的裁定，这种裁定只能依靠专家，而且是专家中的主流意见。否则，就可能陷入争论不休的困境了。
其次，已终结的真理是否毫无价值可言了？这取决于它的错误程度。局部的、轻微的错误只是部分地损害其价值，它仍将作为某种“近似真理”继续发挥作用。
还有，已终结的真理仍然可以“复活”，复活之日，就是曾认定的错误被推翻之时。例如，“大学是培养人才的有效途径”，曾被看作真理；但据说发现大多大学生无用，上述真理就被废弃了。后来又发现“大学生无用”的结论并不真实，而且有作伪之嫌，于是原来的结论就复活了。
常听到“我拥有真理”、“真理在手”一类的说法，似乎如同财产一样，真理也是有所有权的。首先应区别，“法理上谁应占有真理”与“事实上谁占有真理”，是不同的两件事。首先考虑法理上的所有权。
真理如同财富一样，是人工创造出来的，并非天然之物。因此，真理有其创造者。如果承认现代通行的“知识产权”原则有效，那么，承认真理的所有权应归于其创造者，似乎就顺理成章了。但这一认定有严重的障碍。
首先，真理的创造者常常是不明确的。参与真理的创造至少有两类人：结论的形成者与“无错误”的裁定者，两者都可能出现很复杂的情况。
且不说谁是结论形成者可能有争执，结论由谁来采信？尤其事关军国大事的宏大问题，升斗小民即使有什么真知灼见，有谁听他们的声音？在1980年，“包产到户是成功之路”，看到这一点的农民何止千万？但只有从邓小平口中说出来，才被认为是真理。那么，这条真理的创造者是某个农民还是邓小平？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其次，不同于技术发明，真理是地道的“公共产品”，从它出世的那一天起，就无偿地提供给所有接受它的人使用，其创造者不能加以任何形式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真理所有者的占有权就完全虚化了，不再有任何实质意义。无论在实际上还是心理上，真理已经为所有使用它的人所共有，不再有人记得真理原本属于谁了。
这就是为什么，在现实生活中，几乎不存在清晰的真理所有权概念。
这样一来，从法理上确立真理的所有权，并不很成功。于是，只能转向考虑事实上的所有权。确立事实上的所有权也不简单，可能有多种情况，最主要的情况是：国家所有、个人所有（包括小群体所有）、公众所有，每种情况都需要一些解释。
国家所有 抽象的国家没办法行使所有权，所谓国家所有，实际上是代表国家的政府或领袖所有。国家有充分的理由占有真理。其实，仅用一条理由：“这是国家利益的需要”，就足以让任何反对的声音平息。
只要愿意，国家还可以举出许多其他理由，例如：提出者是国家公职人员，很可能就是领袖本人；真理的标准表述经国家机构认可，或者最后定稿；真理之无谬由官员或国家机构正式裁定，等等。
如果有了这一系列理由之后，还有某个个人坚持所有权，那就真正是自不量力、胆大妄为了。例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至今尚未遇到真正严重的挑战，不失为一条真理。其最初结论由南京大学哲学教师胡福明提出，后经胡耀邦组织专家修改、审定，数易其稿之后公开发表。此后，该观点就成为标准的国家哲学，胡福明就只能无声无息地退居一旁了。
对于国家来说，国家拥有真理有许多好处。
首先，唯有国家拥有解释权，在特殊情况下，解释无异于首创；解释权之重要不言而喻。
其次，类似于解释权，国家也拥有修改权，以使其更符合需要。还有，国家对于属于自己的东西收发自如，完全可依据需要将其付诸使用，也可以冷藏起来。
例如，“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是一条进口的真理。但一经官方占有之后，国家就垄断了解释权与修改权。官方的解释是，只有脱离党的领导的权力，才变成绝对的权力；因此应修改为：“离开党的领导，权力会导致腐败”。即使如此，在运用中仍然可能带来负面影响。于是，还不如将其冷藏起来，这些年就不再露面了。
个人所有 自然科学领域的真理，似乎不成问题。但你可能不知道我们曾经历过一个绝对禁止“私有化”的年代，即使自然科学真理也不例外。
不妨翻翻文革期间的报刊，那时的文章几乎不署真名，最常见的作者是“某某小组”。我的一位老师的遭遇令人不胜唏嘘：他要将一个研究成果投某刊物发表，依那时的规矩，需要学校开具证明，而学校当局就是不干。那位老师哀求道：“只请证明一下我是这个学校的人，即使注明我没资格写文章也行。”对方还是不干。
那时知识分子处境如此之惨，还谈什么“真理私有”。即使在今天，“真理私有”这几个字就足以将人们吓倒。
实际上，这是出于一种根深蒂固的误解，以为“占有”就意味着坐收其利，而没想到更主要的是担负不可推卸的责任，独立承担所有风险。例如，钱学森在1958年论证了粮食可亩产万斤，结论当然不可取，但署名负责，则是一种诚实的态度。
公众所有 试看一例：“物极必反”，乃是众所公认的一条哲理，大概没有人反对它是真理，尽管在大多数人看来不过是一个常识。它是国有的吗？如果政府的责任及于如此琐碎的东西，那么政府也太不堪重负了。它属于个人吗？今天很难追溯到某个个人了。这样一来，唯一合理的结论就是公众所有。
公众所有的真理是人类长期积累的结果，通常以俗语、格言的形式出现，其形成年代与起源都已不可确考。
人类文明之有赖于各种各样的真理，乃是一个尽人皆知、无需证明的事实。但是，我们开发或者生产真理的过程颇不顺畅，远未达到大量真理喷涌而出的状态。这就值得探讨一下，开发真理的机制是否值得改进。
如所周知，现代产业繁荣的秘诀或者关键要素是：分散化、交换、竞争，将这三者联系起来的就是市场。没有理由反对，在精神生产领域也需要类似的要素。
最基本的理由就是，今天的产业愈来愈依赖于技术创新，因而最终依赖于知识的更新，后者显然是一个精神生产问题。这就意味着，现代产业已经不再是仅仅由物质力量起作用的领域，精神因素在其中起愈来愈大的作用。而这就启示出，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所遵循的规则，愈来愈显示出更多的类似性。
因此，就有更强烈的理由断定，如同物质生产领域一样，精神产品的生产的繁荣，有赖于分散化、交流、竞争，同样也需要一个市场，它就是思想市场。
真理无疑是一种精神产品。这就意味着，主导一般精神产品生产的那一套机制，也应当成为主导真理开发的模式，即在一个有序的思想市场中，充分发挥分散化、交流、竞争等要素的作用。
分散化意味着，包括国家在内的任何集中化组织或机构，不应垄断真理的开发。从根本上说，开发真理不是国家的责任，而应是一种民间活动，由那些具有科学兴趣、探索精神的独立个人，或者自愿组成的学术群体来完成。
这种活动既不需要集中指导，也不需要任何计划管理。现代史的一条主要经验就是，集中计划扼杀生产的主动性与首创精神，有什么理由能使人相信，集中计划不会同样扼杀真理开发的主动性与首创精神呢？如同在产业领域一样，正是分散化的形式，促成了真理开发的专业分工与社会化。
交流意味着，真理探索者只有在平等气氛中进行自由讨论与思想交锋，才能最有效地推动真理的开发，这应成为学者的一种活动方式甚至生活方式，成为一种须臾不离的常态。
竞争意味着，真理探索者将为争得真理首创权而展开激烈竞赛。科学兴趣、事业雄心、好胜心理、世俗利益等等方面的考虑，都会促使学者们全力以赴去拔得头筹。
既然人类在物质生产中，能形成一套逐步完善的规则，那么就更应有信心，在更高等级的真理开发活动中，能形成更文明有序的规则，它们也将是思想市场的规则。
在这种市场格局下，再也无法想象，还有什么集中化的力量能够垄断真理；真理的主权只能是分散的，而且应属于民间，就像物质产品的主权属于民间一样。这样一个世界，肯定不是当今庙堂之上的衮衮诸公所乐见的，但如何去阻挡这一潮流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