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彬彬终于被选为北师大女附中的“知名校友”，得以荣耀地载入史册了。
这不失为一件美事，但可惜被王晶垚的愤怒冲淡了。
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原社科院近代所研究员，届93之年，为其亡妻之冤屈，仍然不得安静地颐养天年。不过，无论王晶垚夫妇如何值得社会关注，但在媒体看来，其新闻价值却远不及宋彬彬。于是，宋彬彬的传奇故事又被搬上了《南方周末》，而且占去了几大版！好在王晶垚毕竟被请来作陪了。
宋彬彬，这个当年红极一时的红卫兵明星，竟然风采不减当年，如此受人追捧，我不禁一时失神，记不起今夕何夕了。
宋彬彬故事的最初也是最浓墨重彩的两笔是：
1966年8月5日，北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被学生毒打致死，宋彬彬当时是女附中文革委员会的副主任，这使宋彬彬与载入史册的“8.5事件”脱不了关系；1966年8月18日，宋彬彬作为红卫兵代表，在天安门城楼给伟大统帅戴上红卫兵袖章；在谈到彬彬二字时，被面谕其“要武”。
自此，8.18一方面作为中国红卫兵运动的受洗日，同时也作为宋彬彬个人无比荣耀的面圣日，载入了史册。
8.18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宋彬彬享受了任何个人一生难得的荣耀：宋要武名扬全国，给宋要武的电报信件如雪片般飞来，仿佛一夜之间宋要武成了二郎真神，全国各地与阶级敌人鏖斗正酣的红卫兵纷纷求援于宋要武，宋要武的大名被无数的组织借用——连当时的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竟也屈尊求助于宋要武——似乎仅仅她的名字就抵得上一师精兵。宋彬彬8.18献红卫兵袖章的大幅照片，出现在全国各大报刊及所有需要造势的地方。宋彬彬真正成了光彩照人的大明星。
世上事常常是喜极而悲，福极祸至，宋彬彬恰好应了这一千年古训。
没过多久，宋彬彬之父宋任穷作为走资派被打倒，宋彬彬立即从顶呱呱的红五类变成了被人唾弃的黑五类，这不啻从荣耀之巅跌入苦难之渊；她被剥去了一切光环，抛到边远的内蒙农村当了知青。
文革之后，宋彬彬到了美国——这个当年红卫兵发誓要打倒的国度——读了博士，终于做起了美国白领。但这并没有结束宋彬彬的噩梦，她依然是当年红卫兵的符号，涉及文革的各种文章书籍绝忘不了她。在中国民间的文革史中，宋彬彬依然是那个令人谈虎色变的宋要武，依然是红卫兵领袖，依然是毒打卞仲耘致死的主要凶手，依然是那个传奇般的杀人暴徒。这一切令宋彬彬悲愤至极，却又无可奈何，只好一概充耳不闻。
沉默多时之后，宋彬彬终于奋起为自己辩护了。她的辩护真的不无理由。对于那些广为流传的诡异旧闻与闾巷故事，宋彬彬反复申明了自己的辩诬。
——宋彬彬改名为宋要武。宋彬彬坚称，她从未用过宋要武这个名字。在北师大女附中，凡是寄给宋要武的邮件，她一概不收。她根本不认为，她应当为传说中的宋要武的任何行为负责。
——宋彬彬是打死卞仲耘的主要凶手。宋彬彬坚决否认。她称根本就没有动手打过卞仲耘，甚至不在打人的现场，对于卞仲耘的死不负任何直接责任。
——作为红卫兵头头宋彬彬要对卞仲耘的死负主要责任。宋彬彬称，她当时并不是红卫兵的负责人，当时也不存在正式的红卫兵组织。因此，对于卞仲耘的死，她连间接责任也没有。
——宋彬彬是亲手打死过六七人的凶手。宋彬彬称，这完全是无稽之谈，她根本就没有打过人，她也反对打人。
对于宋彬彬的申辩，在没有看到证据确凿的反驳之前，我没有理由不相信她。
但是，宋彬彬却不只是满足于洗脱污垢，她还要恢复她的荣光！
1989年，宋彬彬的丈夫回国经商，颇有斩获，进入“先富者”行列。2003年，宋彬彬回国与丈夫团聚。此前，对于流传于野史稗闻中的种种指责，宋彬彬始终保持沉默。现在丈夫坚决劝告她：你自己不说，就永无清白之日了。宋彬彬开始接受访问，接触媒体，通过各种途径传达自己的辩白。
终于有了一次挽回荣誉的最佳机会。2007年北师大女附中准备90周年校庆，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评选“知名校友”。当时的女校长袁爱俊及一些校友看中了宋彬彬。她们显然知道宋彬彬是有特殊公关价值的新闻人物；至于她们是否诚心敬重宋彬彬，则不得而知；也许这并不重要。
宋彬彬当然也知道自己的特殊身份，不会想象不到成为知名校友可能带来的冲击。她思考再三，痛苦至极。最后，还是丈夫的话打动了她：如果得到母校认可，所有诬陷不实之词不就不攻自破了吗？这样，她终于接过了知名校友的桂冠。
这还不是最大的好消息。很快有人告诉她：8.18献红卫兵袖章的巨幅照片又出现了，它被放在校庆展览的显要位置，吸引了许多人的注意。这可才是她真正为之怦然心动的东西，是她数十年来念念不忘的荣光，是她足以用来抵消任何指责的最后盾牌。她站在当年那个英姿焕发的自己面前，能不感慨万千、心潮澎湃！
现在，宋彬彬总算荣归了。在家人、朋友、师长面前，在无数认识的与不认识的文革追忆者面前，宋彬彬又是那个热情奔放、受人仰慕的女红卫兵了。几十年来那许多苦难、委屈与泪水，现在终于可以抛诸脑后了。想到这一切，宋彬彬能不喜出望外、忧惧全消吗？
从去年开始，在中国的媒体上，突然出现了一种令人陌生的声音——道歉，对于文革罪错的道歉。最知名的道歉者是陈小鲁，这并非仅仅因为陈小鲁是陈毅元帅的公子，也因为他是红二代中有名的开明人士。在陈小鲁带头掀起的道歉浪潮下，致力于追责文革的人士期待已久的宋彬彬终于出场了。
2014年1月12日，宋彬彬面对女附中当年的文革受难者、一部分受难者家属、老同学，字斟句酌地说出了以下这番话：“请允许我在此表达对卞校长的永久悼念和歉意，为没有保护好胡志涛、刘致平、梅树民、汪玉冰等校领导，向他们的家人表示深深的歉意，这是我终身的伤痛和懊悔。”
不能说宋彬彬没有诚意。这不是消弭宿怨、赢得谅解的最后一步吗？而宋彬彬最希望得到的，无疑是王晶垚老先生的谅解。在宋彬彬道歉之后，老先生的谅解不是理所当然吗？况且，老先生本是极通达之人，他早就公开表示能够原谅那些打人凶手，说他们是被唆使的。对于宋彬彬本人，老先生也实事求是地说过：“她没有参与打人，但她是一伙儿的。”宋彬彬不无希望地等待着老先生的谅解。
但是，老先生没有谅解她。2014年1月27日，93岁的王晶垚在网上发表《关于宋彬彬刘进虚伪道歉的声明》，强烈表示：“在8.5事件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前，我决不接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虚伪道歉！”与此同时，网上对宋彬彬道歉的恶评也潮水般涌来。
现在，宋彬彬似乎又回到了那个受委屈的原点。在许多人看来，宋彬彬似乎还是那个要为卞仲耘之死负责、却始终不肯真正反省的前红卫兵头目！
宋彬彬的故事看来三折九回、扑朔迷离，真假莫辨。实际上，事情并没有那么复杂。如前所述，事件的大概线索已经清楚，厘清责任也无困难了。
结合宋彬彬的自述与王晶垚的表态，我们已能足够清晰地断定：对于卞仲耘之死，宋彬彬确实没有直接责任——用我在《责任与问责》一文中界定的说法就是，宋彬彬没有法律责任与纪律责任。如果问责仅止于直接责任，那么宋彬彬确实可以问心无愧了。
于是问题在于间接责任——即道义责任与良心责任。以道歉中所展现的至诚，宋彬彬应当有承担间接责任之心。那么，在这一点上宋彬彬的反省是否到位呢？
首先，宋彬彬作为女附中文革委员会的副主任——当时学校的一切权力已经归于文革委员会——具有约束学生的责任；在事件发生之后，具有组织就医抢救的责任。那么，宋彬彬尽责了吗？仅仅说“没有保护好”云云能交代过去吗？况且，否认自己的负责人身份不是一种诚实的态度；以那时尚无红卫兵为由更无道理——无论是红卫兵还是“革命学生”都是你管辖下的同一批人，关键的问题是你没有尽最大努力去运用你所有的约束权力。既然如此，你不该承担道义上的责任吗？
更重要的是，在8.5事件之后，你曾有过自省吗？面对卞校长的悲惨遭遇，你的良心震颤过吗？对于你所目睹的种种暴行，你反思过吗？对于无法无天且罪恶累累的红卫兵，你谴责过吗？你没有！否则，你就不会对红卫兵怀有发自内心的荣誉感，就不会以8.18为一生的无上荣光了。你心中的爱憎是十分清楚的：打人的红卫兵，响当当的红后代，可爱极了；被打的死难者，可恶的黑帮分子，死有余辜。
你会说，那时你年幼无知，是被蒙蔽的无辜者。但你后来还继续被蒙蔽吗？有40年的时间用来清理往日的是与非，还不足以使你自省吗？40年来，你饱尝了被曲解被冤屈的痛苦，你也想象过王晶垚一家人的悲痛吗？你曾为自己过去的文革积极分子与红卫兵的身份有过羞耻之心吗？你丝毫没有！否则，你能心安理得地接受“知名校友”头衔，能在自己的8.18巨幅照片面前沾沾自喜吗？即使到了今天，你仍然认为那是荣耀，而不是羞耻！你内心依然坚强如故，依然不愿割舍自己的“光荣历史”，你能指望王老先生的谅解吗？老先生在丧妻的苦痛中熬过了近50年，他等待什么呢？
他能接受一个并未真正割断文革孽根的人的道歉吗？
你可能抱怨：这未免太难为你了。你会说自己不过是就事论事，至于一般意义上的文革是非，没想过呢。当然，你有权利不想这些，也就不必担负什么“良心责任”了。你有权利深居闾巷，不问世事，甘愿寂寂无名。没有任何人有权利打扰你的晚年生活。只是你应明白，这样一来，你就无权去同时享受“知名校友”的美名，享受美照高悬的那份风光。两者兼得——既过安静日子不受干扰，又享受早年的荣光——你没有这个福分，谁也不应有这种福分。你在心舒气爽地伸手接过母校给予的荣誉时，难道真没想到，这会给悲痛中的王老先生带来多深的伤害！你好歹也是受过高等教育之人，难道你的理智就真的不能判断：一个对8.5事件负有责任的人却享受荣光，与对卞仲耘及其家人的道歉，是尖锐对立的吗？
宋彬彬绝不是感情麻木的人，否则，她也不至于那样敏感于自己被误解、被冤屈。在宋彬彬不应承担直接责任这一点上，她确实被冤屈了。任何人都有权利控诉自己的冤屈，宋彬彬当然也不例外。但以宋彬彬那种特殊身份，不更应想想与你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那些受难者的痛苦吗？说实话，与受难者的苦痛比起来，在美国风光着的宋彬彬的委屈，真的算不了什么。宋彬彬自称为此痛苦了几十年，也太矫情了吧。
无论宋彬彬有多少委屈与遗憾，也无论她是否愿意承担“良心责任”，都不是特别重大的事情——至少，并不比有关王晶垚先生的一切更值得关注。但我们读到的是《南方周末》占整整两版的长篇报道，我们从字里行间感受到的是对于宋彬彬的无限同情，而这就不是滋味了。
宋彬彬自然不无可同情之处，但将这种同情放在卞仲耘家人苦难的背景下，就不近情理了。《南方周末》是一份有影响、有口碑的媒体，但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是让人失望的。
撰写报道的大概是位年轻人。今天的年轻人未经历过文革，对于文革的苦难并无切肤之痛，是可以理解的。但媒体的倾向， 并非无关宏旨。目前的潮流是：文人们不惜将大把大把的眼泪洒向那些命中多舛的贵族——倒运或一度倒运的高官显贵、红二代——仿佛他们才是文革的唯一受害者。
在受害者的队伍中，今天甚至有人还加上了江青、毛远新、姚文元、吴法宪、邱会作……。说所有这些人都是文革的受害者，逻辑上当然没错。但是，如果将一小批受难贵族置于特殊地位；以至于认为加害人与受害者不再有区别了，终于众生平等了，那么，最后胜利的恐怕并非公平与正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