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价值崇尚普遍平等，很难认同将大众划分为消极成员与积极成员。然而，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除了某些普遍躁动的特殊时期之外，任何社会中的活跃成员都只是少数，大多数人处于消极的被动状态。这一事实肯定不为高昂的理论家所喜；但即使是壮志满怀的社会鼓动家，也是无可奈何的。
说“人民创造历史”，这当然没错；但并不意味着人民自觉地创造历史，更不意味着人民都积极地参与任何历史运动。特别，对于那些改天换地的革命运动，人民中的大多数人通常不过是充当旁观者而已，即使是声势浩大的“人民革命”也是如此。那种将几乎所有人卷入的革命狂涛，要么只是一时的或局部的现象，例如法国大革命时的巴黎；要么就是浪漫文人笔下的历史画卷，例如我们反复读到的1917年的俄国。
辛亥革命 让古老中国走向共和的辛亥革命，与现代中国的其他革命颇不相同，它几乎是“一蹴而就”，而且也不是某个严密组织精心策划、统一组织的。
在辛亥革命之前，当然同盟会已在紧锣密鼓地准备革命；但并未明确地预见到革命何时爆发。否则，孙中山就不会恰恰在武昌起义之前，远赴欧美。革命似乎是一颗偶然的火星突然引发的燎原大火，令清政府与革命阵营双方都措手不及。武昌起义之后的数月之中，都只有少数人在左右事态的发展。不仅绝大部分老百姓只是革命的旁观者，甚至一批革命党人在不知就里的情况下，起初也做了旁观者。用后来的标准解释就是：辛亥革命“没有充分发动群众”。实际上，就是革命党人自己都未进入“发动状态”：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被突如其来的事件弄得昏头转向，不知所措。
在普通民众看来，革命就是造反，那是要灭九族的，避之惟恐不及，哪肯说干就干？就广大乡村而言，革命几乎算不上一块石头落水，甚至没留下一点涟漪。数月之后传到乡下的消息只是：皇帝没了；有人剪了辫子。在鲁迅笔下，阿Q一类的老百姓，除了对观看处决犯人感兴趣之外，几乎完全麻木，他们就连“旁观者”都算不上。
十月革命 直至苏联解体之前，在中国人心中十月革命都处于神圣地位；它的标准形象，就是电影《列宁在十月》中的那个经典画面：演说中伸出巨臂的列宁，让攻入冬宫的民众热血沸腾！我们一直认为，十月革命是真正的群众革命，所有人都被卷入。实际上，十月革命是一次典型的由少数职业革命家精心策划的事变，不仅谈不上大多数民众自觉参与，就是积极的支持者也是微不足道的少数。
发动十月革命的布尔什维克，无疑是当时俄国组织最严密、最富有战斗力的政党。但在十月革命前后，它却得不到多数民众的支持，在选举立法议会时，远远落后于社会革命党、立宪民主党、孟什维克等政党。正因这种劣势，列宁才判定无法在和平竞争中取胜，乃至断然采取暴力驱散立法议会，独占政权。既然当时布尔什维克处于绝对少数，在他们仓促组织起来的武装冲向冬宫的路上，民众中的大多数怎么可能自觉加入其中呢？那些立法议会的支持者，恐怕也不会愿意做中立的旁观者。至于难以想象地辽阔的俄罗斯土地上的民众，此时多半根本不知道，圣彼得堡究竟发生了什么，他们完全隔绝于革命舞台之外，想当旁观者而不得了。
国民革命 由国共合作推动的国民革命，是海峡两岸都肯定的。今天的人，多半只能凭影视剧提供的形象，获得对国民革命的一鳞半爪的了解。那时，许多城市中“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一类的口号响彻云霄，革命获得广泛支持似乎不成问题。投奔黄埔军校的热血青年，几乎来自全国各省，这正是革命得到广泛支持的明证。
但因此而说，民众的大多数积极参与了国民革命，却并非事实。首先，作为国民革命中坚的国共两党，当时的人数都很少。其次，拥有最大多数人口的乡村居民，参与革命的程度更微不足道。正因为如此，后来教科书的标准说法是：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没有充分发动民众。倘若大多数民众都自觉参与革命，何需你去发动？因此，大多数人至多不过是充当旁观者而已。实际上，不少人根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连旁观者也不是。
在上述事例中，真正被革命卷入的只是少数。说出这一点，或许令革命崇拜者深感沮丧；其实，这丝毫也不亵渎革命，只是对革命持更理性的看法罢了。
文革，无疑是中国历史上冲击面最大的运动。就连和尚、尼姑都被动员起来了，还能到哪里去找一个无涉文革的人？
尽管如此，如果因此而说大多数人都是文革的积极参与者，却不是事实。文革的被动参与者或旁观者有一个雅号：逍遥派！这一名称或许是本于庄子的《逍遥游》吧。
大体上说，逍遥派在民众中占绝大多数。如果认可这一点，那么就不能不承认：大多数人对文革持消极态度。对于当年与今天的文革崇拜者来说，这一结论都是令人遗憾或者沮丧的。但事实就是如此。
在文革中，当“逍遥派”是一种微妙而快意的生存状态，后来人没有过这种体验，不能不说是一种人生遗憾。我就当过逍遥派，应当有资格谈论逍遥派的种种妙处。
就在文革进入关键阶段、全面内战处于高潮、激进分子冲锋陷阵血洒战场之际，逍遥派恰恰进入最自由自在的境况。但也没闲着，各有各的忙活：学校的逍遥派忙于走街串巷看热闹、读禁书、谈恋爱、练身体……；工厂的逍遥派忙于干私活、织毛衣、侃大山、拉家常……；机关的逍遥派忙于做公关、播是非、论婚嫁……。
对于受害者来说最难熬的文革高潮，正是逍遥派的黄金时节，是他们终生怀念的一段畅心日子。或许正是这些人，今天占据了各地的广场，成为红歌红舞的最热心者，他们能不衷心地唱出“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吗？既然逍遥派是文革中的大多数，而逍遥派的日子又那样惬意，要怀念文革之风不吹遍全国，那也难了。
但不免留下一个问题：为什么大多数人宁愿当逍遥派，而不当更富光彩的坚定左派呢？理由也许人各不同。
那些受过冲击的人，本来已被边缘化，叫他如何去当左派？文革时如领袖所言，天下大乱，形势变化不定，稍不慎就可能大祸临头，谁肯盲目冲杀？选择做逍遥派肯定更安全。那时，大部分国家机构瘫痪，“纲纪不存”，管理松弛，接近于无政府状态，逍遥派不会受到太大的干预，至少其中的大多数人真正悠哉游哉，文革苦难与他们无关。这或许是当逍遥派最具有吸引力的主要原因。
被免除了选举瘟疫的同胞无从知道，当“选民”是否有其不快的一面。支持希拉里的那些选民，在希拉里出人意外地败选之后，大概还不至于哭鼻子吧。如果当选民真会经常不快，那么，我们就真该庆幸无缘选举了。不过，即使真有什么“选民之痛”，那也不是什么大问题，选择做“消极选民”不就得了。
在今天的欧美，消极选民不可胜数，很可能占据大多数。大选投票率之低，以及选民倾向的游移不定，都可以作为选民普遍持消极态度的证据。消极选民似乎有增无已，这被某些左派理论家看作民主政治日益衰落的标志。
究竟何谓消极选民呢？仅仅答以“持消极态度的选民”，似乎过于笼统。更明确的界定是，消极选民包括如下几部分人：完全或者很少参加投票者；没有明确党派倾向、不介意于谁胜选者；不关注竞选活动、不在意政客们的辩论话题者，等等。
可以说，消极选民就是选举政治的旁观者；面对决定公共政策及国家走向的政治博弈，他们几乎置身事外。无论各竞选党派的政治家如何泡沫横飞、口枯舌烂，消极选民们总不动心；无论选战中对阵各方如何全力以赴，他们永远淡定如故；无论胜选者如何神采飞扬、败选者如何垂头丧气，他们都无动于衷……。如果这只是一小撮人，当然不足挂齿。问题是，现在消极选民竟成了大多数，岂不是大多数选民置身于公共事务之外？对于现代文明来说，这是常态还是诡态？
主要的问题是：选民为什么会消极？左派理论家偏爱的解释是：西方政客常常失信于民，选民日益厌倦，进而日益厌弃选举政治。这种解释并非毫无根据，但它矛盾于另一事实，即胜选者常常具有较高的支持率，并不显得已被选民抛弃。西方社会学家有颇不相同的另一解释：今天西方的政治生态逐渐趋同，各政党的政见越来越大同小异，任何人上台都不足以根本改变社会运行的固有轨道，不影响社会经济的稳定运行。选民们似乎置身事外的超然态度，恰恰证明了他们对于已经稳定的社会制度的充分信任。他们不会认为，仅仅因为一些人不去投票，就将出现天塌地陷的颠覆局面。
我宁愿相信后一种解释。最说明问题的证据是：恰恰是那些治理良好的国家——北欧就是如此——其投票率很低。说今天的北欧民众已经厌弃他们的民主制度，希望改弦易辙，效法某个东方大国，肯定无人相信。
上面涉及到辛亥革命等等、文革运动、选举政治，三者性质不一、评价各异。但似乎共享一个结论：它们都面对消极的大多数。那么，是否存在某种共同的机理呢？
首要的问题无疑是：为什么大多数人持消极态度呢？
这又联系到另一个问题：人们依据什么来决定自己的态度？
动机当然不一，但最基本的动机必定基于利益。人们为什么倾向或参与革命、文革、选举等等？因为这涉及某种利益，这种利益激发出一定的热情；人们感受到的利益相关度愈大，通常热情就愈高，而这种热情的高下就决定了人们取积极还是消极态度。
对于同样一件事，人们所表现出的热情之所以高下有别，无非是他们感受到的利益相关度大小不同。在任何情况下，都有处于支配地位的少数人，拥有最大的利益相关度——既涉及他们的个人利益，也包括由他们所代表、或者他们所主张的公众利益——他们自然构成持最积极态度的少数群体。与之相反，大多数人具有很小的利益相关度，既是因为他们看不出攸关多大的个人利益，也是因为对于少数领军人士所宣称的公众利益，并不完全认同，因而并无深切关注。这样，利益相关度很低的大多数人，自然就成了消极的大多数；在极端情况下，他们会完全置身事外，成为旁观者、逍遥派等等。
由此可见，在大多数情况下，社会上存在消极的大多数，乃高度分化的利益格局所致：极少数人拥有高利益相关度，而大多数人能感受到的利益相关度很低。既然这种格局具有无法消解的普遍性，消极大多数的存在就是普遍且永恒的，绝非某个杰出人物所能排除；大多数人的这种消极，实属天然合理，社会精英们无权对这些人责以“落后”。社会精英基于自己的利益与信仰，当然有权利竭尽全力去动员消极的大多数，提高他们的积极性与参与热情，但他们将永远无法唯社会精英之意志是从！
以上分析可能遭到如下反驳：个人的行为动机依赖于其信仰、精神境界与道德热情，并非一概权之于利益；而且，个人完全可能达到某种“觉悟”，使之置公众利益于个人利益之上。因此，不能将个人行为的选择完全归之于利益考量。这种说法似有道理，但并不可取。根本的失误在于：将仅适用于个别人的逻辑用于任何力量无法完全掌控的大多数，终究是无效的。
不妨以文革为例说明。文革公开宣称的目标是：打倒走资派；铲除资本主义复辟的土壤；将每个人改造成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新人。这些大而无当的目标，当然契合文革发动者及其少数亲密追随者的利益；而在大多数人看来，实在不着边际，甚至令人一头雾水。或许有少数人在不断的宣传鼓动下“被觉悟”，成为文革的积极参与者，但指望大多数人有这种觉悟，就不切实际。于是，大多数人宁愿当逍遥派，是无人能改变的逻辑，除非你凭暴力禁止人们当逍遥派；但被禁止者终究还是逍遥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