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代中国人的憧憬、迷茫与恐惧，都关涉到“西方”二字。就是在今天，这种纠结不仅没有消失，甚至更加强烈。让一个东方大国如此难以释怀的那个西方，究竟如何呢？
最让中国传统维护者愤恨不平的是，居然有人断言西方文明优越于中国文明。比较文明优劣的问题属于价值判断，常常陷入毫无结果的争论。
明智的做法最好是避开价值判断，而仅仅关注事实判断。
首先要强调的事实是，中西文明有很大差异。大概不会有人否定这一事实，因此在这一点上不存在什么争论。不过，要准确地说明中西文明的差异所在，仍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且也不免争论不断。
对于中西文明的差别，已故欧洲研究所所长陈乐民，有一个典型中国式的简单概括：西方重理，而中国重情。“情理”二字好生了得！居然将许多学者或许要用一本厚书来论述的问题囊括了。不过，情理之说本身，就属于中国传统文明的习惯思维，用来比较两种异质文明，似乎有失客观中立之嫌。尽管如此，还是不妨就从陈乐民的简短概括入题。
西方文明重理，这意味着，西方人在认知世界时，有一种穷根究底的偏好；对于他们所欲了解的事情，不仅要知道它是什么，而且要追溯其为什么。
早期人类在仰望天空时，不会不注意到日月星辰的有序运行，但西方人并不满足于仅仅抬头一瞥，更要致力于追寻天体现象的规律，这就发明了某种可称得上天文学的东西。作为古代天文学最高成就的托勒密体系今天已失去意义，但其构思之精巧至今仍不能不令人惊叹。西方人也关注运动、动植物、数与形，形成了早期的物理学、动植物学、数学，尤其是几何学。总之，西方人很早就认识到人类需要科学，而且建立了初具规模的科学体系。更重要的是，西方人认识到，获取与整理科学知识必须遵循逻辑规则，运用逻辑推理，欧几里得几何学正是运用逻辑方法的光辉典范。今天中学生所学习的几何学，实质上并未超出两千多年前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内容。西方人并非只是仰望星空，也未忽视尘世，而且试图将探究自然界的那种科学精神用于人世，建立起早期的政治学、伦理学、美学、哲学等等。从亚里士多德著作中所能读到的东西，即使从今天的标准看来，你也未必会完全不屑一顾。
中国文明重情，这意味着，中国人的主要关切在于“人情”，即人际关系。我们的祖先将对世界的观察重点放在人际关系，制定出严格的人伦规则，规范不同地位的人在处理人际关系时的行为，以维持社会的某种固定秩序。古代中国人并无现代的“伦理学”概念，但在实质上，他们已创立了某种伦理学，而且其内容之丰富、其论述之精微，世界其他文明都难以与之比肩。中国士大夫修身处世不可缺少的古代经典，主要就是关于伦理学的。中国人的思维方法与其文字特色有关。古人选择了少数几个字：忠、孝、节、义等等，用以表述人们必须遵守的人伦规则，形成了中国士人熟谙于心的“三纲五常”伦理体系。
不同于西方人，中国人根本不屑于回答“为什么”的问题，仅满足于指出哪些规则是“应当”遵循的。“为什么”与“应当”不过数字之差，但标志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模式。“为什么”当然比“应当”更难纠缠。中国人的聪明恰恰在于，回避了探究“为什么”的崎岖之路，自然也就免去了需要运用“定义、假设、推理”等等的一套复杂逻辑方法；中国古代学术中并无明确的逻辑观念（此处抬出名家未必有什么用处）。古代中国人除了主要关注“人情”之外，偶尔也关注自然界，但亦以“应当”思维代替“为什么”的探究。中国人特别引以自豪的“商高定理”（即勾股定理），只是说“勾三股四弦五”，至于何以如此，则恕不奉告，也不屑于回答这类问题。但这样一来，中国传统文明中，科学就缺位了。古代中国人根本不会想到这是什么缺陷，因为他们既无科学的观念，也无对科学的需要。
何以至此？
上面将中西文明差异的要点放在“情理之分”。按照中国传统思维，事情就到此为止了；但以西方思维习惯考虑，则不免要回答“为什么”的问题。为什么西方人重理，注重逻辑、偏好科学？为什么中国人重情，注重人伦、视三纲五常为天理？这源于人种的差别、智力的高下抑或文明发展水平的差异？
全都不是！人们都承认，任何个人都是其所在社会环境的产物；却往往忽略了，其实，文明也是其赖以生长发育的地理历史环境的产物。因此，造成中西文明差异的原因，要到两者的不同生长环境中去寻找。简单来说，西方文明是海洋文明，而中国文明是大陆文明。
作为西方文明之源泉的古希腊文明，实际上是海岛文明。较之于早就拥有黄河流域千里沃土的古代中国人，古希腊人实在可怜巴巴：他们的家园仅限于巴尔干半岛南端那一小块多山的贫瘠土地，以及爱琴海中稀稀落落的若干岛屿。古希腊人甚至不能靠农业养活自己，他们只能仰仗海上贸易，而这就需要造船、航海技术，后者又刺激了天文学、物理学、数学等的发展。高度发达的商业同时造成了古希腊社会的多元化与国际化，这种社会形态所培育的，不是家族伦理而是市民习俗，后者孕育出公民社会与城邦自治。
这些都是直接通向两千年后的近代资本主义的文明元素。
另一方面，古代中国人几乎与海洋隔绝；古代文献中甚至没有关于邻近海域与海洋活动的任何具体记述。直到19世纪，被有些人尊为最伟大的近代学者的龚自珍，其海洋知识也只限于四海而已：东海、南海、西海与北海；至于其头脑中的西海与北海到底在何处，那只有天知道。西海就是《山海经》中西王母所居之海？反正不会是大西洋。中国传统文明是典型的大陆农耕文明，这种文明主要依靠世代积累的经验，很少需要依靠推理而获得的知识，因此缺少形成科学所需的那些刺激。农业社会的结构与公共活动既单纯又稳定；由远古氏族制演变而来的家族制，在农业社会中得以长期保持。主要适应以家族制度为核心的社会结构的“三纲五常”，也就应运而生，而且成为中国传统文明的主要精神元素。我们那些在中原大地上“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祖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过着几乎不变的生活，固然备尝艰辛，但毕竟比去海外冒险更安全稳定，他们唯一关心的是习以为常的人伦秩序长期稳定不变，传统伦理正好满足了这一要求。中国文明重情不重理，也就顺理成章了。但此处的“情”，实指人伦规则，而古代的规则硬如磐石，并没有“情”这个字似乎理应有的温情脉脉。
一体与断裂
我一开始就申明了，对于中西文明的优劣不予置评。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当代文明竞争的险风恶浪中，两种文明的不同应对以及不同前景，不必如实分析。
我们在不经意中，会将西方文明看作古今一体。这虽然不无道理，但实际上，西方文明也经历了上古、中世纪以及近现代这样一个循序演进的过程。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只是现代西方文明。从东方观察者看来，西方文明之所以显得浑然一体，除了观察者经常有的错觉之外，一个内在的原因是，由于密切的历史承接关系，西方文明确是一个没有真正断裂的整体。现代西方社会中的那些基本元素，如产权保护、契约精神、商业信用、公民权利、政治竞争、代议制度、法治原则等等，其雏形早已出现于古希腊及古罗马社会中。你不妨去读读希罗多德的《历史》，读读其中记载的古希腊政治家的长篇精彩演说，你会感觉到自己仿佛置身于现代议会大厅中，倾听现代政治家的某场政策辩论。在权力、责任与公义等方面，古希腊人与现代人的意识是如此接近，实在令人惊异。那些演说的具体词句的真实性固然大可置疑，但既然出自两千多年前的希罗多德的笔下，其精神属于古希腊人是肯定无疑的。类似地，比较一下古代罗马法与拿破仑法典，对于古罗马人的立法精神与法律技巧的高度“现代化”，也会惊叹不置。西方文明的内在逻辑，究竟在多大的程度上决定了西方社会的历史进程及其归宿，或许是一个不易定论的历史哲学问题。但至少可以说，西方文明从古至今的历史演进是一脉相承的；现代西方文明的脚本，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写好了。
中国文明可能与现实的发展进程，可循的轨道至少有如下三条：
其一是完全独立于西方文明之外的自由发展，那样也许免不了王朝更替，但基本的社会结构与数千年传承的道统将不会有显著变化，中华文明将古今一体，毫无断裂。鉴于我们终究避免不了鸦片战争或某次类似的战争，上述道路实际上是走不通的。
其二是实际选定且迄今遵循的轨道，其结果如何，众所周知，不拟置评。
其三是经过某个过渡期完成“转轨”，真正实现经济市场化与社会民主化。对这一途径的结果或许有种种说法，但最终与西方文明合流，则实质上难以否认。这种前景是否具有现实性，是被广泛关注与研究的议题，但不是本文的论题。
后两条轨道的共同点是，它们都有一个明显的断裂，致使中华文明的固有传统完全消亡，或者至少难以为继。在这一点上，中西文明的差别是巨大的：一方是几乎古今一体，而另一方则古今断裂。这一差别最让国人愤愤不平。无论你如何坚决宣称，中西文明没有可比性，无优劣之分，在古今一贯的西方文明面前，一种因自身的断裂而丧失掉大部分传统的古老文明，还有十足的自豪感吗？就此而言，迁怒于西方的传统主义者有其可理解之处。
全盘西化？
上面说到，对于中华文明演进的第三条轨道的现实性不予讨论。现在仅分析一下它的逻辑后果与其对民族心理的影响。
“与西方文明合流”，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一个广受争议的名称：全盘西化。再没有哪一个词比这四个字更招致传统主义者的愤怒咒骂了。在有些人眼中，主张全盘西化者罪同汉奸！即使在颇为推崇西方的民国年代，也少有人敢公然鼓吹全盘西化。今天看来，在这件事上的误区之深，是颇令人惊异的。
首先，完全字面意义上的全盘西化绝无可能。即使中西文明合流，中国传统文明中最有生命力的那部分不仅会长久存留，而且会渗透扩散至全世界。在这个意义上，对于全盘西化的恐惧，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僞问题。学习西方的几个亚洲优等生：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香港、台湾地区，说它们西化，大概是事实，不致遭到强烈反对；说它们全盘西化，那只会使人笑掉大牙。今天热衷于源自日本的卡拉OK、迷恋韩剧的西方人还少了？西方文明是一种强势文明。凡与西方文明合流的国家，都不免有一定程度的西化，这是一个人们不愿公然承认、却也未必断然否认的事实，只是它与全盘西化相去甚远。今天，极端传统主义者所称的全盘西化，实际上仅非常有限的西化；不如更准确地称为国际化或现代化，以免不必要地刺激那些神经脆弱的人。
其次，西化也不是什么洪水猛兽，似乎必定致人于万劫不复。文明竞争与折冲的结果，不免使那些愿意顺应历史潮流的民族，吸收较多的外来文明元素；这在古近历史上都是极平常不过的事情，根本不值得大加鞑伐、危言耸听。不要忘记，强势的中华文明，就曾经“中化”了多少域外友邦，让它们跟上历史的发展。至少，朝鲜、日本、越南都曾有过自己的“汉化”或“唐化”时期，我们的史籍可从来没有说过，这些国家有什么不幸或屈辱。中国人最引以自豪的盛唐，也欣然接受了史上最大规模的“西化”，即大量吸收西域、中亚与印度的文化，其中包括让当时的正统知识界颇有微词的“胡旋舞”，其反对的声音，似乎也未超过现代正统主义者对于迪斯科、摇滚乐的抵制。小日本从不耻于学习任何国家——首先包括中国——的长处，在这一点上，没有任何其他国家能出其右。中古时代被“唐化”、近代又自愿西化的日本，不仅从未亡国灭种，而且几乎总要跻身于先进国家的行列。不知道，我们这里的传统主义者能由此得出什么结论？
从道光皇帝算起，反西化者的队伍至少已更新十代人了——慈禧太后、袁世凯、张勋、辜鸿铭、戚本禹等是其中的佼佼者——，然而其思维与语言却没有太大的变化。这些人的最大特点是，从不屑去认真思考一下，西化可能带来的东西是否真的有害；如果有害，其害处是否已被实验证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实行司法中的无罪推定与律师制，反对者也说不出这些东西有什么不好，最大的理由只不过是“不能搞西方那一套”而已。现在，“那一套”已成了中国司法实践的常规做法，尽管远非完善，但绝未使中国司法天塌地陷，所有的批评倒是集中在改革尚未完全到位而已。今后，不知还有多少“那一套”让国人纠结！人们或许该设想一下：当年日本人如果不西化，即不搞来自西边唐朝的“那一套”，他们还会在茹毛饮血中踟蹰多少年！
时值21世纪，国际交流已如此频繁，一些国际通用的治理规则与制度设施，例如舆论监督、独立判案、预算审查、财产申报、行政问责、引咎辞职等等，在各法治国家取得了什么效果，即使是最顽固守旧的人，也不可能不心知肚明；许多人——包括不少高官及其子弟——还会有直接的国外生活体验。尽管如此，还是有许多人仍然坚决反对在中国实行这些东西。说这些人仅仅是因为思想守旧，就值得怀疑了。实际上，弄得谈虎色变的“西方那一套”，大多只不过是一些“中性的”社会措施，并不必贴上什么国籍标签。既然这些已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包括东方、西方以及俄罗斯——被证明为有效，在中国何妨一试！一口咬定“不能搞”——其极致就是“五不搞”，那就只能认为，其中必定大有利益关系在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