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看准一个机会，巧运心机，避开规则的羁绊，智胜那些拘泥于规则的人，喜收取巧之利，你不会深感见机行事的中国智慧的优越、墨守成规的西方思维的笨拙吗？那么，智胜规则，究竟事关功利、义理还是道德？这可不是巧运心机者感兴趣的问题。
规则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牵涉极广：上至国家宪章，下至乡规民约；大至国际公例，小至家内私规；严至国家法典，宽至私订游戏规则；正式到载入典章，甚至刻石立碑，随意至口头约定，或仅凭约定俗成……。
如此宽泛的概念，几乎无法严格定义，也难以详尽描述，更不易准确分类。这些就免费唇舌了，让专家们去鼓捣吧。我的兴趣只是：规则是必需的吗？能否挑战规则？挑战规则有合理性吗？
首先指出，就总体而言，从来就有规则，其存在甚至可追溯到动物社会，更不必说人类社会了。这就排除了从人类生活中完全废弃规则的问题。另一方面，若就某个特定的规则而言，则它总有其产生与演变的历史，并非从来如此，更无绝对的神圣性。因此，批评规则或推动修改规则，甚至挑战规则，并不一定是什么大逆不道的事情。
诚如黑格尔所言，凡存在的一切均有其合理性。既然规则早已存在，岂能说它非人类所需？从根本上说，认识到规则之不可缺少，乃是人类全部经验启示的结果。这种玄论，就不宜再发挥下去，就此打住。
真正值得关心的是：我们的社会信守规则的表现如何？无论肯定的评价，还是否定的评价，都容易遭致强烈的反驳。
国人缺少规则意识吗？千百年来，对于种种严酷的规则，我们的先人都恪守不渝：族内不乱伦，同姓不婚，女子缠脚，长幼有序……。然而国人真的信守规则吗？无视规则的事岂不随处可见：乱闯红灯，排队加塞，开会迟到，发言超时，欠债赖账……。这就让人莫衷一是了。
澄清混乱的方法很简单：首先得区分运用规则的领域。可以说，在涉及家族伦理之类的问题上（或在熟人社会中），我们的规则严酷、稳定、深入人心，遵守得不算坏；而在公共生活方面（或在陌生人社会中），却迄今尚未形成稳定成熟的规则，更谈不上遵守规则的习惯，在国内外都被深深诟病。因此，谈到规则问题，无疑应将注意力集中在公共生活领域或陌生人社会中，而不是纠纠于三从四德。
一个素以数千年文明史自豪的民族，何以独独缺乏公共生活的规则意识呢？这可能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学问题。简单说来是，延续几千年的农业社会，从未着意培育公共生活，在公共生活方面的设施、组织、观念都极不发达，哪来的规则意识呢？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一些无聊文人至今还在自吹自擂，说什么东方社会崇尚集体主义，远远优越于西方的个人主义！
实际上，农业社会中的所谓集体主义，多半是是宗法约束下的家族主义，或者熟人社会中的仁义道德。这些固然不无价值，但与现代意义上的公共生活规则意识相差甚远。历史经验表明，唯有基于群体契约的规则，才能真正深入个体的内心，滋长出自觉遵守规则的习惯；而契约多半源于公共生活发达的自治商业社会。
反之，在所谓集体主义盛行的农业社会中，社会规则多半由权力主导，无非是一些自上至下的单方面指令，得不到民众发自内心的认同，处心积虑回避这类规则，成为一种持久的挑战。
今天，农业社会当然已成为过去，但我们仍然受到巨大惯性的支配。要形成遵守现代公共生活规则的健全习惯，谈何容易！
首先做一个内省实验：面对规则，你的感觉与应对如何？
第一感觉很可能是排斥，这与你当初对规则同意与否无关。任何规则都是对相关成员的某种约束，不能不多少妨碍你一点当下利益。红灯推迟了过马路的时间，而你只想立即跨步而过；严格排队很可能让你赶不上车，你只想越队冲上去；停车收费使你暴跳如雷，这不侵犯了你这个业主的权利！理性地看，或者站在他人角度，你当然明白闯红灯十分危险，不排队拥挤上车无公平可言，免费停车将堵塞所有空地。但在一厢情愿之下，你会不顾所有这些理性考虑，一心想打破规则。
可见，不守规则或挑战规则，出于对个人眼前利益的考虑，它是一种本能的冲动。
对于规则的挑战，可区分为一些强度不等的行为：
A.公然直接违反；
B.隐蔽地违反；
C.不正当地回避；
D.完全正当地回避。
E.
以一个例子来说明。对于“公职人员60岁退休”这一规则，你有以下挑战方式：利用职权将任职延长至60岁之后；名义上60岁退休，但仍然占据职位与待遇；篡改年龄实现延迟退休；取得高级资格（职称或荣誉称号）得以延迟退休。
以上四种方式恰好分别对应前述的挑战A—D。挑战A明显不合法，其非理性无需解释。挑战D虽有巧诈之嫌，却无可非议。对于挑战C，D值得多说几句。国人似乎不习惯区分避规的正当性与非正当性。例如，运用理财技巧避税似乎比公然逃税还坏！那些在生前捐出了自己大部分财富的富翁，在中国很难得到足够的赞誉。瞧瞧中国的邵逸夫与美国的巴菲特吧！中国人多半会说：“邵逸夫这个妓院老板，还不是想逃避遗产税！”如果你有本事大行其善而规避遗产税，人们实在没理由不给你戴上桂冠。
如果置挑战A与挑战D不论，那么值得注意的就只是挑战B与挑战C，它们构成对规则的主要威胁，具有最大的破坏性。不幸，在我们的社会中，这些正是最常见的，以致习以为常。不准开会迟到吗，我在迟到后从后门偷偷进入（隐蔽地违反）；排队不能加塞吗，我托人代排（不正当回避）；不得公车私用吗，我在私用时改换车牌（隐蔽地违反）；须凭票乘车吗，我设法不通过检票口（不正当回避）……。种种技巧，应有尽有，不胜枚举。
如上的违规术与避规术，往“好”里说，是一种智慧，正是有了这种智慧，才呈现出智胜规则的种种奇观；正因为国人屡屡智胜规则，才有了一种特殊的自豪感，以致可以傲视外夷番邦，总嘲笑老外笨拙。
在讥刺老外不敢犯规的无数故事中，最新版本的一个是：某个老外半夜时在空旷的马路上碰上红灯，不巧信号系统出现故障，红灯久久不停，那个老外居然干等着久久不走！
至于往坏里说，挑战规则的那些道道，根本谈不上是什么智慧，纯粹是一些邪门歪道，尽显其奸诈之丑陋，全无巧思之美可言。这种小聪明，与其多点，不如少点，没有更好。
日常生活中的犯规行为，终究不过是一些小伎俩，单个地看，也不见得有多大危害，更不能与周永康辈的滔天恶行相提并论。问题不在于某个孤立行为的后果，而是无数犯规行为的总体后果——那将使整个规则体系全部瓦解，最终社会秩序荡然无存！
最近一个游学欧美多年的“海归”，感叹于同胞不讲规则，让他感到颜面尽失。一个对比过中西世态的人之所言，应当近于事实。但本文一开头就论证了，需要规则乃人类社会之通识，我们岂能例外？应当说，规则意识无处不在，不存在有无问题，只是多少厚薄的问题。
如前所述，中国古代生活中也不乏严守规则的事例。不妨再补充一例。中国历代考试规则有多严格，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是清楚的。考试舞弊既为士人所不齿，也为刑法所不容，鲁迅的祖父就因科场舞弊案而差点掉了脑袋。
不幸！或许是人心不古，今天人们可不那么循规蹈矩了。例如，现在考试舞弊风行到什么程度，实在羞于启齿。肆意践踏规则的乱象，何以一至如此，肯定使许多关注世道的人迷惑不解。总不致有人公然鼓吹毁弃规则吧？
权力者似乎尤其不可能自毁规则。社会一旦脱离规则，陷入无政府状态，忧心者必定首先是政府。维持秩序乃政府之第一要务，而规则乃秩序之保证；在权力者眼中，维护规则似乎应是头等重要的事情。
那么，毁弃规则的是被治者，即芸芸众生吗？如前所述，普通人确有摆脱规则的本能；无所约束，自由自在，从来都是人生理想的极致。问题是，草根永远是弱者，根本没有主导社会、左右规则的能力；他们似不应担当毁弃规则的主要责任。
问题似乎陷入僵局，竟无从知道，规则坏于何人？
还是让我们从头理清一下思路，着重点理所当然地放在权力者方面。权力者即使不负有制定全部规则的责任，至少也具有干预、监管、调控与修正规则的能力与意愿。在这一点上，一个关键的观察将是解开疑难的钥匙：谁应当受规则约束？现代社会的一个普遍理念就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理念的自然延伸与合理推论无疑是，在规则面前也应人人平等！适用于所有人而不留例外，正是规则应有之义，或者说是规则生命之所在。问题是，权力者会本能地拒绝这种观念，他们会认为，规则只是管被治者，而不管自己。这种想法不过是人性使然，无关乎德行；唯有另一种监督权力的存在，才可能矫正权力者的偏颇。
这就解释了，在一个无监督机制的社会中，权力者为何倾向于随意地对待规则。
从现代史中找出说明问题的事例，实在易于反掌。最典型的事例莫过于，积数十年之久，庙堂之上都不能形成一套铁打的议事规则，以致每次会议都要临时就程序作出议决。已通行全世界百余年的《罗伯特议事规则》，不少官场要人恐怕至今还闻所未闻。这不是一个智慧问题，而是一个利益问题。要害在于，规则让主事者不便。与其将规则一劳永逸地固定下来，人人信守不易，还不如临阵决策、相机行事好。用规则管人固然好，但万一自己被规则框住了，岂不作茧自缚？毛就说过：我从来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宪法。连通常被视为神圣的宪法尚且可以不要，还能有什么规则管得住他！结果只能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了。
不过依然有一个疑问：权力者无视那些于其有碍的规则，或许理所当然，但这何损于那些纯属民间社会的规则呢？难道权力者也会反对过马路的规则吗？当然不致如此。问题在于，权力者既然为自己的方便破坏或取消了一部分规则，就消解了规则应有的权威，摧毁了尊重规则的社会传统与氛围，而这就让所有的规则都陷入受威胁的境地——这就是所谓浸润或诛连规律在起作用。
权力者固然不必对每条规则的失效负有具体责任，但不能不对全社会规则意识的丧失负有整体责任。
现在已能回答开头提出的问题。谁不要规则？权力者与草民各自都有其不要规则的理由，至少对一部分规则是如此。但唯有权力者背弃规则（即使是一部分规则），才会造成致命的后果。因此，权力者对规则意识的普遍淡化与消解，负有首要的责任。而由此又引申出如下结论：
一个社会遵守规则的水平，首先决定于权力者尊重规则的程度。
智胜规则，自有一种得意在。但那终究是自我作践，受损的是全社会。那种占了一点小便宜的自鸣得意，毫无价值可言，更是品味低下。
违规毁约，并不悖人性，实际上恰基于人性，基于人们在短视之际对自己的那点眼前小利益的贪恋。在这一点上，庙堂与草野并无区别。寄望于权力者率先示范，遵守规则，纯化习俗，至少在近期内无现实可言，那只能是监督机制稳定成形的结果。
但我们总不能坐待监督机制缓缓而来，根本不在乎“礼崩乐坏”，积重难返。除了良知、道德与社会责任感之外，大多数人尚不失一份人格的自尊。时下，“素质”是经常挂在口头上的一个词，被人讥为“没素质”，是很大的羞辱。例如，尽管人们在无风险的情况下，不在乎违规插队；但如果被某个较真而又强大的人逮住并责以没素质，那还是会因大失颜面而后悔莫及的。这一点点荣辱心，看来没什么，而且完全可能稍纵即逝，但它却是希望之所在。
正因为如此，我们还是能有所作为。且不要老说世风难移，回天乏术；也不要指望监督机制立马能就，普遍遵守规则的局面指日可待。你现在就可以通过自律来维护自己的自尊、自爱，不让自己的人格被毁于一旦。认可了这一点，守住规则，就没有什么好犹豫的了。
草民从来没有什么可以自傲。不是已从新闻中听说过，某个气壮如牛的官员就直截了当地宣称：“老百姓算个什么！”至于权力者，尤其是不受监督的权力者，当然有自负自傲的充分理由。我们的社会常常热衷于“谁是老大”的喧闹，确有一些人实实在在地认为，世间就自己是老大！那个奚落“老百姓算个什么”的官员，尤其会自认有称老大的足够底气。现在已经到了学点聪明的时候：应当明白，只有规则，才是真正的老大！任何人都要有这份谦卑，承认自己位于规则之下，即便你是天下第一号人物，也不应例外。且不说事情本来如此，就从利益上考虑，屈居规则之下，并无任何损失，唯有受益无穷。试想，你总自称老大，岂不要对普天之下的每一件事情负责，包括所有的坏事在内？如果有规则在前面顶着，至少，在出现失误时还有复议规则、从长计议的余地。
现在该明白了：智胜规则并不足取；在规则面前屈尊就范，乃是真正的人生智慧。
